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异乡人

　　大地上异乡人的求索
　　儒帅哲师在这部《大地上的异乡人》序言的标题中，即已明白地向我们宣告：生命、存在、家园，乃是诗意贫困时代我们应思的事情。正是以这种反思时代，勇于道说的精神，儒帅哲师在新千年的中国第一次经由自觉的创作实践把小说引向了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因为这种思的自觉性，《大地上的异乡人》不仅仅是文学家式的描摹、寻找和希翼，并且更多蕴含着思想者的追问、解蔽和道说。儒帅哲师正是以此种方式将这部《大地上的异乡人》汇入贫困时代的大语境中。 
　　这部小说以对生命、存在、家园三大主题的探询来统领全篇，在每章的开始又皆以海德格尔的道说为引语，明确地揭示出世界黑夜的贫困处境，并提示了超离贫困的可能性出路。然而，小说却并不是对每一引语的简单图解，事实上小说中的几位“异乡人”在文本结束时虽然皆在迷茫中寻到了某种相对的安宁和希望，但作者并没有让他们达到真正的澄明彻悟的高度，他们的漫游并没有结束，他们仍将迎着世界黑夜时代隐约乍现的曙光继续摸索着前进。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作者以沉思者的姿态和高度对贫困时代大地上精神漂泊的人类的一种悲悯、关怀、召引和希翼。作者在这种终极关怀中描摹和思索了大地上异乡人的精神困境、心灵震痛、四方求索和可能的出路。  

　　1、 荒诞虚无的现实困境
　　第一章、生命：漂泊无根的引语——安居的真正困境，先于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也先于地球上的人口膨胀以及产业工人的生存困难。真正的安居的困境在于凡人一再地追求安居的本质，在于他们必须事先学会安居。如果人的无家可归正在于此。那么，人为何仍旧不把他安居的真正困境当作困境来思呢？ 
　　在诗意贫困的时代里，一切都沦为了有意贯彻意图的对象化活动，人们在这种对象化的追求中迷失自我、遗忘了本真的存在。社会在贯彻意图的话语中逼迫着规训着存在者，加快加深他对本真之域的遁离和遗忘。作者以中秋节团圆夜的象征隐喻了现代人被外物所占有，精神流离失所的现实状况。然而，少数人却在黑夜中觉醒，意识到了现实生活无意义的虚无和荒诞。苏芸欣因为虚荣和虚无飘渺的明星梦而错过了唯一的真爱；楚濂抱守现实功利的人生理念在社会规训的机器中打拼挣扎、耗费着青春年华直至病倒；唐宇翔在一次次的亲身体验中意识到学校的荒谬、社会的无情、一切价值的虚无。他们成了生命被抛的尴尬存在，在贫困时代的大上地无家可归，漂泊无根。他们在孤独中意识到了某种叛离、漂流、寻找的必须，然而仍不知道所寻何物，只有在企望和等待中迷悯茫然。  

　　2、深渊深处的精神危机
　　第二章、存在：诸神隐退的引语——不光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的光辉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 
　　海德格尔说现时代的一个本质性理解即是弃神。不仅上帝和诸神被当作虚构出的人格神而取缔，而且上帝和诸神所代表的超感性世界，至善、神性、信仰也被科学、理性的实证、经验的形而下法则所逐一消灭。人从世界一体性中跳将出来，以测度的眼光打量一切、算计一切、谋求一切，又或者手握解剖刀宰割一切，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总之，是以人为中心建构世界或拆解世界的积木游戏。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弗朗索瓦痛苦地发现西方文明在把世界变成图像和拆解图像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游戏中，并没有从本质深处真正地亲近人，改善人，拯救人类失落的精神。怀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质疑，对形形色色后现代理论的失望，弗朗索瓦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寻找东方文明的救赎。先是为苏芸欣超脱世俗的孤独所吸引，后又到西藏密宗中寻找精神的解脱。然而西方人果能在东方文明中得到彻底的解救吗？海德格尔明确地表示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他的拯救都还无救。于是西藏是否就是弗朗索瓦漂泊求索的最终归宿也就成为存有疑问的未知数了。  

　　3、 终有一死的人
　　第三章、家园：诗意栖居（上）的引语——因为栖息说到底就是：人在大地上逗留，在“这片大地上”逗留，而每个终有一死的人都知道自己委身于大地。 
　　小说中的贝雅齐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超现实性人物，她引我们想起但丁那早夭的意中人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在《神曲》中成为引领诗人上升的永恒象征。《大地上的异乡人》中的贝雅齐同样是指引诗人漂泊灵魂的灯塔。在人们忙着计算、筹划、占有的忙碌的时代，贝雅齐却因为身患绝症早早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终有一死，意识到了不受外物沾染的生命主权和存在。于是反而向死而生，获得了与大自然的亲密交融，赢获了本真存在的诗意栖居。并且实现了在亲人的帮助和配合下与大海边遭遇的爱人出逃私奔的梦想。并且在生命行将终结之前鼓励诗人林远道结束漂泊，回返家乡。 

