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真善美 提升正能量

　　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真善美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

　　真善美不仅是艺术普遍永恒的母源性标准，而且全面深刻体现艺术的本质和功能，统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研究的全方面和全过程。从创作对象方面说，文艺尤其要选择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真善美的人物和事件；从服务对象方面说，文艺承担着推动和促进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培育真善美的人的神圣职责；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作为评论主体的批评家、作为研究主体的理论家来说，只有树立真善美的坚定信念、追求和赞扬真善美、誓做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助于文学艺术实现建构真善美的社会和培育真善美的人的历史使命。简言之，只有文艺工作者是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表现真善美的人，才能有利于为社会培育和造就真善美的人。

　　从学理上说，意识形态应当具有真善美的属性。有真的意识形态，也有假的意识形态；有美的意识形态(一些当代中国学者曾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质上是探索意识形态和美的关联，追求美意识)，当然也有丑的意识形态；有善的意识形态，也有恶的意识形态。真善美的意识形态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追求真意识、善意识和美意识的有机统一是文艺的使命。文艺描写人生和社会必然通过意识形态的折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界说，都说明文学所表现的人生和社会，必然与真善美发生深层的关联。讴歌真善美的人生和社会，抨击假恶丑的人生和社会，体现文艺的本质和功能。

　　真善美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真、善、美对应着知、意、情。三者各司其职，不可以彼此混淆，相互取代。美学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美学家，如鲍姆伽登把美界定为“感性认识的完善”，黑格尔把美说成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实质上都是认真为美，以真代美，把审美范畴和认知范畴混淆起来。康德认为美不涉概念和不沾功利，实质上只把美视为纯形式。这种纯形式负载的纯审美非真非善，把审美范畴和认知范畴、道德范畴割裂开来。这些美学家的美论实质上都是不完整的，都没有把真善美统一融合起来。艺术表现真善美可以偏重，但不能偏废。从真善和美的关系而论，真是美善的基础。不真的善是伪善，不真的美是虚美。从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论，不真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意识形态。从真与人生和社会的关系而论，不真的人生和社会，是虚假的，甚至是有害的人生和社会。因此，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求真、向善、尚美，是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基本素质。真是对人生真谛和社会真理的叩问，善是对真提出的道德要求，美是真和善相得益彰迸发出来的灿烂光辉。

　　现实生活中，既存在着真善美，同时也存在着假恶丑。真善美和假恶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社会都有正面和负面，都有光明面和阴暗面。这是很正常的。作家艺术家可以歌颂真善美，可以暴露假恶丑，也可以表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矛盾、冲突和搏斗。这是创作主体的选择表现对象的自由权力。应当鼓励作家艺术家正面表现社会生活和先进人物的真善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也提倡作家艺术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

　　文艺与真

　　真是艺术的生命。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诚然，艺术需要虚构和想象，把生活真实转化为心理真实和情感真实。但这种高于生活真实的艺术真实应当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的真理和人生的真谛。假是滋生“丑”和“恶”的温床。虚假的东西是苍白的，是没有力量的，甚至是有害的。鲁迅先生曾坚决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并告诫作者如果“社会阅历不深，观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作出伟大的艺术品来的”。恩格斯要求文艺创作应当追求“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他把这种“完美的融合”称赞为“戏剧的未来”。我们通常把恩格斯提倡的“艺术的未来”理解为艺术理想，体现艺术理想的艺术真实是可以划分的。

　　“大真实”和“小真实”。“大真实”和“小真实”是相对而言的。“整体真实”和“局部真实”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以国和家的关系而论，国即大家，家即小国。创作主体有权力选择书写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创造性劳动。民生、民权、民主，乃民众之大事也。大众的命运是和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作家艺术家所描写的题材基本上、主要是、大量地表现为他们所亲自体验过的、被他们的情感所温暖过的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打拼与挣扎，分享他们的艰辛和喜悦，从而折射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从唯物史观看人民的历史地位，普通老百姓即是共和国的“天”。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关涉到社会的稳定和历史的发展，“小家”与“大家”处于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中。这方面，读者期待着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从宏观和全局上看，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应当清醒地、理性地、自觉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内容”，豪情满怀地承担起艺术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的“历史内容”是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伟大社会实践，促进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中国的这种特定的“历史内容”是当代中国的“大真实”，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应当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反对“大叙事”不适合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当代中国的“历史内容”体现出来的 “大真实”带有主导性、统领性、全局性、整体性的特征。作家们不仅要表现这个历史阶段的正在改变着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遍老百姓的痛苦和欢乐、挣扎和祈盼。同时更应当反映当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整个社会的全景式的总体风貌和发展趋势。处于变革时代的中国，理应涌现出大作家，用大手笔书写“大真实”。

