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议论付与古往今来的过客 把豪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乔羽创作谈

　　去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语重心长地作了重要讲话。习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深刻分析了生成这些现象的根源。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深入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他特别提出在创作上要处理好“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处理好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习总书记力拨雾霾，为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

　　前不久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乔羽作品研讨会，会开得很成功。乔羽作为学会的首任主席，是中国音乐文学事业的旗帜性人物。作品是作家、艺术家的立身之本。乔羽是创作过经典、攀登上高峰的大师，对他的研究应该更深入、更深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成立至今，陆续举办过十几位作家的研讨会，我大概参加过乔羽、刘薇、阎肃、张藜等同志的研讨会，后来举办的一些研讨会，因为行政工作难以脱身，我没能出席。乔羽已过米寿，为了准备研讨会上的讲话，我回忆思考了很长时间，想起不少他讲到歌词创作时的轶闻趣事。跟乔羽同志相识多年，算是忘年之交。乔羽不是那种长篇累牍、洋洋万言的理论家，他对歌词艺术、对音乐文学的许多真知灼见都是只言片语说出来的，虽然言语不多，却字字珠玑。

　　最近，我又把《乔羽文集》仔细翻阅了一遍，他写过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乔羽曾给几位词家的作品集写过序言，如陈小奇、石顺义、黄淑子等人。他写的序言都不长，文章里面出现过“已逾八百字，就此打住”这样的语句，看来是谨遵祖训“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我记得乔羽最长的一次发言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在“文革”之后《歌曲》编辑部和北京音协首次举办的歌词创作座谈会上。当时歌词作者还没有形成组织，都是散兵游勇，难得聚在一起交流研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十分热烈。最后讲话的是乔羽。那天他发言不算短，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来小时。大家听得出神，以至于午饭推迟了许久。当时因为没有录音设备，只能根据众人的记录，由王健整理出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大概算是万言了。我想如果把乔羽有关创作的言论编辑起来，应该是一本有学术价值、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乔羽词话》，也可算是当代一种《人间词话》。

　　今天在这里，我想把我个人对乔羽的创作思想和理论的认识、理解和体会讲一讲，或许能给诸位一些启迪。

　　第一，乔羽说：“歌词不是锦衣美食、高堂华屋，它是寻常人家一日不可或缺的家常饭、粗布衣，或者是虽不宽敞却也温馨的小小院落。”这话是他在《陈步春词集》的序言里说出来的。歌曲在中国是大众艺术，它有最浩大的受众群体，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歌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改革开放以来，歌曲在众多文艺门类当中一直算是相当红火的艺术。乔羽说著名诗人郭小川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对他感慨：“从来没想到歌词可以成为大艺术。”这是一个诗人的体会与心得，我看也是郭小川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获得的真知灼见。我记得中国音乐文学学会成立的时候，著名诗人艾青为我们题词：“诗和词是孪生兄弟。”所以，作为从事歌词创作和音乐文学创作的同仁们，我们不能看不起自己，我们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要有不断提升素质和创作技艺的自我要求。

　　乔羽这一辈子都把为人民作词写歌作为己任，把人们能够喜爱、传唱作为自己创作的目标，这一写就是六七十年，已经写到88岁了，值得人们尊敬，更值得我们学习。乔羽他们那一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是把“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为人民而创作”当成艺术创作的金科玉律一般来信奉遵循。当年《歌曲》编辑部组织过多少次深入生活的创作活动啊，那个年代条件十分艰苦，经费奇缺、交通不畅、时遇饥寒。搜集民歌没有录音机，全靠记谱。我记得施光南当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一台“砖头”录音机，后来有了“砖头”录音机，人却英年早逝。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今非昔比，但我们这支音乐文学创作队伍仍要自强不息，不要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们都先要做好人、再写好词，做好我们的事业。要像乔羽说的那样，在方寸之间，把大千世界表现出来。乔羽作品风格是多样的，有黄钟大吕，也有小桥流水、风花雪月。他的题材涉猎相当广泛，所以老百姓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我的祖国》、《祖国颂》、《爱我中华》、《让我们荡起双桨》老百姓喜欢，《难忘今宵》、《思念》、《黄果树瀑布》、《说聊斋》等等老百姓也喜欢。我们就是要把为人民写作、让人民喜爱作为终生创作的奋斗目标。