　　4、 天、地、人、神的世界一体性
　　第三章：家园：诗意栖居（下）的引语——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惟当人以此方式测度他的栖居，他才能够按其本质而存在。人之栖居基于对天空与大地所公属的那个维度的仰望着的测度。 
　　凡人何以无处安居呢？莫非不可知处竟存在一方可供诗意栖居的乐土吗？并非如此！安居首先在于心灵的思悟。凡人无家可归乃在于他把自身抽离出世界之外，这是一种剥离天、地、人、神四重一体性的自我放逐。因此凡人安居的方式就在于把四重性保护在它的本质之中。当今的西方文明无论把世界当成构建的图像、还是抵解为一片废墟，皆是以人的立场观察、规制、毁弃世界，而绝不使人本真的入于世界一体性之中。因此，在小说中，当林远道（林清显）面对陷于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中迷惘失落的唐宇翔时，便坚定地向他宣告了神性的不可遗弃。因为凡人必须在神性的召唤中，才能拯救大地，接受天空，学会死亡，在互成本质的四重一体性中与万物同中，获得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5、 灵魂的漫游与还乡
　　《大地上的异乡人》全书的题辞——他通过向异乡的漫游预先成为遥远的东西，而一种返乡在它变成回家时，能够接近这种遥远的东西，那近乎本源的栖居本身必定起于这种接近。 
　　诗人林远道在贝雅齐的自然引唤下，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漂泊与漫游生涯，开始了精神还乡的旅程。他首先希望通过找寻错失的爱情获得港湾和归宿。然而时光已逝，追寻留恋过往无济于事。人必得把握现在和未来才能赢获安居。于是诗人终于告别过往，去追寻贝雅齐代表的理想、永恒、艺术的召唤。全文在不知虚实的谜一样的梦幻场景中结束。诗人果真能够找到贝雅齐吗？贝雅齐所代表之物果真是他的归宿吗？我们还不得而知。同样，苏芸欣在童话中能够得到心灵的安宁吗？弗朗索瓦能够在西藏获得灵魂的解脱吗？唐宇翔能够走出自己，迎接新生吗？他是否会重复林远道曾经走过的道路？我们都还不得而知。作者只是表现和描绘了一种贫困时代乍现曙光时的人世状态。少数先觉醒的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开始思索自己的无家可归，在漂泊、漫游中寻找家园、信仰、心灵的栖息之地。他们还要走更多更远晚艰难的求索道路。 
　　……
　　在西方，昆德拉第一个将诗与思引入小说的艺术创作之中。昆德拉称其终生的事业乃是“勘探人类被遗忘的存在”，这勘探的方法便是“思考一个故事”，而小说所勘探的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是“作为美去发现的”。在其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即用“轻与重”、“灵与肉”的诗意之思展现了欧洲个人和历史的存在失落状况，最后用“牧歌”展现了“人，诗意地栖居”的美好愿望。然而，昆德拉的小说仍是充满着荒诞（“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的典型的贫困时代的文学。昆德拉的小说仍处在提出问题，在解蔽中探寻，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相对安宁的阶段。由于20世纪思想界对本体论的普遍质疑和拆解，20世纪文学亦深陷本体论的虚无和缺失之中，此种虚无和缺失昆德拉亦不能出其外。事实上，昆德拉并没有也不准备从本体论、神圣论方面领悟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诗之创建。因此，昆德拉并没有通达贫困时代的本真自由之途。 
　　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执于两端。 
　　第一种，外迷于外部历史性的话语建构或反向拆解，而不能真正地切近和思入人之本身；第二种，内迷于内在个人的迷惘经验或颓唐游戏，不能整体性地审视和思索人类的生存境遇。 
　　20世纪前半业，鲁迅超越他人地思索了世界黑夜时代人对生命主权的遗弃，人之精神意志的日益贫困和衰弱，并且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大声疾呼；20世纪后半业，王小波超越他人地思索了诗意贫困时代人对本真存在的遗忘，人之诗意精神的日渐衰微和贫弱，并且提出了“智、性、趣”的三大召唤。 
　　鲁迅、王小波与昆德拉一样，都是在非本体论、非神圣论的意义上涉入了尼采、海德格尔对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批判。而在新千年的今天，儒帅哲师第一个尝试着以真正的哲思的方式把小说引向本体论的思考，超出个人性的经验和外部性历史叙述，把文学引向对人类在于其中的大时代困境的思考。  
　　——选自廿一行《小说——走进贫困时代的诗意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