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激流五四”

    在文学研究专业领域，五四及其表述当然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重要题旨之一，并以此为中心构建起了现代文学/文化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此传统的评述褒贬不一，但并不曾消解这个传统的核心地位。在五四即将过去百年的今天，应该可以确认，这个传统虽不断被新的研究增益、追问、甚至质疑，但它并不仅仅是被发明出来的现代传统，它仍然是有待我们继续探寻并涉渡的激流。激流乃至暗流与漩涡，那种涌动不息正是五四的样态。走下静观的河岸，摸索着重返这样的激流，感受其中的涤荡冲刷，同时也感受它的险象环生，仍是今天对待五四的重要方式之一。
　　相对于“激流”，我们还有个“潮流”的说法。就历史的演进而言，通常，五四作为“时代浪潮”被认为有一个“潮涨潮落”的过程。大致算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算得上是潮起，“德先生”、“赛先生”的提出更对这个浪潮推波助澜，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达到了“高潮”。高潮之后自然渐渐落潮，所以接下来就是“五四落潮期”或曰“退潮期”。按照这个“潮汐”规律，退潮之后，当有第二次浪潮、第三次浪潮……那么继起的浪潮与五四浪潮的关系，又是另一问题：是五四浪潮的再度集结？还是要盖过旧浪的新浪？是“回归五四”？还是“超越五四”？这恐怕是不同浪尖上的“弄潮儿”才会体认的跌宕起伏。
　　我想谈谈所谓“五四落潮期”。“落潮期”这个说法，一直被广泛使用，但同时也较为模糊，其起讫时间也随不同对象、不同话题而自行伸缩。“落潮期”始于何时？笼统的说法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这可能与鲁迅的描述相关。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导言中所说：“在北京这地方……一九二〇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后来人们多指认这个时间为“五四落潮期”。鲁迅还曾有过其他类似的且被广为引用的说法，比如他谈到《野草》和《彷徨》的写作：“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新青年》团体的散掉”也正是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底这段时间，《新青年》杂志编辑方式变动、编辑部迁沪、内容变化，终至陈独秀由沪赴粤，将《新青年》交由上海的陈望道主持，当时北京一班同人或有试图挽回，而周氏兄弟则主张“索性任它分裂”。其实细究起来，鲁迅这两处说法的语境还是较为明确的，前者讲的是与上海新文学创作情况比较起来相对“寂寞荒凉”的北京文坛，后者表达的是鲁迅个人的文学与生命体验，那一时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触，其实倒更被嵌入鲁迅自辛亥以来就不断“经验”、累积起来的厌倦感之中，“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情绪直到1924至1926年间即《野草》与《彷徨》的写作时期也仍然持续着，所以似乎也难以用来确证这就是五四“落潮”的特定情绪。但这种描述后来日渐扩大化并整一化为我们对“五四落潮期”的认知。比如讨论文学作品，只要其表述的时间在五四之后，且所塑造的人物或文学风格上有“颓废”之意，那么评论一句“这是五四落潮期的苦闷”大抵不错，这就几乎使得“五四落潮期”由一个时段一变而为某种审美体验，两者相互认证，“五四落潮期”因此固化为一种风格判断兼价值判断，即迷茫苦闷，尤其针对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时代既然已落潮，他们要么在苦闷中歧路彷徨，要么去积极迎候新一轮的潮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这个“落潮期”到什么时候为止？到“五卅”还是到“大革命失败”之后，乃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就更加莫衷一是，要看后面挺立潮头的“弄潮儿”站在哪一排浪尖上了。
　　如果五四被描述为这种线性的潮涨潮落，研究也就成了“观潮”以及追溯“潮头”，研究焦点也大体是围绕着“弄潮儿”来展开，其范围大概是舒衡哲所谈“先生一代”与“学生一代”，或更主要是“先生一代”，浩浩荡荡的五四，有他们的“思想担当”就基本定局。更为立场鲜明的，比如“鲁迅还是胡适”就成了最大最首要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仿佛也就都无从谈起了似的。
