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应该提倡一种鉴赏学

听赵仁珪先生谈治学

　　6月1日，本报记者在京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赵仁珪先生。听他谈治学之道和学术心得，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记者：您师从启功先生，能否谈谈启先生的治学之道对您的影响？

　　赵仁珪：启功先生的治学之道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当代文化名人、文化大家，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不可估量。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历制度，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启功先生攻读古典文学，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在先生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影响了我的人生观。我在36岁时能够得到这样一位文化大家的谆谆教诲，有缘领略他的学人风采，体会他的至善至美。到后来毕业留校任教，再后来又帮助他整理口述史、注释论诗绝句等等，和启功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吃了很多“小灶”，得到很多“偏食”，这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第一，启功先生博大的人生境界，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第二，启功先生能将艺术学术化，又能将学术艺术化。通才通识，融会贯通。这里的“通”，是真正意义上的“博观约取，由博返约”。第三，启功先生有着高度的学术自信力，敢于大胆创新。他的书画理论核心就是破除对古人的迷信；他的诗词尽管受到“不庄不矜”之类的嘲讽，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这种创新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真正博学的基础之上。比如他在阐述古典诗歌时说过：“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人的诗是嚷出来的，宋人的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这种鲜明的观点，这种轻松朴素的语言，没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面了解是难以表达出来的。先生虽然自称“中学生”“副教授”，但他有着长期的治学实践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他的“文凭”不是由谁颁发 的，而是真正由“自己写出来的”。第四，启功先生特别强调实践，注重培养动手能力，鼓励学生不要仅仅背诵那些空洞教条。他在教学实践中还特别注重个别辅导，这种辅导常常用聊天方式进行，聊着聊着，就聊到学术上了，常常会有书本中读不到的惊喜。

　　记者：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多年，出版多部专著，其中不乏精辟的治学理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治学心得吗？

　　赵仁珪：不敢当。我的治学道路基本分为两个阶段，前十二三年，我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重点是唐宋诗词。后十六七年，转向了启功研究，也出了一些成果。目前在写一部《启功评传》，包括生平、人品道德、人格魅力、书法、鉴定、学问、诗词、教育等，力图呈现先生一个完整的风貌。现在已经完成了80%，年内肯定交稿。

　　我自己治学过程中有一些反思，倒可以谈一谈。第一，受启功先生影响，我认为做学术文章一定要有鲜明的观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写作的《宋诗纵横》，我对前人关于宋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等观点进行了辨析，对“江湖派”诗人这种不科学的说法等 进行了辩驳。撰写《禅学要义》时，我在关于禅学之外，还注重了对禅、诗关系的阐发……当然，治学不能为立论而立论，不能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如果仅仅为了评职称之类目的来治学，炮制出来的大部分就会是学术垃圾。第二， 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应该以文学性为主导，不应该用文学之外的条条框框来束缚文学性的研究。比如在谈到文与道的关系时，如果仅以“文以载道”来概括，其实就是贬低了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个说法之外，唐代的柳宗元等人其实还有过“文以明道” “文以传道”等不同观点。曾经有一些学人论述古代作家，习惯分为四大块内容：一生平，二思想，三作品思想内容，四作品艺术特色。这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条条框框。我在写作《宋代文学史》时，就曾打破这种条块八股，从“世风、士风、诗风”三者关系角度谈说宋代文学概况。第三，我认为现在的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诗词研究中，应该提倡一种鉴赏学。创作学必须建立在鉴赏学的基础之上，鉴赏学则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现在很多鉴赏还是“情景交融、语言流畅”之类滥俗文字，对作家和作品的体会不深。我们不能用千人一面的风格和死气沉沉的老八股来评论诗词，应该用美文评美文。

