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消逝的老北京城写一首挽歌

——专访北京人艺原创大戏《牌坊》编剧刘进元

话剧《牌坊》剧照 李春光/摄

　　12月24日，北京人艺原创大戏《牌坊》登陆首都剧场，并将持续演出至2016年1月24日。该剧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清朝末年，腐朽无能的清政府为保住慈禧性命，要为在1900年义和团事变期间被清军枪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修建一座纪念碑式的汉白玉牌坊，修建的任务落到了当时京城的茂兴营造行，掌门人蒯鹤年及其家族面临两难：修还是不修？四幕话剧《牌坊》 ，用三一律的结构形式，将发生在蒯家四合院里古建匠人们的抗争、纠结、妥协等呈现在舞台上。历史人物的原型姓马，编剧刘进元将其改为一个冷僻的姓“蒯” ，他解释，是因为明朝永乐年间营造紫禁城时，建筑技术的总负责人名叫蒯祥，他对这个名字印象深刻，“后来他做官了，当上了明朝的工部侍郎” 。

　　“不想提这事儿” ，恰恰为这部戏提供了创作空间

　　记者：当初为什么想到创作一部关于古建行业的戏？

　　刘进元：这个说起来话长，我当年在北大荒当知青的时候，和我同一连队的一个姓马的北京知青，有一天喝酒喝多了，聊天时说起自己家的故事。他小时候有次跟着父母在颐和园昆明湖上划船，被大人告知颐和园是他的太爷爷修建的。后来我回北京探亲，去看望他的父母。那天他父亲回到家，穿着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夹着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瓦刀、抹子等建筑工具。他父亲那个时候也很严肃，沉默寡言，我就没有跟他多聊。

　　粉碎“四人帮”后，我再去他家，他父亲话变多了，说现在落实政策了，自己成了革命干部，又回到本行了，本行就是古建行业。他那时开始给我讲他们家族的历史，从600年前明朝永乐年间开始在北京做古建行，参与营建紫禁城，康熙年间，又参与重修故宫三大殿。明清时期，皇家的工程都会派给他们家，他们再往下分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京城最大的建筑公司。老头儿说起祖上的事情总是兴致勃勃，有一天我问他，克林德牌坊是不是你们家修建的？他说咱不提这事儿，是我们家修的，那是个耻辱。不想提这事儿本身，恰恰为这个戏提供了创作空间。

　　记者：您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古建以及古建匠人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情？

　　刘进元：我是两岁时到的北京，到现在64年了。童年时，我家住在永定门大街，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童年就是在城墙上和天坛里度过的。永定门的老城楼当时还在，我天天在城墙上跑，每天傍晚，无数的燕子在空中飞，不断变换着图案，西方的太阳正在落下，是特别美的画面。天坛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脚印，坛墙上也有我的脚印，因为我进天坛从来不买票，都是翻墙进去，所以对那些古建很熟悉，虽然当时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儿。我在城墙上跑时，脚下踩的是500年前明朝嘉靖年间的城砖，我在坛墙上跑的时候，踩的是明朝或者清朝时候的琉璃瓦。我家里现在还有几块儿琉璃瓦，是从天坛捡回来的，那时候人们没有保护古建的意识，琉璃瓦到处扔。就是因为这种生活经历，我对老北京充满了感情。

　　这些年北京的古建筑，城墙、城门，几乎全部被拆完了，北京街上的牌楼，几乎都没有了。梁思成曾说，北京街上的牌楼，就像北京城的一条项链。以前东四就有四个牌楼，每个重要的街口都会建有牌楼。我小时候对于北京的这些记忆现在都没有了。如果老北京城不拆，还保留着它原来的样子，重新修缮后，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漂亮的古城，但是这个古城现在没有了，让人想起来很心疼。1957年，我亲眼看到了永定门古城门楼被拆的过程，那时候我8岁。现在重新修建的永定门城楼，像是一个赝品，不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永定门。这个戏，隐隐约约地是我给已经消逝的老北京城唱的一首挽歌。

　　没有一个人物是高大上的

　　记者：为了写这部古建行业的话剧，您做了哪些准备？

　　刘进元：我买了一些古建方面的书，也查了很多资料。因为剧里面要提到很多术语，包括一些建筑工艺，比如故宫金銮殿的金砖铺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就在戏里让演员用曲艺中的贯口介绍了金砖铺地。

　　记者：这部戏中的人物是根据原型来写的，还是您重新塑造的？

　　刘进元：牌坊是真实存在的，但人物是虚构的。剧中的角色，是根据故事来设置的。在这部戏中，没有一个人物是高大上的，都是有缺陷的，包括男一号，为了经营他们家族的产业茂兴营造厂，他要对官员行贿，这是规矩，要上下打点，做这些事情，他既是主动的，又是无奈的。

　　记者：其实您写的就是真实的人和人性。

　　刘进元：对。说到真实，就说到现实主义问题，我一直觉得，现实主义在当前或者以后的时间里，一定都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我看不懂现代派作品，如果看不懂，它就感染不了我。我相信现实主义作品仍然是有感染力的，对观众和读者有冲击力，并且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在这点上，我和《牌坊》的导演杨立新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个作品我们要求它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比如舞台设计，观众看了之后会眼前一亮：把这么漂亮的一个北京四合院放在了舞台上，原来以前北京的一个院子这么棒。北京的老四合院，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有见过是什么样的。

　　作为编剧，不要把自己的作品看得神圣不可侵犯

　　记者：您在这部戏里怎么体现京味儿？

　　刘进元：京味儿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说清楚，它不只是语言特点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味道。在语言上， 《牌坊》的台词都是用普通话，其中会有一些老北京的土话。北京味儿是一种风格，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上，北京人重义气、讲老理。写京味儿作品的作家，在我心里的代表，一个是老舍，一个是汪曾祺，两位都是我特别崇拜的人，包括后来的我的好朋友李龙云。

　　记者：这部戏的创作过程中，您觉得有难度的那部分是什么？

　　刘进元：最费劲的地方，是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戏剧冲突的构成，要围绕着这个戏的主题来做。其实做这部戏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体会，就是一部舞台作品，导演可以先期介入一度创作，我跟杨立新一直在磨合这个戏，他出了很多好主意，提出的一些问题都很关键，给了我很大启发。因为我们这样比较少写话剧的作者是不熟悉舞台，甚至不熟悉戏剧的。在磨合的过程中，也会有矛盾冲突，有时候憋得都想吵架，但是这对于戏的最终完成，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也希望这个经验其他编剧能够借鉴一下。二度创作时编剧应该也参与，这个戏排练期间我从头跟到尾，导演哪块儿想改动时，就跟我商量，演员也会来跟我商量，哪个词改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好，我觉得他说得对，就会改。在这样一部戏的诞生过程中，作为编剧，不要把自己的作品看得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