　　这种潮涨潮落的思想史/文学史框架，近年来似乎有点落潮，与研究者在这个领域内难以继续深挖的思想力支撑相关，也与学术本身的新陈代谢相关；随着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有更多更新鲜、更吸引人的思路和视野出现。近年来，一方面是五四令人“看好”，以所有历史都是“叙事”的眼光来看，五四那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隐藏着各种“阐释空间”；另一方面，相应地，越来越多的五四研究成果格外“好看”，无论是话题还是表述，都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将五四理解为“激流”并强调重返“激流”，并非蹈虚的“策略”。
　　激流最大的特征应该就是激荡不已。其中有潮流，乃至一定意义上的“主潮”，也有更多不好规约的各种“流”，不是为了汇聚，而是互相激荡、互相冲刷、互相裹挟、互相塑形，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确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虽说是“历史的必然”，可在当时，也难说有什么规划，更没有深思熟虑的战略战术。就以当年还不曾“散掉”的《新青年》团体来说，也不能算是紧密团结，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他们彼此的关系更像各有目的地的同路人，甚至是顺路人，大体上同声相求，也常常互有争论，有时候甚至弄到不欢而散。陈独秀主撰的时期，《新青年》挑起新文化运动中最著名的两大焦点话题，一是“文学革命”，一是“伦理道德革命”。在陈独秀看来，两场“革命”相辅相成；而在其他同人如刘半农看来，两个问题一是“永久的学问”，一是“一时的事业”，当然不能平均分配火力，应该有所取舍才对。两个话题后来的进展的确不同，文学革命继续高扬，但没有二者的激荡，文学革命还能成为文学革命吗？回到上文所说“五四落潮期”，192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是不是就果真配合着这种“落潮”而萧条零落？
　　激流的意义，还在其投身而入的特征，哪怕身在激荡之中，有时难免身不由已，但总要在激流中搏击，才是进入激流的方式，这就是以实践介入现实的“五四状态”。激流是思想意识的激流，也更是社会实践的激流，或者某些思想意识的生成传布，本身就正是实践。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乡村建设……这些是社会实践；歌谣运动、爱美剧、标点《红楼梦》、注音字母，这些也是社会实践，因为它们都是以介入当下现实为旨归的，即如鲁迅所言，一个“作者”，“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说到实践，不免联想到梁启超讲日本明治以来“传播文明三利器”为学堂、报章、演说，陈平原曾多次引述此说法，用来说明晚清以降的中国社会亦复如是。这三者都是知识者的实践方式。那么五四时期，在我想来，至少还可以加上一个“社会调查”，这是一个更便于“进入状态”的实践方式。1918年3月，陶孟和(履恭)在《新青年》4卷3号主持“社会调查”栏目并发表《导言》，说明自己做社会调查的缘由与经过，并力倡社会调查从乡村做起。陶孟和本人此前(1914)在北平社会实进会所做的第一个社会调查则是关于城市中人力车夫的生存情况调查。有意思的是，在此《导言》刊发前两个月，1918年1月的《新青年》4卷1号“诗”栏目发表了沈尹默、胡适的同题白话诗《人力车夫》。可以推想，陶孟和的社会调查与这两首白话诗以及后续的“人力车夫诗”的写作，恐怕是大有关联的。这可说是他们各自知识实践最好的例证。《新青年》上的社会调查栏目，此后较长时间内并没有开展起来，傅斯年关于山东部分农民状况的调查等很少几篇社会调查，也发表于近两年之后的《新青年》，看起来陶孟和关于乡村调查的呼吁，一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呼应，但其所看重的实践方式，可以说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得到了扩展。后来《新青年》迁沪，社会调查的对象虽然发生了变化，转而关注工厂与劳动，但调查的规模却日渐壮阔起来。而就整个国家的知识界来说，社会调查也逐渐成为大规模的知识实践方式，即便是“五四落潮期”也不例外，直到1940年代末，调查活动近万次之多，翻翻近年来出版的卷帙浩繁的社会调查报告就可窥见一斑，这还不是完整统计。有些社会调查由政府部门主导，但主要还是以知识群体如学校、科研机构甚至个人来完成，更可以推想这些调查又带动了多少社会动员。以社会调查为例，大概可以说明“激流五四”所追求的实践性。
　　五四是这样动荡不羁的激流，那么“重返激流”将如何可能？认识论说人不可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更何况是“激流”？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也没有标准答案。历史不可能真的“再现”，作为拟想方法的“穿越”也难免挂一漏万，但从研究者角度看，最基本的重返路径恐怕还是从史料开始，无论它们来自“阁楼”，还是来自“地窖”；以及理解史料的方式，既要有冷静的爬梳与辨析，也需要置身激流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