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三孔桥》：世事变迁 此桥曾知

伊斯梅尔·卡达莱

《三孔桥》中文版和阿尔巴尼亚文版

　　1377年3月，被诅咒的乌亚那河上准备造一座石桥，消息不胫而走，怪事随之而来：吟游诗人四处传唱水中神明对石桥的愤怒；桥上也莫名出现可疑 的缺口与划痕；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暗示人们为拱桥奉上祭品；面目阴沉的造桥人、突然消失的传说搜集者、被埋在桥墩里的人……这一切都使石桥蒙上神秘的面 纱。围绕拱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吉恩修士，决心还原事情真相，将一切缓缓道来。

　　《三孔桥》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位处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南，乃“欧洲的门户”，连通欧亚，自古战乱频仍。14世 纪，巴尔干地区封建公国林立，这个时间节点本身也昭示着全新时代的来临。文艺复兴的脚步声响起，一批以威尼斯为首的城邦，依仗亚德里亚海的地理优势迅速崛 起，金融贸易不断发展，银行雏形出现，封建时代上方亮起资本主义黎明的第一抹微光。借用小说中建筑师的一句话来说，“一个新秩序……将引领世界前进好几个 世纪”。

　　了解这些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我”口中“时局动荡不安”的含义。14世纪的阿尔巴尼亚，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欧亚的交汇处；从历史进程上看，是新 世界与旧世界的衔接点。作者在小说中写道，一座桥为“两岸所共享”。它是途径、是媒介、是两种状态间的过渡。《三孔桥》讲述的是一座桥的故事，可这座沟通 两岸的石桥偏偏又同时处于时间与空间的交界处，如此，便让桥的形象显得耐人寻味，透出某种隐喻的色彩来。

　　通过小说布局也可看出桥的作用。小说所有情节都围绕三孔桥展开，石桥引来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为他们提供交流或冲突的舞台。而故事的主人公 “我”，得益于“僧侣”、“翻译”的双重身份，事实上充当了不同人物的中间人和见证者。作者通过“我”的视角，以拱桥为中心，展开各种矛盾。

　　首先是“我”所在公国的统治者斯特莱斯·戴·吉卡伯爵与其他公国首领以及土耳其人之间的冲突，即数个小国与一个强大帝国之间的冲突，这具有某些 象征意味。作者突出了伯爵面对强敌所表现出的天真、贪婪、自私与懦弱。这些公国领主为一己私利雇佣土耳其军队，引狼入室；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又轻易举起 白旗，全然不知此举已经“掘好了坟墓，为国家，也为自己”。

　　如果说阿尔巴尼亚亲王们与土耳其帝国的矛盾是传统的政治矛盾，那么“渡船与木筏”和路桥公司之间的冲突就代表了全新的商业战争。透过主人公的双 眼，我们看到两个风格迥异的商业使团。“渡船与木筏”的人说着流利的拉丁语，做事井井有条；而路桥公司的代表则面色阴沉、言语杂乱无章、做事颠三倒四。但 无论哪一方，都在“用做账的双手操纵阿尔巴尼亚的传说”，他们不在乎崇高与美，惟一关心的只有高于死亡的利益。他们带来的“新秩序……根底都浸在血里”， 和过去的野蛮制度并无二致。

　　还有代表过去和现在的两代人观念上的冲突，老阿伊库娜和造桥的工事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前者是虔诚的信徒，面对石桥不住咒骂；而后者则坚信这座石桥将带来全新的世界，为此不惜“在石桥上洒上鲜血”。

　　所有冲突都围绕石桥逐渐展开，作者将不同层次的矛盾穿插于拱桥建设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交织成丰富的网络。虽然小说篇幅短小，主线也并不复 杂，它探讨的主题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时事，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兴衰与认同，人的自由与归属感等方面。

　　我们往往认为历史会在某个节点发生突变，新世界会如同雨后春笋，从旧世界破土而生。但小说却揭示了其中的矛盾所在。造石桥对于当地人而言可谓百 年难见，但生活却在日常的平静与反复中消磨掉了变化带来的紧张感，只在几个节点让人们意识到变化的存在。直到桥造好那天，人们才仿佛恍然发现似的，目瞪口 呆。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变化的存在，困惑于未来究竟会怎样；另一方面，周而复始的生活又让人感觉不到变化，变得麻木。正如小说中所写，有一天，顺流漂来 个溺死的人——但在人们的记忆里，这件事似乎发生在去年，时间只是停在原地不停打转。

