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与爱国情愫 ——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代意义　

　　近期，由北京人艺重排的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以下简称《吴》剧)在中国上海第十七届国际艺术节上演。该剧首 演 是 在1983年，由白桦编剧，蓝天野导演，时隔32年，该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仍历久弥新，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给观众以沉思启迪和艺术熏陶，堪称一部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从动辄得咎、如履薄冰的历史剧创作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这部话剧，以其清醒的历史反思精神和“古朴的民族色彩”受到了观众好评。在当前娱乐化浪潮冲击下，在文化产业国际化竞争的格局中，该剧立足民族正史，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价值，展现民族艺术的魅力，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和时代意义。

　　有别于娱乐历史的古装戏和神话历史的所谓“抗日神剧”，《吴》 剧秉持了中国史述传统的求真精神和反思意识，在舞台上浓缩再现了吴越兴衰轮回的十数年历史。在这段历史展演中，始终以越王勾践及其谋臣、百姓的视角作为叙述视角，作为一个在历史上与越王有同样戏份的角色，吴王只是一个存在于上述人物叙述中的人物，在剧中自始至终没有出场，更没有与西施交会的机会(而按照当下娱乐剧的思维，荒淫帝王与美女西施的故事肯定会成为重点渲染的情节)。《吴》剧这种独特的叙述视角，一方面有利于节省有限的舞台时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集中传达创作者的历史意识：以越国国运的转折和越王执政观念的变化来总结历史教训，反映了民心、民意才是保障国之强盛的根本，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

　　所以该剧的标题虽为 《吴王金戈越王剑》，其实真正的主角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以更孟等为代表的越国民众，他们不仅贯穿全剧，性格鲜明，尽忠报国，在结尾更是处于舞台的前景位置，悲愤地站在大雪纷飞的宫门外，与处于后景位置寻欢作乐的越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纵横荧屏多年至今不衰的以帝王后宫为主角的某些历史剧，将皇家风流奢靡的生活和权谋机心虚夸到极致，催生了一股帝王崇拜和“穿越”潮流；而某些所谓的“抗日神剧”，歪曲真实抗战历史的艰苦性，虚拟一些神化的人物、神化的情节，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上述两种历史剧创作倾向，源自创作者没有处理好“为谁创作”的根本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的史料梳理和史实反思，只盯市场、闭门造车，不能反映真正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既没有历史意识，也没有现代精神，充其量只造出些麻痹和误导大众的精神鸦片。从这点来看，《吴》剧此次重演，无疑是对当下历史剧创作中不良倾向的一次有力反驳，同时也是文艺作品追求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较好的例证。

　　中华文明史中有许多内容已经凝练成家喻户晓的故事和典故，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活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中，成为民族共同的记忆，寄寓着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吴越春秋中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之所以在不同时代被反复讲述，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一种忍辱负重、发奋图强的精神。

　　《吴》剧在当下选择重述这段经典中国故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和反思，也是对在历史中绵延的中国精神的当代解读。为了讲好这段中国故事，剧作家当年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而且曾经在绍兴(即原越国都会稽)生活一年多，了解当地流传的关于勾践、文种、范蠡、西施等的传说和一些古代遗迹，这些接地气的工作使作者把握了文化传统的血脉，激发了作者真正的创作激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家国同构，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就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家国思想源于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古代宗法社会，对民族伦理价值观念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着一代代的知识分子舍身取义、共赴国难，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共识和荣辱判断的准绳。由家国思想衍生而来的爱国主义情操，是我们民族精神核心层面、也是最动人的内容，是民族凝聚力的所在。

　　《吴》剧最感人的地方恰是写出了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渔夫更孟一家因战乱而陷入苦难的生活，深明国强才能民富的大义，因而更渴望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他们响应越王号召，不仅努力生产，而且主动送子上战场，最后其子仲耕英勇战死，为国捐躯。剧中人物的家国情怀也是作者白桦家国之情的投射，他在谈该剧创作感想的文中提到过，古时候，面临国破家亡的匹夫匹妇的家国之情很深，并非只有现代人才爱国。1938年时，只有8岁的他也会经常为国难当头而嚎啕乃至泣血。或许正是由于诗人的这种真情投入，才使得剧中越国百姓对国家的依恋、珍惜与热爱之情，被表现得尤为动人。

　　以人民大众为主角，以爱国之情作为情感线索的文艺作品将会超越时代，超越文化、地域，具有永恒的魅力。《吴》剧的成功给我们当下文艺作品如何扎根传统、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