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实为至福

　 　许钧，现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研究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 话录》《翻译学概论》等。

　　如果从1980年与钱林森先生合作翻译《永别了，病妈妈》(1982年出版)开始算起，我从事文学翻译至今已经有35个年头了。我多次说过，自己这一辈子，会一直以翻译为生，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三位一体，实为至福。

　　30多年来，我翻译出版了30多部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包括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和《贝姨》、雨果的《海上劳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 华》(卷四，合译)、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无知》、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和《沙漠》(合译)、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图尼埃的 《桤木王》、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合译)、布尔迪厄的《论电视》等。几十年来，我如此钟情于翻译，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我呢？

　　我选择做翻译，可以说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的专业是法语，因此肯定要和各种形式的翻译打交道。但真正让我萌生翻译念头的，是我的法国留学生涯。 1976年，我到法国布列塔尼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我读到了很多当时在国内无法读到的当代法国文学作品，被法国语言文学的美深深吸引。出于与更多人分享美 和精神财富的渴望，我开始动笔翻译。如果要说有什么神秘力量指引我进入翻译领域，我想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对语言文字的迷恋。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文学这位 “恋人”，我的激情有增无减，这也是支撑我30多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坚持翻译的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翻译，还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不同国家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但翻译的作用并不止于双向的语言转换。 只有从文化交流的高度，才能真正认识到翻译的价值。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 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 响。在我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不能没有传统， 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和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 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通过多年的翻译实践，我认识到，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 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 子，具有创新作用。以文学创作来说，不少当代作家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都会谈及自身从西方翻译文学中汲取的养分，谈及翻译的创造性及其对他们自身创作 所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次整理自己谈文学翻译的文字，发现自己对翻译的思考主要是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对翻译的本质思考，二是对文学名著翻译的欣赏与评析，三是对法国文学名家在中国译介与接收的研究。谈文学翻译，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

　　一是翻译的态度。老一辈翻译家“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的执著精神和严谨态度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翻译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译者的主要任 务就是克服语言、文化障碍，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作的风貌与灵魂。如翻译吕西安·博达尔的《安娜·玛丽》，我要处理的是语言结构，博达尔的语言结构十分独 特，译成汉语有困难，有的结构(如名词)必须要转译成完整的句子才行。翻译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时，最大的难点在于互文性，他的小说充满反讽和隐喻，具有正 话反说和意在言外的特点，书中经常出现前后文以及不同文本的交叉、呼应。这是我在翻译昆德拉小说时遇到的最大困难。至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难度 更大，二十几万字，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翻译完。

　　二是做翻译要有研究。译界有一种说法，翻译一部书就像是在选朋友、交朋友。我们和人交朋友，自然应该努力去了解他，翻译也是一样的。我每翻译一 部书，都会进行思考，最后有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是翻译带给我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翻译了托多洛夫的《失却家园的人》、米歇尔·图尼埃的《桤木王》和 昆德拉的《无知》等作品后，写了一些研究性文字。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产生了系统研究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状况的念头，现在已经和宋学智合作撰写出版 了《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一书。在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我常常会和作者本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我和吕西安·博达尔、艾田蒲、勒克莱齐奥等就是 如此结识的。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是我很喜欢的西方作家，从1980年起我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他现在不仅是我所译的作者、我所研究的作 家，也是我的好朋友。

　　三是翻译要有原则。在我办公室挂着一位书法家朋友给我写的一幅字：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我至今仍然认为，翻译的忠实性非常重要。忠实于原著 和充分展现原著精髓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忠实于原著并不仅仅是忠实原著单词意义和句子结构，最理想的是忠实于原著的精髓，或者换句话说，是忠实传达原著的风 格和风貌。风格问题一向是文学翻译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作者的文字风格是由词语的调遣特征与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段的选择与使用等 等表现出来的。所以要再现作者的风格，译者就得从炼字、遣词、造句等方面去做。比如傅雷就认为“在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因为他认为“风格 的传达，除了句法以外，就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传达”。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翻译活动有其主体性，纵使译者有良好的主观愿望，要求他百分之百忠实于原著从客 观上来看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忠实与其说是一种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态度、一种追求。态度端正了，也许不一定能够实现充分展现原著精髓这样的结果，但态度 不端正，没有追求，译作一定不会尽如人意。

　　反思走过的文学翻译之路，也会留下很多遗憾。读者朋友的宽恕与鼓励，对我而言，便显得格外珍贵。

　　译  文

　　永恒轮回是一种神秘的想法，尼采曾用它让不少哲学家陷入窘境：想想吧，有朝一日，一切都将以我们经历过的方式再现，而且这种反复还将无限重复下去！这一谵妄之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永恒轮回之说从反面肯定了生命一旦永远消 逝，便不再回复，似影子一般，了无分量，未灭先亡，即使它是残酷，美丽，或是绚烂的，这份残酷、美丽和绚烂也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对它不必太在意，它就像 14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尽管这期间有30万黑人在难以描绘的凄惨中死去，也丝毫改变不了世界的面目。

　　若14世纪这两个非洲部落之间的战争永恒轮回，无数次地重复，那么战争本身是否会有所改变？

　　会的，因为它将成为一个突出的硬疣，永远存在，此举之愚蠢将不可饶恕。

　　若法国大革命永远地重演，法国的史书就不会 那么以罗伯斯庇尔为荣了。正因为史书上谈及的是一桩不会重现的往事，血腥的岁月于是化成了文字、理论和研讨，变得比一片鸿毛还轻，不再让人惧怕。一个在历 史上只出现一次的罗伯斯庇尔和一位反复轮回、不断来砍法国人头颅的罗伯斯庇尔之间，有着无限的差别。

　　且说永恒轮回的想法表达了这样一种视角，事 物并不像是我们所认知的一样，因为事情在我们看来并不因为转瞬即逝就具有减罪之情状。的确，减罪之情状往往阻止我们对事情妄下论断。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 我们能去谴责吗？橘黄色的落日余晖给一切都带上一丝怀旧的温情，哪怕是断头台。

　　不久前，我被自己体会到的一种难以置信的感 觉所震惊：在翻阅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时，我被其中几幅他的照片所触动。它们让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好几位亲人都死在纳粹集中营 里。但与这张令我追忆起生命的往昔，追忆起不复返的往昔的希特勒的照片相比，他们的死又算得了什么？

　　与希特勒的这种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所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许钧译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