　　“深层真实”和“表层真实”。艺术真实不能只踌躇和停留在事件和人物的表层，应当通过对现象的艺术概括揭示社会的真理和人物的灵魂。文艺作品理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文学的思想性比文学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更加重要。文艺创作不能只满足于追求和炫耀形式，而更应当关注和表现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描写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阵痛、风险、代价、经验和教训，表现权力、资本、利益的占有和分配的冲突，表现社会发展和人心向背，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态和心态，表现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我们反对僵化的旧理性，同时更应当建构富有蓬勃生命力的、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新理性。为了提高文学的“思想深度”，应当对西方现当代的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娱乐主义和一切非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加以辨析。大众文化中的一些“俗文化”、“劣文化”和“丑文化”演示粗鄙的欲望和原始的野性，笼统地亵渎一切现代文明是不可取的。这些“去思想性”的非理性主义有助于反对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理性，但不能同时把那些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新理性也一并反掉了。提升文学的思想文化水平，是作家艺术家的基本素质。作家艺术家同时应当是一个思想家或至少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当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尚未完成，人文知识分子应当开智明慧，以提升全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思想浅薄和文化平庸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正面真实”和“负面真实”。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都存在着正面真实和负面真实，即光明面和阴暗面。发挥文艺的批判精神，揭露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是完全正当和正义的。有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不应当掩盖现实生活中那些尖锐、严峻、冷酷、重大的社会矛盾，制造歌舞升平的假象。正直的富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应当增强忧患意识，帮助人民清除阻挡历史发展的障碍和笼罩精神文明建设的雾霾。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应当鼓起勇气，集中揭露和批判中国宗法制的历史积垢和不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滋生的阴暗面。我们拥有几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但悠久超强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一种顽固不化的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构和政治思想制度，酿成对权力的极端崇拜，造成以权力为中心的人身依附关系，行政化体制包管天下。这种政治文化不可能使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得到真正落实，反而助长不民主、不公平现象的滋生和泛滥。长期以来，我们不但没有富有成效地批判腐朽思想，对扫荡和肃清保守、专制、没落的政治文化思想流毒也关注的非常不够。揭露和批判家长式“官本位”体制的危害，对树立“人民本位”，推动制度改革，建构民主机制，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人民意识和民主精神的自律性、自觉性和坚定性，厥功至伟。揭露和批判还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拜金主义和商品交换原则掩盖下以潜在的或合法的名 义进行着的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龌龊行为，对确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是完全必要的。

　　艺术应当表现真善美，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也是为了弘扬真善美；艺术应当表现光明面，揭露和批判阴暗面也是为了扩大光明面。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只有反对造假的文艺，才能确立真意识，有利于建构真的人生和真的社会。

　　文艺与善

　　长期以来，学界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据说这是恩格斯的看法。这种论调是值得研究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中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类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黑格尔的前一种说法阐明历史进步需要除旧更新无疑是正确的；后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具有“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性”，但显然是夸大 了“恶”的历史作用。有的学者把黑格尔宣扬“恶”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是“历史发展的杠杆”提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并“张冠李戴”地强加于恩格斯，认定为恩格斯的历史观。这是非常悖谬的。(1)恩格斯明明说“在黑格尔那里”，指的是黑格尔的看法和主张。黑格尔对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十分审慎，很有分寸感，他并没有径直说“恶”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只是讲“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换言之，从表现形式上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恶”，而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黑格尔并没有坦言直告。(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找不到肯定“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明确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见解，我们熟知两个带有指导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历史的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两种观点是紧密联系的。人民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或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历史的发展实质上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和其他一切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历史观划清了原则界限。诚然，善恶斗争也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3)人民是历史的范畴。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于“实行习惯性的伪善”，刺激追逐财富的强烈欲望，扩张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尽管如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非但没有把“人类的恶劣的情欲—— 贪欲和权势欲”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杠杆”，而且指出，资产者“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来聚敛财富”，只能“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 是引发社会冲突和人世间纷争的破坏性力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食利者用刺激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追逐和聚敛财富进行了无情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资产者认为“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殊不知如此这般地追逐和聚敛财富是“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

