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戏剧：构筑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中国话剧艺术，在民族苦难和奋起的大时代中，实现了民族独创。中国的话剧只有在适应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中，才会有自己的、光辉的前程。这是抗战戏剧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启示。

　　抗战戏剧：构筑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

　　□田本相

《放下你的鞭子》

《屈原》

《残雾》

　　伟大的抗日战争造就了伟大的中国抗战戏剧。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在战火中，中国话剧工作者同仇敌忾，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了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中。中国话剧以重庆、延安、桂林、沦陷区上海(也称“孤岛”)为 中心，形成了区域性的格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在民族危难和民族觉醒 的大时代里，中国话剧适应民族的需求、群众的需求和时代的需求，走上一条民族化的道路，将这个“舶来品”创造性地转化为民族的话剧，并攀登上中国现代话剧 的艺术峰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话剧，像中国话剧有着如此巨大的发展，有着如此辉煌的民族独创，有着如此鼓舞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中国抗战戏剧，在世界话剧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英勇地肩负起民族使命

　　在八年的抗战中，最值得我们尊敬和骄傲的是中国话剧工作者，他们以英勇抗敌、同仇敌忾、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肩负起民族解放的使命、他们为中国话剧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缔造了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战斗传统。 

　　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的话剧工作者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把话剧作为抗日的有力武器，迅速编写抗日的剧作，展开富有鼓动性的演出。最突出的是 上海戏剧界，1937年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国剧作者协会。会议决定创作《保卫卢沟桥》，8月7 日，即在上海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剧中发出了“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的吼声。近百名主要演员以满腔热情投入演出和剧务工作，演出气势 磅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怒吼，声震山河，轰动了大上海，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日夜演出，有时还要另外加演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一直 演出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

　　《保卫卢沟桥》打响了抗战时期中国话剧的第一枪。继之，以“七七事变”为题材的剧本蜂拥而来，如田汉的《卢沟桥》、张季纯的《血洒卢沟桥》、陈 白尘的《卢沟桥之战》等。1937年8月9日，南京新闻界联合大华、国民、新都、首都四大剧院，演出田汉的四幕话剧《卢沟桥》(洪深、马彦祥导演)，国民 党当局虽百般阻挠，仍然胜利演出，激起南京广大群众的抗日浪潮。

　　在全国各地，如广州、桂林、武汉、昆明、贵阳、西安等地的话剧工作者，也发动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各样的演剧队和抗日演出团体。

　　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走遍了全国，而且涉及到了东南亚一带。话剧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他们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以实际行动显示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区域性的格局

　　抗战时期形成的中国话剧的区域性格局，最集中体现出中国话剧工作者高昂的爱国情神和顽强的抗敌意志上，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有怎样的危险，他们 都奋力投入抗敌的话剧运动中去。之所以在被分割为区域的条件下，还能统一行动，各自为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区域戏剧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周恩来就是国统 区抗战戏剧运动的主帅。在他的领导下，统筹指导，分布力量，各个区域都有党的组织在发挥作用，奋起抗战的话剧团体被整合起来，使之成为目标明确、行动统一 的队伍。各个区域的戏剧根据本地的具体条件，形成各自演剧活动的特点，这样也为后来中国话剧的区域特色奠定了基础。

　　重庆作为陪都，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者，成为抗战戏剧的重镇。但是每年10月到次年5月，浓雾弥漫不散，形成“雾季”。山城遮掩在浓雾 之中，天空能见度极低，致使敌机不敢贸然前来轰炸。大自然给重庆地区的人民带来相对的和平环境。戏剧家们也乘这天赐良机，群起出动，掀起演剧热潮。于是， 自1941至1945年，各话剧团体联合起来，举办了四次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雾季公演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鼓 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由于连年演出，推动了创作，涌现了一批优秀剧作，锻炼了演剧队伍，使话剧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拓展， 演剧的艺术水准也有很大的提高。

　　抗战以后，大批文化人、文化机关和高等院校迁到桂林。于是，以它为中心，形成又一个剧运高涨的地区。最能代表该地区戏剧成就的是1944年2月 至5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这次活动的主办人有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等，到会的有来自贵阳、昆明等地的30多个艺术团体 的近千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油漆未干》等20多部话剧。这次活动，还举办了戏剧汇演、 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为抗战时期的中国话剧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并探讨了一些艺术理论的问题。