　　记者：您最近作为写作组长，领衔推出了一部《中华诗词发展报告》。能谈谈编写《中华诗词发展报告》的缘起吗？有怎样的一些构想？

　　赵仁珪：当初中央文史馆和国务院参事室的领导提出，要求中华诗词研究院提供一个诗词界总体情况的综述。我们组建了一个由诗词学会、高校、报刊、网络等不同方面人士组成的写作组，人数虽然不多，但都是内行。工作上尽量做到全面客观，精益求精。具体构思上抓住了创作、理论研究、传播、诗教、中外交流等几个板块，围绕两条线索即写作成就充分肯定、存在问题也不避讳，面向两个时空即一是回顾过去、梳理各种现象，二是展望未来、提出发展建议。

　　从报告的筹划、起草到定稿，中间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等，在写作过程中都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在新时期以来中华诗词发展综述中认为，目前诗词等传统诗歌体式焕发出新的活力、庞大的诗词创作队伍已经形成、诗词作品数量正以井喷势头增长、当代诗词创作呈现新趋势与新特点、现当代诗词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诗词教育活动在各个层面蓬勃开展、诗词传播与推广形式日益丰富、对外诗词文化交流活动在艰难中起步。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谈到当前中华诗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当代诗词艺术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20世纪诗词文献整理有待加强、诗词教育需正确引导和谨慎推进、诗词传播与推广需要加大力度和提高水平、对外诗词文化交流亟待打开新局面

　　《中华诗词发展报告》关于中华诗词未来发展的建议，认为应该推动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重视诗词作品的文学属性并挖掘与推介经典作品、加强诗词文献整理和当代旧体诗人及诗人群体研究、加强诗词文化的多侧面与深层次交流、进一步筹措并合理使用与管理诗词文化发展资金。

　　记者：当前诗词创作存在创新诗体、声韵改革等不同诉求和争议，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赵仁珪：诗词界确实存在关于声韵改革和诗体风格的诸般争论。《中华诗词发展报告》提到：“当代诗词创作实践呈现出的新趋势与新特点，大多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变化、语音演变和艺术发展而做出的应对，现在断言这些新变的好坏为时尚早，不妨以宽容的心态静观，求正容变。”《中华诗词发展报告》正视这些争议，但写作组不是法官，不能硬性去判断是非。牵涉审美层面的问题，无法进行硬性规定。“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即以李杜作品而论，只有异同，没有高下。

　　谈到用韵，我倒想谈谈个人看法。语音是语言要素中变化最慢的，比如吴越语、客家话等方言就是例证。当代诗词声韵改革一度引发热烈讨论。目前创作者大体秉持三种态度，即坚守旧韵、力倡新韵和双轨并行。我个人赞成启功先生谈到作诗时说过的“平仄严守，押韵放宽”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不可能随时随身都带着韵书来写诗，另一方面，古人已经有过很多韵律变通方面的论述，陆法言《切韵》中就说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佩文韵府就有“四支，古通微、齐、佳、灰”的记载。南宋杨万里也说过：“今之《礼部韵》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许出韵，因难以见其工耳。至于吟咏情性，当以《国风》、《离骚》为法，又奚《礼部韵》之拘哉。” 我认为，主张旧韵不能说提倡新韵就是颠覆传统的邪路，主张新韵也不能说坚守旧韵就是保守主义。最终还是要靠创作实践来解决，其中正误，只能经过若干年之后，由历史来回答。

　　当前诗词界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提高质量、推出精品。现在一次诗词大赛的参赛诗词就能达到十万首之多，几乎相当于两部《全唐诗》的规模。虽然队伍庞大，热情很高，但是精品很少也是客观事实。提出问题容易，解决问题不很容易，不能着急。

　　记者：您能参考古代诗歌研究给予当代诗词研究一些建议吗？

　　赵仁珪：在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转向当代诗词，并取得不小成绩，这种现象有助于诗词创作。当代诗词发展势头很猛，对当代诗词的研究也亟须提高。当代学者除了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背景，还有更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西方文论参照系。我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个字可以借用来指导当代诗词研究。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等等著作，是非常生动形象的理论宝库，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当代诗词的营养。西方文论也可以给我们的当代诗词研究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阔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