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病呻吟》：冷静悲伤的莫里哀 和我们泥沙俱下的人生

《无病呻吟》剧照

　　艺术作品一旦写就并传播出去，它就不再只属于艺术家自己。一部作品如果有机会排演若干种版本，它的生命力才算真正绽放。因其多元的释义和重组，剧作家的隐秘动机才会如同多棱镜般，折射出丰富而瑰丽的光芒。而每个不同版本的解读，都是一次全新的创造。

　　刚刚落幕的2015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之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话剧院的《无病呻吟》，极大程度上颠覆了中国观众对于法国喜剧和莫里哀作品的观念。这是一出令人渐入佳境却悲从中来的喜剧，八十分钟，兔起鹘落，阅尽人生况味。随着演出推进，一种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弥漫在剧场中，愈演愈烈；而剧作家对于人生境况的自嘲，更是贯穿着整场演出。

　　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法国喜剧家莫里哀的作品，有教科书一样的戏剧史为其定性。莫里哀一生都没有离开戏剧。他自己写戏，也自己演戏。他笔下的传世之作，在其为戏剧痴狂的一生中，并不算数量非常巨大。1672年底他带病坚持写完了《无病呻吟》，亲自扮演主人公阿尔冈。1673年2月，莫里哀在台上演到这个戏最后一幕之时，咳血倒地，溘然长逝。

　　越过时空，我们可以猜想剧作家抱病写作时，对健康的渴望与对病体的坦然，也已经化作达观的戏谑。他笔下的主人公阿尔冈本来是个健康的人，然而对于病痛和死亡的恐惧已经压垮了他。他的背部是弯曲的，头戴小帽子防止外感风寒；他谨慎地算着自己的医药费，行动迟缓，发音低沉，或许这样不用耗费更多力气，以便养生；他对于医生的话言听计从，成天灌肠；他甚至想要把女儿许配给医生的儿子，以便自己保命……这些貌似可笑的行动使得舞台上的生活变得更冗长，观赏的心理距离也使得观众们审视剧中人并发出笑声。

　　有趣的是，阿尔冈在被女仆设计装死之后，他高雅矜持的第二任妻子发出一声粗暴短促的嘶吼欢呼，随即露出了原形：她脱掉束胸，拽掉帽子，脱下衬裙，原来她是个男人。男演员喘着粗气，不再捏着嗓子唱歌剧，他粗俗而直接的形体和动作在舞台上具有相当强大的冲击力。妻子的本质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男人，剥去妆扮，暴露凶猛——这一笔设计如有神助，奇思妙想，简洁猛烈。此时，闭紧双眼的阿尔冈惊愕地起身，看着面前令人崩溃的真相，无力而痛楚地再次闭上了双眼。他被生活中如此黑色荒诞的突转狠狠击中，无力还手。我们看到，阿尔冈依赖医学，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他依赖第二任妻子，或许是他从她的美貌青春中看到生命的活力，又或许他需要这样的陪伴胜过一切，很难说他并没有意识到妻子的虚情假意，但是至少聊胜于无；他安排女儿去嫁给医生的儿子，从世俗的角度而言也并非葬送女儿前程，门当户对，又能够维护自己身体的健康，这是他的哲学……然而当女儿哀伤地对着假死的阿尔冈告白，他意识到，只有骨肉对他才是真感情，这种血脉相通的心意，让他立刻决定成全女儿。但他又不甘心地说，女婿必须成为一个医生！不必当真，至此，阿尔冈的形象已经十分丰满，他只是一个意识到人生无常的虚弱的中老年人而已。成全了女儿之后，青年人甜蜜地离开了家，而衰老的女仆在椅子上如同被猛击般垂下了头，再无生气。阿尔冈真的孑然一身了。

　　塞尔维亚演出版本中另一处令人震撼的设置，是阿尔冈的兄弟来找阿尔冈，为他的侄女——也就是阿尔冈的女儿提亲，此处用一个小男孩来扮演阿尔冈的哥哥。这不禁令观众浮想联翩，阿尔冈的哥哥究竟是否因为病痛，永远留在了童年时代？而这里究竟又是不是阿尔冈的幻觉？再追溯到阿尔冈第一任妻子的离开，难道没有可能是被疾病带走？无论是什么原因，暗涌着的生命之脆弱无力，令阿尔冈的寂寞落到了实处。

　　这出戏的舞台上，先后几次从天幕处下沙，在幕与幕之间，在扬起的尘雾中，我只看到阿尔冈和我们泥沙俱下的人生。得到自由和幸福的亲人，离开了阿尔冈，挥手作别。这沙土又一次倾泻而下，它下在女仆无知无觉的身上，下在阿尔冈的头上。而我们看到阿尔冈的后背却缓缓挺直，他对于人生的不安与担忧在这一刻消失殆尽，他从尘埃中穿过，逐渐奔跑起来；他迷了眼睛，戴上帽子，前路不明，却顽强前行，一刻不停……而作为看客，我们再也笑不出来，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每个人，最终只能独自奔跑而已。

　　塞尔维亚版本的《无病呻吟》，是极富当代性的一次解读和呈现，在北京的观众中亦引发了极大争议。艺术家们不墨守成规，勇敢地赋予了作品新的意义，提供了人物新的动机与情感依据。容纳越多可能性的作品，才越伟大。莫里哀若有灵得知，他当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