　　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在敌人包围的困境中，以及上海沦陷后，可以说创造了奇迹。于伶、顾仲彝、李健吾、费穆、黄佐临等戏剧艺术家，不畏艰险，克 服重重困难，演出了一系列的原创剧目、改编剧目，以及国内外的名剧。于伶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坚持戏剧活动，创作了《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 《长夜行》等话剧。其中以《夜上海》(1939)著名，它描写爱国乡绅梅岭春一家在沪上的遭遇以及他们逐渐觉醒，鼓足勇气，与敌人抗争的过程。在沦陷区上 海，戏剧家们除了创作一些现实剧外，还改编了不少外国名剧，如李健吾将席勒的《强盗》改编为《山河怨》，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为《王德明》，以及柯 灵根据高尔基的《在底层》改编的《夜店》等。

　　在区域性的格局中，延安的话剧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倾向革命的抗敌演剧队员，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延安的戏剧力量。同时，延安集中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上演《日出》的建 议，演出轰动延安。由此，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一段时期，演大戏，演名剧，便成为一时风气。排演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以及国内 名剧《日出》《北京人》《太平天国》《法西斯细菌》《带枪的人》等。事实证明，这一时期演大戏的做法，满足了延安的文化需要，培养了演剧力量，为解放区话 剧的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文艺活动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流行。一些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生活之后，创作出为 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如《抓壮丁》(吴雪等人编剧)；《同志，你走错了路》(1944年，由姚仲明、陈波儿编剧)，《李国瑞》(1944年，杜烽编剧) 等。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根据河北一带的民间传说，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贺敬之执笔)。

　　这些戏剧反映了根据地的现实生活，这种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主题，展现了文艺的新气象，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为解放后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演剧队——伟大的创举

　　在八年抗战中，为了适应抗战形势而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演剧队、剧宣队、救亡演剧队等，不但是一种适合战时要求的演剧体制，而且是抗战戏剧的有 生力量。参演人员长途跋涉，深入部队、农村、工厂、学校，在宣传抗日、动员抗日、宣传民主进步、启迪民族觉醒上，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他们历尽艰辛，不惜 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抗战时期的演剧队在世界话剧史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最初，1937年8月，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决定，成立13支救亡演剧队。可以说，当时中国话剧的精英多半都踊跃地参加了演剧队。第一队队长马彦 祥、宋之的，队员有郑伯奇、崔嵬、丁里、王震之、贺绿汀、塞克、周伯勋、欧阳山尊、王苹、叶子、王余杞、刘白羽等人。第二队队长为洪深、金山，队员有冼星 海、黄治、张季纯、田方、田烈、贺路、邹雷、金子兼、白露、王莹、欧阳红缨、熊塞声、颜一烟等人。一、二队主要由原40年代剧社成员组成。第三、第四队总 队长为应云卫，成员原属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第三队队长为郑君里、豫韬，队员有魏曼青、刘群、王为一、沙蒙，顾而已、吕班、俞佩珊、舒非、赵丹、伊明、叶露 茜、朱今明，金乃华、苏丹、海涛、田蔚等。第四队队长为陈鲤庭、瞿白音，队员有赵明、魏鹤龄、陶金、吕复、汪洋、舒强、张客、严恭、吴晓邦、赵慧深、李琳 (孙维世)、吴衡、吴考等人。第五队队长为左明，队员有艾叶、艾琳、仉平、宗由等人，该队原为上海先锋演剧队。第六队队长为李实。第七队队长为丁洋。第八 队队长为刘斐章，队员有石联星、王逸、许秉铎、许之乔、朱琳等人。第九队因故未能建成。第十队队长为辛汉文、王惕予。第十一队队长为侯枫。第十二队队长为 凌鹤、尤竞。第十三队队长为陈铿然。救亡演剧队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进步的戏剧、音乐、美术工作者，还有一些热爱文艺的爱国学 生。

　　救亡演剧队足迹遍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北等地，它们深入群众之中，主要演出一些短小灵活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 剧，当时最为流行的是：“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鼓动性很强，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他如《血洒卢沟桥》《汉奸的子孙》 《张家店》《后防》等。这些剧目不仅有强烈的战斗性，演出水平也较高。如舒强主演《三江好》，受到普遍的赞赏。演剧队不但是演剧队，也是抗日的宣传队、工 作队，一边演出，一边进行宣传动员，一边募款。还采取各种艺术形式，如歌咏、美术、讲演、办壁报等进行宣传工作。演剧队也是工作队，参加看护伤员、组织民 工运输军需品、挖战壕、调查户口、家庭访问等活动。  

