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 普遍遭遇的悲剧

《推销员之死》剧照

　　在众多优秀的美国戏剧作品中，《推销员之死》可能是最为中国观众所熟知的一部。1983年，该剧编剧阿瑟·米勒专门从美国来到中国，为北京人艺导演了他的这部代表作，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中外戏剧交流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事件。2012年，北京人艺再排《推销员之死》，导演李六乙的新版本虽整体仍基本踏在写实的路子上，但在舞美等层面已做出了写意的、个人化的诠释。近些年随着外国引进剧不断拓展中国观众的戏剧审美眼界，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接一版得到全新解构、诠释的《推销员之死》的准备；而就在此时，德国纽伦堡剧院版《推销员之死》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此版《推销员之死》延续了中国观众既往对德国戏剧的良好印象：演员表演投入有力，导演创作异想扎实，一如德意志民族在国人心中的典型形象——既严谨认真，又激情狂放。而且此版《推销员之死》果不其然将原剧代入到当代德国语境，剧中不仅多次出现当代的音乐、服装、道具等元素，原剧中一些当初时空限定下的台词也被代换为当代德国的现状。本剧还使用了西装与服装架作为舞美的核心意象，颇有以此象征“现代文明世界”之意味：悬挂有成百件西装的十几台服装架在演出的前半段作为演员表演的对象、支点甚至场所，而至演出后半段所有西装被绝望的主人公威利尽皆扯下堆弃在地，他也在全剧的最后一刻在小儿子的扮演者手捧的柔光灯的照射下倒毙在西装堆之上，可谓是对无名小卒湮灭于耀眼而腐朽的现代文明的一次形象的图解。

　　在更深层次的主题开掘层面，此版《推销员之死》似乎有意将人设引至“躁狂化”的方向：本剧中的母亲这一角色不仅不是熟识原剧的中国观众既往理解的那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家庭妇女形象，反是一位金发碧眼、脚踩高跟的年轻女郎，且本剧一开始她的表演就颇有几分手舞足蹈、胸大无脑，她还会不时拿起话筒献唱一曲；同样，本剧中的父亲与两位儿子也表现出能量过剩的状况，尤其是回忆起昔日儿子驰骋于竞技场的那一场，三位男演员的表演颇有跃跃欲试之感；就连威利脑海中的幻象本伯伯，在本剧中也是身穿浮夸的缀满灯泡的奇装异服示人，或在蹦床上跳跃，或在闪耀的迪斯科水晶球下舞蹈，举止谈吐不乏嬉闹意味。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至剧情的悲剧性逐渐深化，剧中人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困境时，演员的表演又复归于安静。

　　此版《推销员之死》删去了一些枝蔓的情节与人物，将视点着重在了威利事业与人生的失败及其对家庭的影响；原剧中大的社会反思依旧存在，但本剧更着力聚焦个体命运的沉浮，创作者似乎在探寻与展示：当曾经喜不自胜的一家人坠入手足无措的深渊之中，将会有何等的情形。此版《推销员之死》对原剧的这一阐释，确实对中国观众颇具启发性。毕竟随着时代的巨变，曾经在30年前被国人隔岸观火地视作“展现了美国梦的破灭”的《推销员之死》，如今颇能引起共鸣。此剧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在于它并非仅仅塑造了某一特定时空的社会转型期中深陷困局的个体，它更是展现了人类无论古今中外都会普遍遭遇的一种悲剧——失败，渐进式的、内因外因共同造成的走投无路。在丛林法则盛行的当下，此版《推销员之死》可以令人生发出心有戚戚、不寒而栗的况味。

　　不过，如与近年来华的邵宾纳剧院《哈姆雷特》等德国作品相比，此版《推销员之死》让人特别眼前一亮的舞台创造、让人特别拍案叫绝的剧本挖掘还是相对有限。相比于《哈姆雷特》的每时每刻都有亮点，本剧尤其是前半部分就显得不免平铺直叙，节奏平缓，形式冗杂，内容浅易。据悉，德国纽伦堡剧院的戏剧创作于当今德国也确非一线梯队，“正常水平，略有亮点”，应是相较于其他来华的德国作品而作出的比较中肯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