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莫言的原著加点儿“醋味”和“酱味”——晋剧《红高粱》观后

晋剧《红高粱》剧照

　　从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 ，到郑晓龙执导的电视剧《红高粱》 ，以及在舞台上出现的评剧、豫剧、茂腔、舞剧，都对小说原著进行了符合各自艺术呈现形式的改动，掀起了中华大地的“红高粱热” 。如今山西省晋剧院又将《红高粱》搬上舞台，是近几年来戏曲移植改编的重大收获，为“红高粱热”添了一把火。

　　莫言在《红高粱》中，借助丰富的感觉和想象，恣情尽意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高密东北乡一带独特的民俗风貌和文化形态，“我爷爷”和“我奶奶”野性、粗犷、豪放的传奇爱情，以及在抗日烽火中为自由而拼搏的本真状态，充满了对生命张力的礼赞，对生命激情的呼唤。不仅是一曲人性光辉的赞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抗日悲歌，而且寄寓了作者拯救人类文明“退化”的宏大理想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莫言把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熔成一炉，运用“复调”叙事所产生的文本意义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了错杂的话语空间，负载着滚滚洪涛般的生命气息。其天马行空般的想象，神秘独特的故事，变幻莫测的叙事结构，自由狂放的叙事语言，给人留下彻骨入髓的印象。

　　晋剧《红高粱》则扬长避短，从戏曲的抒情本性出发，从受众的审美需求出发，追求故事情节的平民化、戏剧化、传奇化，主题立意的主流化、大众化、浅显化，通过小说戏曲化和戏曲时尚化的尝试和融合，力求以另一番风味—— “酱味”和“醋味” ，挖掘体现这部名作深层次的内涵。在尽量保留原著精、气、神的前提下，根据戏曲艺术的特性和需要，对原作进行了梳理、剪裁、调整、浓缩、重组，演绎日军侵华期间中国乡民余占鳌、刘罗汉与民女“九儿”婉转凄恻的爱情经历和微妙的感情纠葛，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广大民众奋起反抗、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展示了民族存亡之际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及斑斓多彩的民俗风情，着意保留了原作的经典桥段如“颠轿”“洞房”“祭酒”“复仇”等，使故事更加紧凑，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人物关系更加巧妙。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悲壮感人的场面，展示出民族危亡之际底层民众敢爱敢恨、不畏生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自由奔放的生命激情，给人激情奔放、大气磅礴之感。

　　晋剧《红高粱》塑造了九儿、刘罗汉、余占鳌等鲜活的人物形象。“九儿”既是一位封建思想与婚姻制度和陋习的受害者，又是一位在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女强人。她对自己的爱情有着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在回门途中遭遇日本士兵要挟，镇定沉着；洞房里面对麻风病老头儿的纠缠时充满着机警，操持家业时显出刚强与聪慧，在面对余占鳌时也不失倔强与泼辣。剧本写出她成长的过程和多面个性，力图凸显她的专一、痴情。当余占鳌去当土匪杳无音讯时，她依然痴痴地等待，并向罗汉大哥吐露心声： “心上人在哪，家就在哪……我这扇门，只给占鳌哥哥一个人留着。 ”罗汉试探地问：“要是他永远不回来呢？ ”九儿流着泪说：“那我就等到永远。 ”有人认为她因怒剪撕扯膏药旗而被乱枪打死的结局不够合理，我倒觉得颇为悲壮，可以说是她从儿女情长到民族大义的情感升华的标志，从而使得生与死、爱与恨在她身上得到完美的统一，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的伟力，散发着浓浓的酒神精神。

　　罗汉是此剧的重大收获，由原来的陪衬人物上升为第二号人物，人物性格鲜明，行动线清晰，符合逻辑，入情入理，真实可信。他是中国平民百姓的代表，草根阶层的中坚，他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与人为善，重感情，爱九儿却丝毫无犯，默默地暗中保护，帮助九儿操持家务，不与余占鳌争锋。他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一员，柔软莫过溪涧水，水至不平处也高声；就是这样的老实人，面对日寇的暴行，大节不亏，宁肯被剥皮抽筋，也绝不屈服，临死之际，骂声不绝。中年演员孙昌倾情创造、台风朴实、功力扎实。

　　相互比较，原本是一号人物的余占鳌的形象却有些被淡化、边缘化。余占鳌本来是一个敢爱敢恨、血气方刚、张扬自我、不拘世俗，具有血性、粗犷而又不失淳朴善良之心的人，是莫言心仪的民间英雄。他和九儿在充满生命力的山东高密大地上，用生命谱写出一段关于爱与恨、征服与被征服的近代传奇。从他那野蛮强悍的个性、惊世骇俗的行为中展现出民族久被压抑的顽强生命力和民族精神。余占鳌一步步从充满生命活力的普通劳动者到爱憎分明、豪放不羁且具有流氓气质的土匪，再到有胆有识、无政治功利性目的的抗日民族英雄。然而在晋剧《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形象非但并没有得到充分升华的展现，反而有所削弱。他身上土匪气过浓，戾气过重，“力比多” (精神分析学认为，力比多是一种本能、力量)过剩，习惯于单打独斗，纠缠于一己恩怨，没有人生目标，缺少英雄气概，是典型的“性嫉妒”和“性专有” ，具有某些动物的特征。而在开头、结尾的戏中，他像一个幽灵、影子一样在飘荡，很难耸立在舞台上，走进观众心中。尽管扮演余占鳌的中年演员金小毅十分优秀，堪称称职，演来也相当投入，在舞台上很漂亮地完成了许多高难动作，但终难突破文本的限制。当然，余占鳌也可以是这样的人，但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人，又怎能赢得九儿的芳心，让她痴情等待呢？因此，如果说九儿这个人物的刻画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她一直对余占鳌缺乏深沉而热烈的“英雄崇拜” ，以至于第四场对余占鳌的痴情等待和流泪表白有些苍白和作秀。不知这样的设计是有意的“道德评判” ？还是无意的疏忽？ ！

　　就整体舞台呈现来看， 《红高粱》追求舞台语汇的民间化、地域化、多样化，表现手段的现代化、时尚化、高科技化。粗犷与细腻巧妙兼顾，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无间融合。让观众欣赏到别开生面的舞台风光，感受到了现代晋剧的艺术魅力。 《红高粱》的唱腔音乐固本求变，翻旧为新，在保持晋剧音乐基本元素的前提下，吸收融入了山西左权民歌、祁太秧歌和临县伞头秧歌的民间音乐元素，打造出地域特色鲜明的音乐形象。将晋剧的唱念做打与民间舞蹈巧妙嫁接，发掘运用传统椅子功、跷功等高难的特技绝活，以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含蓄婉约的舞蹈营造意境和情境。女主角“九儿”全场“踩跷” ，通过跑圆场、走台步，站、走、跑、跳，展示了“中国古典芭蕾”的特殊形式美。青年演员师学丽的踩跷功十分了得，不独展示技艺，而且有助于人物塑造，形象直观地表现身处社会最底层的缠足妇女走上抗战道路的艰难曲折。舞美灯光方面采用了高清LED大屏幕，通过三维虚拟影像技术丰富了舞台表现力。现代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晋剧艺术的结合，使全剧既保持了晋剧艺术的基本品质，又增添了新颖时尚的现代特色，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