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作为一种批评

    读到奥斯卡·王尔德的一篇艺术批评文章《谎言的衰落》，对话体例，是王尔德两个年幼的儿子西里尔和维维安，在英国诺丁汉郡一栋乡间宅邸的藏书室里所做的“对话”。实际上，就像你一眼就能看出的那样，这篇标注的副题即是观察评论的文章，无疑是王尔德“杜撰”的，无论人物、场景都只是他的假定而已。那问题就来了，王尔德为什么要虚拟对话，来发表他的批评言论？
　　说来这不是什么令人费解的问题。答案无外乎是，倘是写成独白式的文章，没能容纳王尔德丰富而驳杂的思想，唯有虚拟一个对话，他才能自如地发表那些惊世骇俗的见解。如果说，他还能有什么私心的考虑，许是披上对话的外衣，使得他那些指名道姓的批评，看起来不那么触目惊心，也多少能缓解他批评的焦虑。说实在，是不是王尔德开了自我对话的先例，我没做过考证，不过的确看到一些后来者袭用了这种形式，但效果大抵不怎么理想，要么沦为自我炒作的文字游戏，要么给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的自说自话。如此倒不能不佩服王尔德的“技艺”了。
　　很显然，体现在王尔德的这篇文章里，对话即是批评。而这一点，是有必要强调的，因为对话也会用以变相的吹捧。但说对话是批评，不见得就高估了对话这种体例。要从本体论上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批评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话？当然，在全媒体时代，如王尔德这般的自我对话是越来越少了，比较常见的是两人或多人的对话。倘是以音乐来做个不恰当的比较，如果说读独白式的批评，是听一个人的独唱；读两人的对话，就好比是听四手联弹；读多人参与的对话，就像是听交响乐了。就拿《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如何不是野蛮的？》这个对话来说吧，听宁肯、陈联营、陈伟、袁劲梅、梁鸿、余泽民的“你说、我说、他说”，在我感觉里就仿佛是听“六个六重奏”。那我这个主持人是干什么的？当然，我不是什么音乐指挥，因为在对话里，压根就不该有什么指挥，它整一个就是“有主题变奏”。 所以，主持人说白了是个打杂的，无非是准备乐器，暖暖场，搬搬道具，报报幕，说说串词，偶尔伴奏，还不时调试灯光或音响什么的，像一个隐形人，不见其踪，却能感知其影。他用看不见的手把握节奏、调和氛围，让对话自如地像河水一样流淌。还不止是这样，有时他还得像野孩子一般捣乱，给对话“制造”一点障碍，就好比是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春之祭》里，非如此不可地夹带一些非音乐的音乐，又好比是在缓缓流淌的河道上截流，如此才会有放开水流时“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绚丽奇观。当然了，如是等到谢幕，有时不免得走上台来说几句题外话，却因思绪纷杂，彷徨四顾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我确乎是有点偏好对话这种文体了，除了主持多人参与的对话，做的更多的是两人的对话。有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不写写批评文章呢？看这问话里的意思是，这些对话中有一些提问，把它独立出来再做些补充和阐释，就可以写成一篇篇独白式的批评文章了。这样省力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我一般会找理由说，我想表达的，在提问里都表达了，再展开就重复了。但往深处想，很可能是我的审美感觉，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一本书里写道，她所写的———还有她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艰难地从错综复杂的状态的感觉中获得。而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又有如网一般相互联结的多个面向。如果说，面对一个文本，就是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要只是从一个或几个面向切入，就会牺牲这种感受的全息图景，这会背离我面对一个文本时生成的原初的真实感受，对话却能让这些感受最大程度留存。
　　而换个角度看，我服膺尼采说的，最最深刻、最最丰富的书籍总是拥有一些类似帕斯卡尔《思想录》中具有格言特点的突如其来的思想。由是，在他自己所有的书中，所有的章节里，都只是一个个段落的集锦。米兰·昆德拉说，那是尼采为了让一个思想由一口气息说出；那是为了照着它当初迅速地连蹦带跳地来到哲学家脑中的那个样子把它固定于白纸黑字。而这一个个段落也未必是没有矛盾的，我要做的是让这些随谈话的机锋而不断变换着面貌的对话成为矛盾的统一。这正应了桑塔格在谈到自己运思的过程时说的，这个，对。但那个也对。其实并不是不一致，而更像是转动一个多棱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某件事。而让一个个文本透过多棱镜，在当代文学的长廊里留下丰富斑斓的光影，这是诚实的对话有可能做到的。
　　既如此，对话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要我说，对话如果说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它提供了我们弹性碰撞、自由争论和激发思考的空间。以我的理解，我们渴望栖居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对话性的，由对话才会走向真正的包容与理解，而文学因其天然的民主性、多元性、开放性，为 自由平等的对话提供了最好的场域。文学的创造重要若此，正如乔治·斯坦纳感叹，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
　　但敲打依然是值得的，与创造媲美的会心的敲打更是可贵的。就像是《神曲》里于人生中途迷路的但丁，由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引领着穿过地狱、炼狱，得以遇见情人贝阿特丽切的灵魂，共享游历天堂的荣光。对话者正是那个引路人，在你的追索和敲打下，领着你奋力向上，要最后有幸得到文学女神的青睐，恰可以一道探究文学创造的秘密和福祉。这并不是说对话者掌握着最终的阐释权，有时甚至他会迷惑于在对话中对自己的创造竟有如许的发现，但如是以阐释某种意义上即对话论，一种被批评或言说的对象同时在场，而非被缺席表扬或审判的批评或言说，却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在对话里，你能看到对话者，亦即那个引路人的在场，并真切地感觉到对话双方一种充满可能性与创造性的张力，这在当下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不能不说在眼下这个聒噪的小时代里，批评是难的，对话也是难的，难就难在我们太习惯于假装没正经的八卦、吐槽和闲聊，也太习惯于一本正经的演绎、推断和论定，我们确乎是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去真实的思考了。禅宗有言，祖师对初学者常不问情由，当头给以一棒，以考验领悟佛理的程度，所谓的“当头棒喝”，于情于理都不是我能做到的，反倒是我这个初学者，更需要高人的棒喝，以促我警醒，但禅宗的这种态度，却是我们都可以借鉴的。在对话里，不妨把棒喝作截断或悬置解，我经常做的就是悬置决绝的判断，让确信变成怀疑，让结论变为前提，让很多看似完成的事物，在行将结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也会不时打断对话者一个人的“独白”，让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声音参与进来，让这些声音与声音碰撞，形成复调、变奏与交响。我知道这会让本可以稀松平常的访谈变得异常紧张。但我相信这紧张里，隐藏着思想的本质，而它总会在紧张到死的最后一刻呈现。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记下这些对峙、矛盾、驳难，因此也更显五彩斑斓的声音，也试着以此开启一个有着更多真实和可能的世界。
　 　由此想到无论东方西方，古时候的人们是好对话的。孔子终其一生述而不作，喜好在某片原野里的某片树荫下与弟子对话，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根据他生前言论编撰而成《论语》，整一个就是对话体。差不多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与孔子不约而同的述而不作。他最喜欢干的事，是站在希腊雅典的某个街头找人对话。那时的对话有着旷野的回响。及至到了狄德罗生活的时代，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仍沉迷于在路上的对话。然后又是过了许多年，对话“回”到了室内，就好比王尔德虚拟的对话，虽在乡间，却还是退避到了藏书室里，对话确乎是变得越来越局促了。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人们，即使在梦里回到往昔岁月，也该是无法重现那令人心向神往的对话场景了吧。我们惟有眼光向前，去看更远更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