　　第二，乔羽说过：“歌词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写，写好难。”他这句话是针对什么说的呢？我以为是他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歌曲创作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潮，创作上出现的一些乱象而发出的感慨。中国新音乐运动以来的历史上，歌曲创作有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以抗日救亡歌曲为主流的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7年，乔羽应该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三次高潮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这次创作高潮比前两个高潮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方兴未艾。30多年来涌现出一大批词曲作者，歌词创作从业者众，队伍浩浩荡荡，但是在文化素养上准备不足，所以，显现出作品数量多但质量不甚理想的状况。针对这些现象，乔羽同志提出来，中国音乐文学学会能不能做些工作，编写几本歌词理论的、美学的书，为提高大家的理论素养和技术技巧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晚清《蕙风词话》中说道：填词造句自然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性灵流露，一是书卷酝酿。性灵是天分，书卷是学力。但“中年以后，天分便不可恃，苟无学力，日见其衰退而已”。也就是说，年轻时才气纵横，过了中年，若学力不进，亦日见衰退。或者说，人到中年以后，光靠着灵气写作不行啦，如果学力跟不上，不加强学习、不加以充电的话，那就要衰败了。在座的各位常务理事年龄都相差不了多少，我估计在大家的创作实践中，对于我上面讲到的体会应该有很深刻的认识，所以各位回去应该带动各地的会员，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会员们加强学习、补足短板、多多充电、提高素养，为我们这支队伍提高学力、提高素质多做脚踏实地的工作。我想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队伍不但可以由小到大，而且可以由弱到强。

　　乔羽说：“歌词最容易写，也最不容易写，写好难。”这也是他自己一生创作实践的感言。乔羽的歌词创作态度严谨、严肃、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创作的要求近乎于严苛。他不轻易答应约稿，也不轻易多写一字一句。乔羽最早选编的一本作品自选集很薄，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也就遴选了100首左右的作品。他一生创作不求数量，唯求质量。他曾给我写过一个扇面，书法有瘦金风韵，写的是清代袁枚的一首诗：“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这就是他终生对待创作的虔诚态度。不像有些作者，一个晚上便能写出几首词来，佳作凤毛麟角，大多数成了过眼云烟，虽辛劳却无甚硕果。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艺术作品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是针对当前文艺创作当中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这种乱象的一种指正。他希望我们在文艺创作中不要盲目地去追求数量，而应该竭尽全力去追求质量。总结乔羽的创作生涯，回顾我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有在座各位所经历的创作过程，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用写10首作品的思想情感、生活积累、时间和精力，去写一首作品，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乔羽常说自己写了一辈子东西，能够留下几句话给后人就很不错喽。这才是一个成熟词作家的理想与追求，也可以说是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长河中为自己选择的明智定位。乔羽还常说：“写啊，写啊，左一首，右一首，哪有那么多词好写？！”这句自问自答的话给我的印象也颇深。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积累、思想情感等等，能够提炼出多少可以称为哲理的真知灼见、醒世恒言，又能抒发出多少自己感动又让众人感天动地、或悲或喜的真情实感？人民需要的是艺术家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创作，无感受、无感觉、无感情的时候，还是不要动笔吧。

　　第三，乔羽讲：“不事耕耘但求收获，自然是不会有好收成的……”我记得乔羽的这句话被制作成一个工艺装饰牌儿，在一次开年会的时候发给了大家。我以为他这段话是针对当今创作过分趋于功利的现象而言。时下这种功名利益驱动的创作现象颇多，我自己也曾面临过此情此景。有些词作家、作曲家，总是在不停地写啊写啊，来者不拒，应接不暇，什么活儿都接，当然这都与利益紧密相关。作品出来你仔细听吧，完全是应酬之作，腹中被掏空的感觉十分明显。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其实，歌词创作如果完全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其结果会和当年推行的“为政治服务”一样可悲可怜。有人提出文艺创作要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这是误导。把文艺方向的指导权交给“孔方兄”，就太离谱了。因为精神产品跟物质产品大不相同，只注重它的商品属性，不注重意识形态属性，迟早要出大问题，精神产品始终需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艺术创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提供肥沃土壤、阳光雨露，风调雨顺，再加上艺术家们的勤奋耕耘，自然会有好收成。现在，不尊重艺术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只要收获，不事耕耘，拔苗助长甚至饮鸩止渴等怪现象都出现过，就连几年中要培养出多少大师、创作出多少经典之类的口号都出现过。这实际上是一些官员不正确的政绩观所致。针对这种现象，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心愿。”