　　第三厅成立后，有了艺术处。于1938年8月宣布成立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队也列入抗敌演剧队并将上海救亡演剧队的业务 民主、生活民主、经济民主等管理方式和民主作风延续下去，有条件的演剧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其他，还有各省市抗敌后援会移动演剧队、军队的士兵剧团和 地方上的群众演出团体以及教育部组织的巡回演出队、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的教导剧团。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曾组织两支巡回戏剧教育队，每队20人。

　　1939年夏，军委会政治部设立了分期轮训骨干的教导剧团，归第三厅直接指挥。该团的负责人为洪深，主要进行实验性的流动演剧活动。

　　演剧队体现出国共合作。而它们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演剧队不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为中国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完成了中国话 剧的历史使命。它培育了整整一代革命的优秀的话剧工作者，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话剧艺术家，并且坚持和缔造了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

　　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道路

　　话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发展，是因为中国人不断创造性地将它转化为民族戏剧的过程，到抗战时期，在民族的奋起抗战过程中，话剧的民族化有了更 大的发展。如适应大众的需求，创造了多种贴近群众并为观众欢迎的戏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如著名的“好一计鞭子” 等，演遍大江南北，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中华民族素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汲取历史的精神和历史的力量，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由此促进了历史剧的兴盛。     

　　以郭沫若的《屈原》《堂棣之花》《虎符》《高渐离》为代表的战国史剧，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 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的天国史剧，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 效果十分强烈。还有以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为代表的南明史剧，大 都是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之作。

　　历史说明，话剧只有契合民族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才能得到发展。

　　攀登上现实主义的高峰

　　充分发挥现实主义戏剧威力，将现实主义话剧艺术推进到中国话剧的峰巅，并最后形成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20世纪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为浩荡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高水 平的剧作。曹禺在30年代初一鸣惊人之后，在抗战中又大显身手，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独幕剧《正在想》、多幕剧《蜕 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成功地改编为话剧。《北京人》是曹禺创作的高峰。它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 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此时期，曹禺的创作技巧更加成熟了，人物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都在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演进着，而深刻的主题和文 化内涵就潜藏在其中。

　　40年代，夏衍的戏剧创作出现高潮。仅1942-1945年间，他就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崖》等多部话剧，《法西 斯细菌》是夏衍抗战后期的代表作。夏衍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 感状态以及灵感的复杂性。

　　在抗战中，一位年青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从1937年到1947年，创作了《凤凰城》《正气歌》 《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捉鬼传》等一批话剧剧本。《风雪夜归人》写京剧名伶魏莲生自视艺高名重，对自身的处境感到欣慰和满足。这部戏表面看写的是爱情 悲剧，实际上张扬的是人文思想。剧中的感情戏写得深婉动人，充满着浓郁的诗意。

　　宋之的的《雾重庆》创作于1940年，上演后获得了很大的声名。它写战时重庆的社会现实，渐渐消磨了一群年轻人的热情与斗志，使他们卷入为衣食奔忙的碌碌无为的生活之中，挣扎，沉沦。剧作以此揭露了社会现实的腐朽和黑暗，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与妥协性。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由于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消极抗日，因此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遂掀起一股讽刺喜剧的创作潮流。

　　陈白尘，1940年就出版了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创作了《结婚进行曲》，写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人身权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会积习， 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政治讽刺剧《升官图》，代表着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最高成就。它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 型，该剧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它对吏制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嘲讽。

　　老舍在抗战中转向话剧创作，写了大量的剧作。四幕喜剧《残雾》写于1939年，意在拂去笼罩在抗战形势下的“残雾”，把讽刺的锋芒直刺腐朽的统治。剧中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俏皮。1939年11月，该剧由怒吼剧团在重庆首演。

　　所有这些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终于形成中国话剧的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30年代形成曹禺、夏衍的诗化现实主义主流。它是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 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学的诗性智慧和中国戏曲的诗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更在奋起抗战的民族大觉醒之际，最终构筑成中国话剧的宝贵的艺术传统。

　　中国话剧艺术，在民族苦难和奋起的大时代中，实现了民族独创。中国的话剧只有在适应民族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中，才会有自己的、光辉的前程。这是抗战戏剧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