　　当代中国社会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不断完善的、强有力的市场经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福于13亿多中国人民。这种宏伟壮丽的事业体现最伟大最崇高的善。正确表现当代中国社会新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中的善恶关系，是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职责。市场经济培育了新的道德观念，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意识、自由独立意识、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对传统道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令商品交换原则在社会所有领域大行其道，会使拜金主义泛滥成灾，造成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因此，强化和优化社会与人生的道德关系刻不容缓。作家艺术家应当努力表现和激发市场经济中的善的动机、行为和目的，以提升正能量，反映和遏制市场经济中的恶的动机、行为和目的，以抵制负能量，求得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应当引导大众善待国家、善待人民、善待他人、善待自己，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忠于国家和民族，恪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不应把创作、表演和批评极端地世俗化和超功利化，视为嗜金夺银的买卖关系和商业行为。作家艺术家应当秉持道德良心，扬善惩恶，表现“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切忌违背道德律令，煽动和鼓励“恶有善报”，亵渎和惩罚“善有恶报”。这可以理解为文化人的崇善宗旨和行善方式。

　　善是文艺的灵魂。只有反对宣扬恶的文艺，才能确立善意识，有利于建构善的人生和善的社会。

　　文艺与美

　　作家艺术家可以选取不同的表现方式，既可以用正面的表现方式，直接肯定和表现真善美，也可以用负面的表现方式，通过否定假恶丑肯定和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真善美。关键在于作家艺术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艺作品中比较推崇优美。自古至今，和谐与优美，或和谐的优美，或优美的和谐，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是非常值得强调、珍爱和传承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生活的凸显，其他一些重要样式的审美，理应引起文艺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绿色美。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内，比较忽视自然美，否定自然美的独立性或只把自然美视为人化的存在物，没有充分肯定广阔的非人化领域的自然美的神奇和魅力。现代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改变了社会面貌，提高了人的生存状态，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对自然和人的生存环境的污染。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一把双刃剑，既赐予人类福祉，又带来了对社会的惩罚。现代工业化的负面作用，使人们痛切地感受到必须热爱、尊重和敬畏自然，优化和美化人和社会的生存环境至关重要。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促进和推动绿色文学、生态文学和环境文学的发展，为建构绿色的人生环境和美丽中国而不懈努力。

　　心灵美。当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本意是想优生优育，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事实上，独生子女，由于金贵，长者对后代过于宠爱，使一些童孩变得绵善而又脆弱，滋生着娇骄二气，甚或男孩女性化。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重视仪表美而忽视心灵美，看重人的丽质，实际上对培育人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强调和落实的很不够。年轻人追求“颜值”而淡漠人的文化价值，逐潮美容而轻薄美心，如此等等。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当通过创作和评论塑造青年群体的美好、健康、充实、奋进的心灵，培育一代新人强大的人格力量。

　　崇高美。崇高美可以理解为对优美的补充。我们不仅需要柔曼和谐的优美和明媚清纯的秀美，同样需要阳刚、风骨、伟岸和壮美，凸显中华民族的高超、强健、雄悍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是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宏大叙事”。任何开创性的历史新篇章都要经历千辛万苦的过程，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开路人和创业者以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为基调、为主旋的献身精神、牺牲精神、崇高精神和悲剧精神。中国当代文艺创作所塑造的先进典型和英雄人物都应当具有一种中国化的“普罗米修斯情结”。中国古代哲人力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内养充实而有光辉的“浩然之气”，外显威武不屈、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这种追求崇高精神的文化传统理应得到承接和弘扬。

　　朴素美。朴素美是一种古朴、稚拙，简约、素巧、自然、原始的大美。文学艺术首先应当具有充实动人的内容，也需要绚丽多彩的形式，以求锦上添花。但也要防止通过一味追求光色图像效果，炫耀形式，掩盖内容的空虚、苍白和贫乏。时尚主义往往追求浮艳和奢侈。唯美主义崇美和尚美是有价值的，但“唯美”是不可取的。实质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着纯粹的“唯美”。内容胜过形式的朴素美更加清纯，自然可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当代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有权力选择优裕美好的生活。文艺也应当追求美妙和华丽。同时也要恰当适度地表现原始本能和野性欲望，抑制那些 丑陋、低俗和粗鄙的东西。文艺的创作和表演应当有助于倡导清纯简朴之风，抵制和扫荡奢侈淫靡之气，有利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文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研究主体的真善美