　　第四，乔羽说：“人们喜欢的是新鲜可口的瓜果梨桃，而不是维生素片剂。”这是乔羽针对歌词中蕴含的思想性或是哲理有感而发的话。我们从不否认歌曲有教化的作用和功能，它可以培养情操、提升审美、陶冶性情，一首好的歌曲对人的影响久远，可以让人记忆一生。但是歌曲的宣传教育作用一定是寓教于乐的，它对人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绝不是生硬的、强加于人的说教，因为这样的歌曲很难推而广之。要求作者把政治观点、思想、理念甚至是执政要点都融合写入一首歌里，不是做不到，但是一般说来很难做好。写得好是妙手偶得、梦笔生花，乔羽、阎肃、洪源、瞿琮、晓岭等都依照这种做法写出过成功的力作；写不好则会倒人胃口，帮人倒忙。袁枚诗云：“所贵紫团参，作药无药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五，乔羽提倡：“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时尚所惑。”讲的是处理好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的关系这个老话题，但也是新问题。传统不可不继承，但是也不能被传统束缚或是不分良莠完全继承下来。观照时尚，赢取一时的掌声，但是不能被时尚所迷乱，走错道路，甚至连人生目标都丢失了。现在有些时尚艺术、流行艺术，来得快，去得也快，毋需多长时间便烟消云散，被人遗忘，这大概就是传媒所贬斥的“快餐文艺”吧。过眼烟云式的文艺多与时尚迷惑有关，所以我希望各位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认真对待并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不仅要风雨兼程、往前赶路，还需要经常性地反思自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至于误入歧途还执迷不悟。

　　第六，乔羽当年听陈毅元帅讲过：“五四以来的歌词支持了新诗。”原来我对亲身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陈毅同志讲这句话理解不深，后来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翻看了许多新音乐运动以来歌曲创作的历史资料，体会越来越深。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项举措就是提倡推广白话文和新诗。那时推广新诗的阻力颇多、难度极大，新诗的境遇十分尴尬。新诗文的出现与新音乐运动又几乎是同步而行，所以倡导新诗的教授、学者、作家、诗人们，像刘半农、刘大白、赵元任甚至包括胡适，以及后来的徐志摩、戴望舒、田汉等人，都写了不少歌词(当然他们也可能是作为新的自由体的白话小诗写的)，后来被作曲家谱了曲，推广流传开来，促进了人们对新诗的认知和普及。比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卖布谣》、《兰花草》等等。歌词因为插上了音乐的翅膀，更加便于流传，新歌词对于新诗的推广确实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一首作品能否成为经典需要时间检验，需要人民群众来检验。无论你是否愿意，我们所有面世的作品都必须接受时间和人民群众的检验。这个检验是铁面无私、公正客观、不能作弊的检验，也是唯一最终的检验。我很欣赏乔羽在《巫山神女》里的两句歌词：“我把议论付与古往今来的过客，我把豪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我们这些词作家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情、心理与心态。应该坚定不移地到人民中间去，到生活中间去，去追求发现真善美，去写出属于自己又属于这个时代、属于人民大众的精品力作。古往今来文人们还是讲究风骨的，这个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力戒浮躁虚华，不去趋炎附势，不为功利所累，把议论评审的权利留交给老百姓，留交给历史。我们应该做到而且能够做到的就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去从事创作，通过更多优秀的作品“把豪情献给风涛万里的船夫”，献给人民大众。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八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