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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意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6月07日10:02 来源:文学报 张大禄

    大多数情况下,我是不看当代国内写的所谓文学批评的,无论是在阅读与此有关的文学作品之前还是之后。之前看,并不能引起我的好感,之后看,多数情况下会使我感到沮丧。
   当然,一些经典的或零星的文学批评除外。上学的时候,格非老师讲本雅明,他带领大家析读《讲故事的人》,之后我便不自觉地沉迷于列斯科夫,记得那个课堂之后的好几个夜晚,我和小伙伴在路灯下一边朗读《巧妙的理发师》一边大声地笑,后来因此还把大部头的《大堂神父》给读了,那种天真自然的民间气息至今犹不能忘怀,显然,这是本雅明的文学批评给予的审美上的引申。那么,阅读文学作品之后呢?前两年,我无意间沉迷于阅读劳伦斯,然后几乎看遍了他所有的翻译过来的作品,因此还在旧书网上购买到了他的英文版的诗集。搜罗殆尽之后,不免想要更深地了解,于是翻阅各种所谓批评和研究。几个研究劳伦斯的小册子,都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还在网络上看到牛津大学Catherine Brown的公开课,她讨论劳伦斯、弗洛伊德甚至和宗教之间的深邃关系。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是印象全无。最近,读到英国作家杰夫·戴尔的《一怒之下:与劳伦斯决斗》,这本谈不上小说也谈不上散文的“文体上无法归类”的作品,使我感受到作者的真诚,或者说,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的魅力。
  其实,文学批评并不神秘。杰夫·戴尔曾经引用乔治·斯坦纳的话说:“对艺术的最好解读是艺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对它的批评也仍然需要一种属于艺术的语言。正如劳伦斯所说,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使得文学故事的复活。一个纯理论化的毫无生机的文学批评并不能给人们以文学应该有的启示,这些年来,为了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以容或更多的教授和研究生,为了推进日益艰难的文学研究以完成各种项目和科研成果,或者,为了某种奇怪的野心饥不择食地到处跨学科寻找材料,我们习惯于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地理学、性心理学、伦理学等各个层面研究或解释文学,但结果是,它更多地不过是这些学科的刀俎上的一块肉而已。真正的文学批评应该是能够理解文学,能够与这个文学作品对话,能够把握它的灵魂而将其转化为另一种全新的可以与之亲吻的文学创造,无论是对他灵魂的美的把握还是对它的缺陷的刻毒的意味的升腾。而即便使用那些辅助性的学科手段,它们也不是文学批评或研究的目的,而是首先容或在这样一个带有宏大气息的文学表象之中,并成为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和谐存在而已。
  最近在看奥地利作家伯恩哈特的作品,他在《历代大师》中历数了他所敬仰的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画家等等)的致命缺陷,他说:“我们真正喜欢的书只是那些不完整的、杂乱无章的和茫然无助的。”这才是艺术的真实所在,“我们要去反复听巴赫,听出来他是怎样失败的,去反复听贝多芬,听出他是如何失败的,即使莫扎特,只要我们反复听, 也能提出他是如何失败的”。这些缺陷者、失败者、局部者,恰恰构成艺术的本质所在,只有在批判中才能建立对这些艺术家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敬仰。正如绘画,他说,一个批评家面对艺术品是“一位谦虚的启蒙者、讲述者,他让艺术作品向其观赏者敞开,而不是通过胡说八道将其封闭”。(托马斯·伯恩哈德:《历代大师》,马文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
  然而,在我们的文学批评环境中,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不用说别的,首先, 就连“文学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开始变得十分模糊起来。在这个浮躁、数字化、以读文学为无用而引以自傲的社会,这显然是一种“知识障”在作祟。在文学中,大多数研究者或批评者已经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和灵魂,只是作为一种看起来很严肃的学科在研究。结果,这种僵硬的隔靴搔痒的文学阅读或者进入办法,自然导致僵硬的、急切的肢解和分析的破碎后果。我们常常在很多文学批评中,看不到人,看不到生活,看到的是,更多的自以为是手段高明的蠢货,在卖弄着他所知道的一切前沿的研究,然后扬言自己是如何高明地推进了他们的研究。这种“滚雪球”式的研究办法,已经使得文学作品最初的生命力的绿色幼苗扼杀在冰冷的“雪球”核心,然而,他们仍然枉顾所以,孜孜不倦地,著作等身地戕害着原本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用杰夫·戴尔的话说:“你将它送入坟墓然后去参加学术会议,那儿聚集着几十个别的学术掘墓人想要杀死里尔克并把他送入坟墓。”(杰夫·戴尔:《一怒之下:与劳伦斯搏斗》,叶芽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2月)
   目前,我们大多数的研究者不屑于就文学而谈文学,他们认为那样太浅,太感悟派,太不时髦,太不足以构成框架,也不足以撑起他们实际上已经死亡了的根系框架。这是现在文学研究界的误区,也是批评界的误区。记得笔者在学校参加有关鲁迅研究的论文答辩的时候,对我的论文提出最多质疑的便是:文本分析很细腻,但缺少一套完整的政治文化体系,以至于结论太弱,不足以推进新的理论成果。我曾反驳说:在我眼里,鲁迅首先是一个文人,其次才是别的。另外一个参加答辩的教授满含鄙夷地冷笑说:什么是文人?我说:文人就是文学本位,不是政治的、历史的、理论的,后者只能被囊括其中,但不是目的。这些文学理念上的遭遇,恰恰使我感受到了文学正在从“研究”的夹缝中丢失它本来的意义: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人”。作为批评主体的学院派研究者,他们占据着足够的阅读视野和阅读资源,却缺少了最起码的艺术感知能力,文学的教养者如此,更不用说大批的文学研究生和普通的文学教育的接受者。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不能够理解文学,便不能够理解生活,反之亦然。
  因此,文学批评也大体进入一种灰色的僵硬的理论地带、权力纷争地带、派系分割地带,而真正的批评者鲜少是真正的文学阅读者,真正的生活感知者,真正的通过文学来陶冶灵魂者。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诸国文学随时可以被译介过来的时代,生活和艺术的感知的匮乏更显出我们的悲哀,更不用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文学批评乃至文学批评的个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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