　　真善美既是评价艺术的尺度和标准，也体现艺术的本质、功能、价值和作用。文艺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关键在于文艺队伍，关鍵在于作家、评论家、理论家树立和坚定真善美的信念。创作和培育真善美的人，有理由要求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诚实热情，德艺双馨，誓做真善美的人。

　　真善美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提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质上可以理解为以人民的真善美和人民生活中的真善美作为文艺的导向，包括文艺创作的导向、文艺评论的导向、文艺研究的导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理解为发现和表现人民的真善美服务，为发现和表现社会主义的真善美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可以理解为以真善美为灵魂的核心价值体系。“德艺双馨”实质上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具备“真善美”有机统一的文化操守和综合素质。可以这样说，只有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拥有“真善美”的内功、修养和信仰，才能优化和实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优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优化和落实“德艺双韾”，才能强化和提升“正能量”。

　　为了培育和坚定创作主体、批评主体、研究主体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和信仰，应当尽可能地克服和防止如下一些社会文化思潮对作家、评论家和理论家的思想影响。

　　关于文化精英主义。精英负载着时代思想的精华，是一个民族的智慧、机能和素质的代表，是体现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我们需要新时代的精英。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对提高整个社会和全体大众的思想文化素养和伦理道德水平具有示范性的引领作用。问题的关鍵在于建构文化精英和人民大众的亲密友善的良好关系。

　　关于拜金主义。文艺作为一种生产的精神产品，必然参与消费过程，赢得文化利润。这是理所当然的和完全必要的。精神产品具有承担为国家创造软实力和提高综合国力的职责。在确保文艺的文化思想质量的前提下，应当攫取更大的文化利益。这是正当的和正义的。非功利和纯审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行不通的。但非纯美唯功利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圣洁高雅的艺术，应当注意防止铜臭气。金钱是具有两面性的，既可以调动创作激情，也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应当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利益观、功利观、价值观，处理好文艺的审美属性和商品属性、文化价值和票房价值、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弘扬真善美，提升正能量，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崇洋媚外主义。我们应当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狭隘的封闭的民族主义会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新时期和新世纪后，当代中国文论界有选择地承接和吸纳了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有益滋养，使传统的中国文论产生了结构性的优化，得到了重塑和新变。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毋庸讳言，西方现当代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以后现代主义为主调的各式各样的非理性主义的文艺思潮和文艺观念，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代中国来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错位，并非完全适合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这些文论思想过于精英化和书斋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多半停留于语言层面。这些社会文化思潮“化中国”的谋略和企图大大超越了“中国化”的改制和重塑。有志气、有骨气的中国当代的文艺家和理论家，应当更加尊重和珍惜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本着“以我为主”的原则，吸纳中西文论的精华，交汇融通，优化组合，择善而从，推动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作为创造主体，通过伟大的社会实践取得的赫赫实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的革命史、建设史和改革史理应得到尊重和敬畏。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遏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应当注意两种倾向。

　　从历时态的意义上说，应当防止和克服宣扬向后看的历史观，用过时了的旧历史的“实”来“虚”掉革命和建设的新历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然取代宗 法制小生产农耕社会的历史结构和文化思想结构，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些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小说，专门消解主流的历史和历史的主流。有的作品把革命过程中的阴暗面描写的细腻、巧妙和精湛，很有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此类作品是颇有争议的。

　　应当防止和克服用阴暗面“虚化”和取代光明面的历史观。我们应当“虚”掉那些虚假的或黑暗的历史，但不能同时把那些本真的或光明的历史也一并“虚”掉了。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理论家应当树立和弘扬正确的革命史观。应当抵制和拒绝通过“虚历史化”、“非英雄化”和“去革命化”，对历史、业绩和英雄人物进行颠覆性描写。作家艺术家应当正确地表现历史，把属于历史的还给历史，深刻把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豪情满怀地描绘历史发展的光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