　　作者也安排了人物与变化带来的无所适从相对应：傻子吉洛什。在《三孔桥》里，角色的个性常常会让位于他所代表的一类人的共性特征。傻子吉洛什便 是人们困惑、迷茫、不知所措的具象化，疯疯癫癫却似乎总在不经意间戳破真相。傻子吉洛什第一次出现便和“普通人”并举，这种对比一直持续到小说结束。人们 认为傻子的行为是荒谬的，却意识不到自己不敢过桥的举动同样可笑。种种描述似乎都在暗示，身处混乱与动荡之中，正常和疯癫已失去了区别，夹在两种状态之 间，陷在冲突的漩涡里，怎样选择都显得异常而荒谬。

　　虽然作者在开篇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试图“记下一段历史”，读者却不能因此把《三孔桥》当作浅白的纪事。作者不仅要讲述一座桥的历史，还要分析由它 牵引出的矛盾和折射出的心态。虽然小说通篇波澜不惊，言语朴素简练，却处处透露出含蓄的机敏与讽喻，值得慢慢咀嚼。当作者谈起“一场闻所未闻的……明码标 价、有印章和利率的死亡”，或“执拗地待在生死之间”的墙葬人，这种表述充满隐喻、象征或讽刺的内涵。

　　《三孔桥》中不乏悬念，表面上看，这些悬念略显浅显，总被作者迅速戳穿。可细细阅读便会发现，悬念与其说是刻意而为之，不如说是情节使然。作者 无心与读者玩智力游戏，却利用独白、对话、叙述、描写、回忆相穿插的写作手法，在营造悬念与戳破真相的张弛中把握全书节奏，将读者牢牢吸引。这无疑体现出 卡达莱成熟、非凡的小说艺术。

　　《三孔桥》的另一个引人之处是神话传说与现实的结合。这种写作手法几乎已经成了卡达莱的标志：《错宴》里，“死者赴宴”的传说始终与小说主线相 交织；《谁带走了杜伦蒂娜》正是以康斯坦丁从坟墓里出来带回远嫁他乡的妹妹为线索，这个传说在《三孔桥》中也有提及；而《三孔桥》中，三个泥瓦匠共造一 城，为城堡献上祭品的“墙葬”的传说，则反复出现，一次次改头换面，推动着情节的发展。诚然，融合虚幻与现实的手法不是卡达莱的专利，卡夫卡、马尔克斯都 是此中高手。但《三孔桥》的特殊之处恐怕在于，卡达莱并不想用传说淡化现实，用神话模糊当下；没打算用神话把故事从现实的土壤中抽象出来；相反，在他眼 中，传说更像是古老的种子，需要在现实的土壤里发芽。因为对作者而言，巴尔干的神话传说不仅是叙述手段，更是小说叙述的对象本身，是小说的一部分，更是阿 尔巴尼亚历史的一部分。《三孔桥》里提起墙葬的传说，特意结合阿尔巴尼亚语中“拜萨”(Bessa)一词进行阐述。“拜萨”是阿尔巴尼亚文化中一个重要概 念，意味着承诺与守信，是这个民族重视的品质。(这个概念在《错宴》等其他小说中也有出现)如此，神话便不再是单纯的虚构，而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价值理念 联系在一起，表达他们生活中的惶惑与坚持，他们对信誉的重视，以及他们对脚下土地的热爱。

　　回到了最开始的问题：如果小说中的石桥真有所喻，那它代表了什么？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开放性的问题，作者借主人公吉恩修士 之口给出一个答案：“我做这一切，只为我对这土地的爱。”石桥喻指的或许就是阿尔巴尼亚，位处东西方之间，正在经历历史的变迁。而在故事最后，作者又说， “我”与被埋在墙里的人挺像的。同石桥一样，阿尔巴尼亚也需要一个祭品，好让历史不至被抹去，真相不至被扭曲。吉恩修士自愿献上自己，为的正是如传说的真 义所言，一切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与牺牲。

　　卡达莱围绕石桥铺陈矛盾冲突，又费尽苦心将古老的传说移植到现代的土壤，他的理由和目的，或许正在于描写一个真实的阿尔巴尼亚，把那儿的人民和 历史从神话的外衣中剥除，还原他们的本来面目。时光流逝，世事变迁，但此桥曾知，卡达莱通过文字构建起桥梁，记录阿尔巴尼亚的历史，让它们不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