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传统性与当下性

截句三人谈

    新诗一直未完成本土化与大众化

　　霍俊明：当下是否像一些媒体和研究者所指认的那样“诗歌回暖了”，我们暂且不做讨论，而一个重要现象是现在的诗集出版量确实已经很大了，但是与之相应的是如此大量的诗集却很难引起读者和诗人自身的阅读兴趣，更谈不上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与争鸣。
　　杨庆祥：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成为一种文学常规，内倾、晦涩、难度，成为诗歌写作的排斥性审美原则。这一传统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诗歌审美的其他面向，比如简洁，直指人心。总之，今天需要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来表达真正的精神状态。
　 　李壮：今天我们的文学尤其是诗歌感觉同社会、读者距离越来越遥远，甚至写作者之间能形成的共鸣都越来越少，我认为同现代主义“政治正确”式的写作幻觉有脱不开的关系。当然，问题不是出在现代主义本身，而是出在我们对它的实践。我们的写作者很多时候实践的是一种有误差的现代主义，或者说是残疾的现代主义。充斥我们视野的大多是那种绵密的修辞、欧化的语言、绕来绕去的表述，不用说语言风格了，有时甚至连用典都是西方的（还常常“典”得毫无必要）。但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最初是同都市心灵及其现代式的精神体验紧密相关的。由于旧有的形式无法容纳新的经验、情感和巨大的内心压力，写作者才生发出新的表达。这是现代主义的发生学，是它的初始动力，也是它的本心。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一切本末倒置，技术很现代，但内里空空如也。这样的诗不仅会对诗歌传播产生负面影响，对诗歌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杨庆祥：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困惑，如果每一首诗歌都如读天书，或者说写诗完全变成了几个人的阐释循环，或者将一些宏大的文化议题和社会议题附着于诗歌之上，诗歌也许就失去了它的天性。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态的诗歌。这是个问题。我会想到五四新诗对旧体诗的反动。正是因为旧体诗在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程序化。现代主义诗歌是否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困境？如何激活新的资源？
　　霍俊明：说到现代主义也好，说到新诗的智性游戏深度迷恋也罢，包括说到诗歌在现代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偏差以及诗歌的阅读和功能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个最为显豁的事实是现代诗歌一直有 很多借口为自己（包括缺点）辩护。比如为什么诗歌就一定要让人（更多的人）懂？诗为什么不能隐晦曲折？而今天我们讨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于对新诗功能的理解上。
　　李壮：或许不是“遭遇”，而是一直没有摆脱这个困境。现代主义式的汉语诗歌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底层生态，它一直没有真正进入到最广大汉语使用者的表情达意系统之中。它的困境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既要面对现代主义在纯文学写作者手中变得畸形技术化的危险，又要面对汉语基层生态对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隔膜、拒斥，这使我们的诗歌陷入了一种腹背受敌的境地。换言之，我们的诗歌写作始终没有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的本土化。
　　杨庆祥：所以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可能还是“普及”问题，可能这个词很多人不爱听。但整个现代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广泛的读者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一些看起来很分裂的事实：汪国真、席慕容那些看起来质量不高的诗会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霍俊明：诗人和读者的关系、被广泛传播的诗歌和诗人内部认可的诗歌标准等问题一直充满了悖论和不解。

　　截句承接了传统诗歌内核

　　杨庆祥：“截句”是新的文体。但这一新的文体实际上是对我们非常熟悉的绝句、小诗、俳句的创造性现代改造。而它的意境又是全然当下和现代的。
　 　霍俊明：“截句”其实是有其自身传统的，而恰恰是这一路的新诗传统和话语资源被其他话语给阻塞住了，比如对抒情的拒绝和对戏剧性的偏爱，对诗歌长度和深度的迷恋，对诗歌伦理功能的强化，对诗歌现代性的偏狭理解，这都使得诗歌的其他功能被弱化。比如诗人的直觉、超验、会意、生成性、不可解、自我遣性，甚至包括语言游戏，这些通通都受到了影响。而正是在此语境下，“截句”、“小诗”尤其有特殊性和诗学意义。当然，我们今天的讨论也要避免给别人形成一个误解，即我们在为“小诗”翻案而排斥了诗歌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小诗传统”从冰心和宗白华以及卞之琳，到后来沙鸥的八行体，到北岛、芒克、顾城、海子、孔孚抒情诗中的超短章，以及近来诗人肖水的“新绝句”，再联系到域外的泰戈尔、洛尔迦和聂鲁达，这一“小传统”的谱系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小传统”因为特有且明显的“短”“小”“轻”“快”一直在二十世纪强调新诗革命和运动的语境下受到忽视，或者说一直缺乏对这种诗歌应有的尊重。当年诗歌界对北岛《生活》一诗的批评正是诗歌观念分歧的证明。在二十世纪的新诗解放、革命、运动、活动的驱动下，似乎新诗一直与救亡、自我、启蒙相关，新诗的美学被伦理化和道德化，甚至被意识形态化了，当然这一意识形态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罢了。
　　李壮：好的诗歌背后往往会有一种强大而突如其来的直觉，这种直觉应当是神秘的。不是内容本身的神秘，而是呈现方式的神秘：它一直都在那里，被日常经验和工具语言的灰尘所遮盖，诗人通过语言的擦拭和穿刺，突然使它复活，呈现出我们不曾见识过的光彩。例如“我时常被雨淋透/我还未遇到喜欢的伞”、“火焰慢慢熄灭/这是火焰的谦卑”、“雪花埋葬雪花/无人 知晓它们/之间的仇意”、“月亮滑入大海/伟大的默片”等等，我们在其中看到的都是最常见的意象，但以特殊的方式或者说角度书写出来，忽然就产生了许多很特殊的感觉。
　　此外再说一点。截句的短，以及“直觉”色彩的强烈，使它的语言方式具有了一种仪式感。很多时候，语言的力量不是体现于长，而是体现于短。这种仪式感对诗歌来说是有魔力的，但在文本中的具体施展，需要写作者极好的控制力。仪式感若太过泛滥和随意，文本背后的诗核又不够坚硬，诗歌就容易虚、容易空。截句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更多人处得到更广泛的写作实践的时候，这种问题就很可能出现。当然我反对因噎废食，截句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写作实践上有着广阔的可能性，我对此抱有期待，这里提出，权作预警，供实践者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