“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花木兰》观后

　　艺术的表达 文化的呈现

　　——“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花木兰》观后

　　参加“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的豫剧《花木兰》基于马绍波京剧版《木兰从军》，1951年由陈宪章、王景中改编，常香玉首演而成为豫剧经典。该剧继承了《木兰诗》与徐渭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的写意性创作，将木兰塑造为一位智勇双全、披靡疆场的带有“天然”超群能力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渗透着时代的、社会的、审美的以及文化的特征，既令人心醉又令人欣慰。

　　“木兰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从北朝民歌《木兰诗》，到徐渭创作的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再到京剧《木兰从军》、豫剧《花木兰》、桂剧《木兰从军》、龙江剧《木兰传奇》、越剧《花木兰代父从军》、杂技故事剧《花木兰》和歌剧《木兰诗篇》等舞台剧以及各种版本的影视剧《花木兰》的缤纷呈现中，我们可以窥见，随着历史的推移，“木兰”故事被不断复述和演绎，以古诗词、戏曲、评弹、杂技、歌剧、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传递出一个跨度将近1500年的中国文艺故事体系。这个故事体系在包蕴民间文化精神内涵的叙事母题的感召下，从古朴天然的人物情感和美学精神，到不断附丽多元意涵与文化元素，进而构筑了艺术的、文化的与性别意识上的自我发现。明清以降，中国传统戏曲的“戏味”越来越浓。其间包括“百戏”精致化、程式化和情境化的艺术表达，也包括戏曲表演在审美层次上的提升与释放。戏曲艺术在融通了民间与文人的两重文化精神后的呈现方式既洋溢着质朴而本真的游戏精神、活泼而灵动的生命快乐，又缠绕着优雅而淋漓的虚拟表达、回旋又精湛的艺术想象。豫剧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豫剧《花木兰》因其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深厚性和艺术创作的自觉意识，在这条文化脉络中呈现出分外耀眼的光芒。具体而言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民族精神的渗透与强化。豫剧中的花木兰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外敌入侵故土家园，花木兰的第一意识是“在军籍就该保边疆”，这是“忠”；只是苦于“父年迈，弟年幼”，所以生出替父从军的念头，这是“孝”。“忠孝两全”的观念在花木兰的意识中特别强烈，剧中更是反复强化着“家国一体”的表达。比如花木兰的父亲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激励女儿也勉励自己；花木兰在“征途”一场中用“有国方能有家”的话来奉劝刘忠大哥；在“荣归”一场，花木兰向贺庭玉元帅袒露从军事实时强调其初衷是“满怀的忠孝心烈火一样”等。

　　二是民间文化的和谐与圆融。包括豫剧《花木兰》在内的所有木兰从军版本，皆脱胎于北朝民歌《木兰诗》。《木兰诗》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样态早期诗化形式的民间表达，渗透着古朴、自然的民风、民俗和民间精神。这一时期，战争频仍，呈现出曹操《蒿里行》所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现实境况，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普通百姓在这样的生存语境中，是极其无奈而又充满世事沧桑与人世悲悯的。然而，若放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去度量，则此一阶段的民族征战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整体中国”和“宏大中国”所必经的历史阶段，也是普通百姓认知个体与集体、大家之“国”与小家之“庭”的必然历程。因此，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历史沉积下来的诗篇不是同仇敌忾的悲愤，而是充满生活气息与喜剧色彩的民间精神。在木兰从军的艺术表达中，普通人面对残酷战争所呈现出来的乐观与担当、风趣与淡定，构成了民间精神那充满悖论又复归和谐的对话意识和达观情怀。故而通过木兰从军，我们更加能够理解中国从来都是在自尊、自律、自觉、自爱的前提下站立，中国人则是以喜乐的世俗精神和传奇的艺术手法去解构和超越悲苦的现实人生。

　　唱腔是戏曲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戏曲铺陈故事、塑造人物的途径与手段。豫剧《花木兰》在唱腔设计上功夫下得极深，也最为动人。慢板、二八板、流水板的灵动运用，加之常香玉这位善于学习和创造的艺术大师的探索与琢磨，《花木兰》中流淌出顿挫有序、浑然天成的唱腔与唱段，其音乐旋律更是在耐听且富有时代感的雕琢中生腾出鲜明的艺术个性。艺术表演上，范静饰演的花木兰唱、念、做、打皆精，唱腔上兼融了常派的高亢稳健，又融入了崔派的迂回幽婉，醇厚的豫剧韵味在念白、唱段中得以充分体现，艺术造诣达到了我国戏曲声乐艺术传统中的“字正、腔圆、板清、情真”的“四绝”；表演上细腻得体，神情与体态开合有度，完美地传达着巾帼英雄从闺阁之女到沙场将领进而荣归故里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