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杆“女性主义”的秤

　　奥利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真正走进女性主义者们的视野，应是上世纪后半叶的事了，她们突然意识到这个看上去确实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其实是以一位女性的牺牲和落魄作为大前提的，且一手将其缔造出来的，竟然是一位在文学史上地位挺崇高的男性作家。一个清贫无名的女子爱上一位风华正茂的作家，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差距悬殊的，即使这女子本人，也会对自己的家世生活等等产生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所谓的矜持，所谓默默无声的爱，那些外人甚至是作者赋于这女子的种种美好，在她们看来不过是她自卑的衍生产物，如果她不是贫家女，她有与他相当的各种条件，她尽可以大声说出自己的爱，没什么好害羞的，爱并不是让人害羞的东西，如果爱让人害羞，那只能说明你爱得不够或者爱得不对，矜持是对弱者的讪笑。

　　第一代女权主义者们的“革命”，基本是建立在重拾女性尊严、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地位的这一基础之上，所以其内在逻辑，多少有反对女性特征、漠视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与男性自然存有差异的成分。比如，波伏娃就曾非常鄙视女性的子宫，认为子宫是造成女性弱势地位，被轻视乃至践踏的“罪魁祸首”。所以，她们自然会认为小说中那名女子在卑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爱，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也许这自卑并不是她自己要的，而是命运给她的劫难，但这多少是出于同情主义者们自以为是的美德。自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弱者的自我保护，是为自己的开脱辩护，甚至是一种武器。只是这武器是一把双刃剑，伤人伤己。这显然是弱者们的最后一搏，以同归于尽为终极目标，于是便有了那封来信。可悲？毋宁是可怜，甚至是自私。而作者茨威格以男性身份去看似有情却无情地书写一个女人的卑微，甚至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影子融入作品中男作家的角色中去，这是个什么居心？如果只是女人自轻自贱，尚能容忍，但若是男人伪造了一个女人以满足其意淫的需求，那毋宁是瞅准了女权革命的尾巴一脚踩下去，简直天理不容了。

　　时间向后挪了几十年，来到又一个新世纪，由中国女导演徐静蕾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并获得国际大奖。是时，老一辈的女权主义革命家们大多归于沉寂，她们显然意识到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将女性去女性化，而是让女性成为自己却不至遭社会意识形态的左右。电影在这时候上映，导演又同为女性，笔者料想对小说观念上的理解和诠释，也应与时俱进。但电影对原著最大的改动，竟然是女主角没那么惨了，虽然过得也并不好，但明显没有茨威格所写的那么悲惨。电影里的女子显然更有知识(她读过大学)，更有钱(她被军官养着)，更有些地位(她不再是高级妓女，而是交际花)，这些变化虽然看上去不大，但也明显是在有意提高她，加之徐本人便缺乏那种落魄的气息(也因为她有矜持的特质？)，更显得女主人公境遇之大不同。相对的，作家也不再高不可攀了，原著里的作家简直像神一样完美，即使是花花公子也不能减弱他的优质形象；但电影中作家的扮演者姜文显然没有多少作家的气质，简直是刚从西北黄土高原里跌跌撞撞跑出来的，即使西装革履也还是不大协调。也许徐是希望通过缩短男女主角的差别来带给陌生女子更多的尊严，希望这场爱情可以平等一些。

　　这就是新女性主义的立场吗？通过提高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外在条件，比如豪车大房高收入、有才有貌有学历，来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地位，从而得到异性和社会的尊重？徐作为女性，理应知道女性于现实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不但不反思，反而在文艺作品中对此加以表现，这到底是女性的自我解放，还是自我束缚？如果女权主义先驱仍活在世上，她们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呢？

　　反观近百年前的原著，撇开其社会性单看文学性，不得不承认着实是描绘了一种极致的人生，即使这人生是因爱而卑微的人生，是自怜自艾的人生，但也是一种极具文学性的人生。在文学纯度极高的爱情故事里，爱就是虐恋，就是卑贱，就是受辱，就是疼痛。莫索克著《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谷崎润一郎著《春琴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为爱而自愿糟践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以此来获得另一种精神上的满足甚至崇高，《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与之比起来，不知柔和隐晦了多少呢。

　　所以，真正的女性主义或许并不是作为一种范式，告诉你应该怎么去爱，怎么去活，怎么去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应是一种自由，即身为一名女性，只要是出于对自我主体的认同，不论如何去爱，去活，去体现价值，都理当获得理解和尊重。而文学作品作为一个由语言构成的自在世界，其经典性也即是体现在对人作为一个主体的绝对尊重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并不矛盾，不是吗？ (陈嫣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