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启示

    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国的现实提供“有效”的知识供给这一时代要求的背景下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当下有着特殊的启示性意义。《讲话》历史地表明了符合中国的文化生产的实际有效知识是怎么“产生”的。《讲话》及其重要理论命题的形成，是一个较为长期的锤炼过程，惟其是这样一个过程，其命题和理论提法才经得住实践的考验，也因而非常典型地呈现出“有效知识”的生产机制。
　　如果我们可以把《讲话》作为一个结点，把中国新的文化艺术理论和实践以此结点分出一个“之前”和“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在历史语境中很好地理解民族的、革命的文艺理论的有效知识是什么了。从鸦片战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内部”大体可以说是舶来学说的“走马场”。物学进化论、政治学契约论、美学悲剧理论、审美心理学、文学社会学、“为艺术而艺术”、“感觉主义”，当然还有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受众阵地、刊物，相互之间也有辩驳。一时间，不但“批评”“繁荣”，“批评的批评”也很“繁荣”——但终究作为“理论”内部的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理论”不是用来招徕受众的，也不是纯粹为了解释纯文艺现象的。只有具有切合中国文化再生、新生的历史需要的理论创造才能不争而“自证”。无疑，鲁迅及其同道者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们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总结和介绍工作中摸索并坚持着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化、买办文化和为广大人民群众鼓呼的方向。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同志敏锐地将这一方向理论化地表述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并在《讲话》中再次将之提升为一种严谨的理论表述，使之从“自在”的状态成为“自觉”的理论话语。也正是在《讲话》之后，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理论观才成为了一面昭示文艺实践方向的革命旗帜，从而有效地使新文化建设与中国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民”在“理论”(不仅仅是“文艺理论”)上成为了真正的历史主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根本地创造了中国全新的现代乃至当代文化的面貌。
　　如果我们从《讲话》形成本身的历史来看，则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有效知识的形成确乎如“沙里澄金”，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具有强烈实践感、历史使命感的理论思考综合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文艺的、文化的诸多现实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这些现实因素之后作出的具有历史高度的理论表述。对的形成，有大量专门的研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的呈现，但可以大致勾勒出几个“结点”，即1936年、1938年、1942年。从1936年开始，党的一系列文艺方针和政策都明确地强调“人民”的主体作用。1938年4月10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山顶上的人”的原苏区文艺工作者和由大城市赴延安的被称为“亭子间人”的文艺工作者，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新阶段论》报告，在抗日新形势下，提出“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的文艺方针。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的方向，形成了科学的(吸收中外古今)、大众的(为民众服务，以民众为源泉)、民族的(经过民族形式改造)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表述。直至1942年5月2日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经过了与作家、文艺家、文艺工作者直接互动、充分交流广泛讨论的基础上于23日做总结讲话。其后又经约一年时间的“打磨”，以文本形式发表，构成了解决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经典表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生动地证明了，理论的生产绝不是“理论内部”的活动，而是革命实践感、历史洞察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恰当而有效的结合的成果。这是对理论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