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批判与批判的权力——《曹操与崔琰》的舞台辩证法

《曹操与崔琰》剧照

　　历史剧创作常常对应着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的勃发。这恐怕是公认的事实。而我们戏剧教育、创作和演出的实际情形却常常是忽略了对民族历史这一巨大舞台资源起码的关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戏剧学院表演系2012级毕业大戏选择排演当代作家北婴的历史剧《捉刀人》，这一举动本身就带有巨大的挑战性。年逾70的林荫宇导演克服重重困难，指导中戏90后的年轻一代，把这出颇有深度的历史剧有腔有调地搬上了舞台。

　　历史剧有各种写法各种排法各种演法。正是从这些方法中可以看出对历史的态度。讽喻、影射、敬畏、质疑、翻案、新论都不失为看历史的手段，目的是要在与过去的对话中亮出立场和观点。我以为历史剧创作难以把握的也撼动人心的，就是它的当代性。《捉刀人》的创作和演出都触及到了这个根本。导演用舞台辩证法逐步实施着演出的最高任务，在我看来，这个最高任务就是“权力的批判与批判的权力”。

　　《捉刀人》取材于《三国志·魏书》和《世说新语·容止》，在传统章法中融进些现代笔触。曹操欲晋爵为魏王，与恪守正统观念的近臣崔琰发生冲突。仗义执言、刚直不阿的崔琰一句“时运啊时运，总是会有变化的”评语，被行虚靡阿谀之风的杨训不怀好意地传到曹操耳里。曹操以接见匈奴使节之机，令崔琰背“僭越”之罪从君命假扮魏王，自己捉刀在旁暗中测查……在曹操眼中已容不得姿态高贵的崔琰，他视崔琰为眼中钉，是其获取更大权势的阻力、必将被诛除的异己。“用现代意识重新占有古典题材”是原作者的本意。但剧作者始终陷于意念的矛盾之中：“既看重曹操坚韧的意志力，又惧怕他为权力不择手段的恶行；既敬重崔琰，又为他为维护一个几乎不值得维护的事物牺牲而惋惜。”执行演出的导演往前走了一步，她只想在今天的演出中告诉观众：舞台上讲述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历史故事，而是一个存在于阐释空间的历史寓言。

　　为了有效加深年轻表演者对剧本基本脉络的把握，演出更名为《曹操与崔琰》。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不过从剧名看，似乎是两个人的对手戏，舞台处理依然以意志强悍的曹操为轴心，只是把对曹操的刻画放在和崔琰的关系中去处理。曹操这个大人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历史上的曹操和舞台上的曹操联系着近现代中国的现实斗争、政治批判、文化冲突与思想启蒙。每一次对他的认识，都会依据现实需要，关联于时代思潮。郭沫若从蔡文姬的一生看出了曹操的伟大，认为他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新时期以来的知识精英从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的矛盾冲突中寻求思想解放和“人性的高度”。

　　鲁迅先生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到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正确方法。鲁迅先生以为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1994年在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45周年院庆排演《捉刀人》时，导演林荫宇观察曹操的方法是强调在人物身上的正统与反正统的思想、忠君与反忠君的思想、篡权与反篡权的冲突。今天在《曹操与崔琰》的舞台上，导演林荫宇对中国历史上这个有“不逊之志”、“重情义，然为权势可抛情舍义”的英雄再次行使批判的权力。

　　今天的舞台延续着当年对《捉刀人》演出的复调处理，此复调非新时期高调提出的“人物性格的双重性”，而是对历史的一种辩证态度。今天的舞台导演为演出的空间布局加强了节奏的主体性，节奏成为这出戏的魂魄。鼓声的运用也在其中。黑衣纵队集体“跺步”，构成序幕和幕间的贯穿动作。“跺步”似战鼓、似刀光、似呐喊、似困迫、似心跳、似讨伐，轻重缓急，张弛有度。黑衣纵队集体“跺步”这一舞台语汇，造势之余完成斩断原剧情节链条的意图——跳出情节的窠臼，突破历史故事的束缚，获得一种批判的自由。设想如果这一语汇能够直接插入舞台的必要场面中，参与对戏剧进程的评论是不是会更有效果？更有一种舞台结构语法上的里应外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