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随便一演，台下全是“座儿”，真的好吗

———从《牌坊》看北京人艺的现状与传承

　　人艺近几年的新戏常遭吐槽，细究之下，其实那些“数落”的人大多是人艺的粉丝。

　　濮存昕曾不无担忧地说：在于老那代艺术家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年代，中国话剧却最缺少观众。他们的戏演得那么好，但常常没有“座儿 (观众)”在下面欣赏。现如今的演员随便这么一演，台下就全是“座儿”。

　　林兆华曾说：“人艺的传统也要发展，不发展的传统很快就会被历史遗忘。”

　　北京人艺新戏 《牌坊》 是一部晚清历史剧，说的是庚子之变后，民族危机的时局下，一个要为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的牌坊引发的各式反应，其中尤为凸显了营造行工匠们的民族气节。

　　《牌坊》 表面上看是一部中规中矩的戏，实则有点硬伤。从戏剧结构上看，《牌坊》 是杂取了以 《雷雨》为代表的三一律式戏剧和以 《茶馆》为典范的群像式京味儿话剧的特点，而糅为一体。但这种嫁接却多少显得有些生硬。三一律的戏，人物出场极其讲究，典型的如 《雷雨》 中的鲁侍萍，在周公馆甫一亮相，便细节全出，情感充沛，潜台词极为丰富，人物前史具体而厚实，角色在台上立足稳当。而群像式戏剧，《茶馆》 的魅力在于三言两语便可勾勒出一个人物，清楚明白，活灵活现。台上一众人等，各个不同，角色感分明。

　　《牌坊》 在刚一开场就把中心事件铺陈开来，以要不要承建牌坊这个中心议题，形成一个大而严峻的拷问，实际冒有一定的叙事风险。《牌坊》里的人物大多缺少一个亮相，人物还未完成出场，上来就直接演戏。入戏太早，观众对人物尚缺少必要的情感认同。营造行的人为何对名节看得如此重？　王淑贞的不合作态度是针对清政府，还是媚洋人群？　为何一个小学徒的名节冲动反倒比大掌柜蒯鹤年还要明朗高昂？　这些呈现在舞台上的现象却缺乏必要的解释和铺垫，人物情绪和行动就不免显得生硬。

　　譬如大掌柜媳妇王淑贞，可说是一个平面化人物，一冷到底。她撂下一句话：“牌坊建成之日，就是我出家之时。”按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舞台行动和态度，但相关的背景却只是寥寥几句提到而已。这种浮光掠影的说辞，难以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人物内心世界的苦楚，也就对她的行动多少有些不解。通俗地说，就是里面有说辞，而少戏。戏足了，人物才能饱满了，真实了。

　　白荟饰演的三格格是戏里塑造得较有光彩的一个，机灵、活泼、通达，而且人也正，并无什么不妥，和蒯少朋是两情相悦。而最后却因父亲的政治立场，而被大掌柜蒯鹤年取消了婚约，让儿子蒯少朋另娶他人。

　　平心而论，三格格之父工部郎中仲祺并未犯什么大错，也不过是为朝廷办事而已。以当时的大格局，即使如恭亲王奕、李鸿章者，亦只能委曲求全。国势如此，不是单有名节就可全身而退的。坐在台下，委实为这位三格格叹一声不平。父亲错当了官，自己的婚事也成了悲剧。而蒯少朋连一声反抗都不敢说。《牌坊》 里的伦理实在让人看不懂。《牌坊》 的这种结局法，是说包办婚姻、父为子纲是值得赞赏的祖训？　还是在家族利益、国家大义面前，儿女私情就一钱不值？况且，这位三格格本人好好一姑娘，压根儿没犯什么事。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部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谓的封建意识，今天依旧很深，它甚至渗透到我们不轻易察觉的角落。

　　人艺近几年的新戏频遭吐槽，早已不新鲜。且细究之下，其实那些数落人艺的大多是人艺的粉丝。就如《小井胡同》 上演期间，一位资深老观众写了一封信给人艺，谈了自己对人艺现状的不解和痛惜之情。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闻，惊动了从院长到导演、主演等一众人等。人艺以谦逊的态度处理了这次事件，也为自己赢得了掌声。但问题却没有结束。这次事件折射的不仅是北京人艺的危机，更是中国原创戏剧的危机。

　　北京人艺是金字招牌，首都剧场是戏剧圣殿，这几乎可说是业界共识。北京人艺演员队恐怕是任何一位话剧导演都想拥有的梦幻阵容。客观地说，近几年的演出中，《窝头会馆》、复排的 《小井胡同》 《阮玲玉》 《骆驼祥子》 等戏，都还是能代表人艺水准的。但也不乏有些作品却似乎运转失常。市场打开了，国外精品频频引进，观众的眼光自然更挑剔了。

　　从内部说，人艺的艺术水准把控是不是也松了？　去年接受采访时，濮存昕坦言：“当了多年的北京人艺副院长，最令自己感到紧迫的工作是，北京人艺必须得本本分分地做艺术，不能因为票房收入高了，就去搞什么商业化，而忘了传承与创新。”

　　首都剧场的人艺大戏，是目前北京演出市场票房最稳定的。同样还是濮存昕，他不无担忧地说：“在于老那代艺术家创作力最为旺盛的年代，中国话剧却最缺少观众。他们的戏演得那么好，但常常没有‘座儿 (观众)，在下面欣赏。现如今的演员随便这么一演，台下就全是‘座儿，。”

　　老人艺的戏，《雷雨》 《茶馆》这样的重头戏差不多得排一年。次一级的戏排几个月也是家常便饭。但现在，有的大戏排上20多天居然也就上台见观众了。老人艺抠戏，就像曹禺先生改剧本会为了一个标点符号考虑几天，可谓如琢如磨。现如今，不敢奢望那种精神，但起码的精细还是要有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持久劳作来克服，但自满情绪则危害大矣。

　　拿年轻演员来说，有些搁在老人艺还在跑群众的阶段，现在已经可以在大戏里演上有头有脸的角色了。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不是也有些操之过急了？　譬如 《牌坊》 里爱说唱的赵富海这个角色，按理应当是由一个曲艺功力深厚的演员扮演，才出得了那个味儿，否则意思是搁那儿了，但没味儿，不耐嚼。

　　如何保人艺金字招牌不倒？　《周易》 里有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林兆华导演说得也在理：“人艺的传统也要发展，不发展的传统很快就会被历史遗忘。”

　　在外界看来，北京人艺的人才断层，是其发展乏力的原因之一。尤其要想办法抑制“近亲繁殖体系”对人才培养的戕害，否则人才断层可说是必然。譬如高校为避免近亲繁殖，有着一系列举措———能到北大、清华任教的，未必非得是北大、清华出，但须是全国各领域顶尖的一流学者。历史上，从北京人艺演员队里走出了不少优秀的，甚至是殿堂级导演，但这条路之外是不是还得有别的有效途径？在人艺自身脉络之外，是否也不妨从外面空降？

　　戏剧文学是一剧之本。是不是可以借鉴西方先进机制，开放剧本通道？英国的特拉弗斯剧院、皇家宫廷剧院这样的顶尖剧院每年会收到来自全世界的大约3000个剧本，他们会从中挑选20个左右排出来。入选的剧本，会由剧院组织专业演员做剧本朗读，再在艺术总监、文学管理、制作人和导演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完善剧本，以最后达到理想的适合上演的状态。窃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

　　(作者系北京剧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