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性视野下的“七〇后”诗歌批评

　　理论界总是力图从整体上去概说各种批评范式和研究内容的总体特征，但面对芜杂的诗歌批评景观而又不得不放弃归纳的努力，仅简单地根据出生时间将丰富的诗歌批评划入“70后”或“80后”的“领地”，规避了其中包含的各种差异和代际传承。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出生时间和生活背景决定了“70后”这代人的价值观念具有某些共性特征，故从“70后诗歌批评”这个诗学概念出发，倒也能发现这代学人的诸多相似之处。

　　当代新诗仅隔10到20年就划分出“代”的差异，这除了说明诗歌研究的精细外，也多少表明了我们工作的琐碎。理论界总是力图从整体上去概说各种批评范式和研究内容的总体特征，但面对芜杂的诗歌批评景观又不得不放弃归纳的努力，仅简单地根据出生时间将丰富的诗歌批评划入“70后”或“80后”的“领地”，规避了其中包含的各种差异和代际传承。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出生时间和生活背景决定了“70后”这代人的价值观念具有某些共性特征，故从“70后 诗歌批评”这个诗学概念出发，倒也能发现这代学人的诸多相似之处。

　　“70后”诗歌批评者大都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严谨的学术训练，他们的诗歌批评体现出纵向的历史感和横向的宽阔度。避免简单的文本解读和现象分析，朝向历史深处并在新诗知识谱系的建构中审视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是“70后”诗歌批评的普遍路向。比如姜涛对现代诗歌的研究多以五四前后的新诗集为切入点，却不以分析新诗集的艺术和思想价值为旨归，而是从新诗的起点出发去探讨现有的诗歌艺术和评价体系是如何建构起来的。陈太胜专事象征主义诗学研究，他以梁宗岱等人的诗作与诗论为依托，将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上升为广义的文化诗学。易彬的穆旦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并非满足于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探求，而是在中国新诗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去突出穆旦的诗歌史意义。同样，荣光启对中国新诗发生的研究并不停留在新诗文类的确立上，主要是追认新诗在社会文化上彰显出来的历史价值。相较而言，张桃洲的诗歌批评具有打通现当代的特点，新诗话语和格律研究等具有普遍的延伸价值和本体性意义，适合将不同时期的新诗作为整体纳入研究视野。就当代诗潮或流派研究而言，霍俊明对“70后”先锋诗歌和白洋淀诗群的研究一直贯穿着历史的眼光，在追问一代人或一个诗群对新诗发展所作贡献的前提下，让研究对象在契入历史的同时显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或艺术缺失。此外，陈卫的闻一多诗学研究、伍明春对早期新诗合法性的研究等均带有这样的特点。

　　广涉中外书籍的阅读经验和处身喧腾时代的现场感构成了“70后”诗歌批评者的成长背景，从社会文化和时代语境出发分析诗歌是他们普遍采用的视角。张立群注重探讨中国新诗生成、发展、价值取向和功能等与政治的多元关系，在艺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中去呈现新诗历史的丰富性。他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诗歌的研究，就是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去寻找诗歌的发展轨迹和艺术收获，以及各时期诗歌之间的隐秘关联。从时代语境出发考察新诗创作是姜涛当代诗研究的重要维度，他反对将诗歌批评理解为拘囿在诗歌内部的艺术探讨或智识炫耀，主张将诗歌创作纳入社会文化和时代语境中加以品评，从而规避评论者的阅读偏差和“公共”视野的缺失。张桃洲认为诗歌文本的解读不能单纯地倚重语言、形式和结构等内部元素，而应将历史意识与文本解读相结合，即他所称的“历史与文本的互相观看”。对冷霜而言，他的诗歌批评常从诗歌语言和形式本体入手，挖掘作品蕴含的观念和思想肌理，形成诗歌内在本体艺术与外在社会文化的融合，灌注着历史性眼光和现象研究的“突围”。倾心于当代诗歌研究的刘波，是目前“70后”诗歌批评者中对“第三代”诗歌研究造诣最深的学者，他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重审“第三代”诗歌。正是借助非诗学的社会文化视角，他才发现了许多新鲜而有价值的话题并最终超越了之前的相关研究，从而全面呈现出“第三代”诗歌的当下价值和历史意义。

　　“70后”诗歌批评者善于选取具有言说空间和生发性强的话题作为研究目标。在诗歌流派研究方面，李润霞对“‘文革’地下诗歌”的打量是相关研究的代表，在祛除或悬置政治因素的情况下，她认为“‘文革’地下诗歌”是最富于“包孕”的创作，酝酿了新时期“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两个主要创作潮流。王士强对“前朦胧诗”的讨论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诗歌研究的领域，他从多个维度出发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北京地区的非主流诗歌活动进行了详细考察，在诗歌本体意义上强调其与此后“朦胧诗”的历史和艺术关联。相应地，宋宝伟对后朦胧诗的关注之于20世纪80年代诗歌而言同样具有拓展意义，是对朦胧诗历史和艺术研究的延伸。在诗歌本体研究方面，张桃洲的诗歌批评以新诗话语分析见长，其代表作《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主要探讨新诗的生成与现代汉语及其语境等多种因素之关系。颜同林从方言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新诗的发生和发展，认为早期新诗人的尝试促使方言入诗成为创作潮流，从而加速并实现了新诗的发生。把符号学引入诗歌研究是董迎春对当代诗歌批评的贡献，比如他用符号学去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和当代诗歌中的反讽话语，体现了强烈的文化反思精神。

　　“70后”诗歌批评者在对现当代诗歌进行批评研究的同时，也以理性的眼光回望同时代人对诗歌批评的得失，积极建构诗歌批评的方法并探索诗歌批评的可能方向。就诗歌批评的反思来讲，姜涛反对诗歌的“学院化”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把特定的主张和观念视为无需反思的正确知识，并将之本质化的写作套路或写作策略。张桃洲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诗歌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把“现代”时段的某些诗学问题延续到“当代”；二是“对新诗的内质和结构的变迁缺乏应有的理论观视”，进而立意从“话语”理论的角度出发，将历史叙述和文本剖析相结合，显示出建构连贯性和整体性新诗历史观的努力。霍俊明用“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来描述当前诗歌批评的现状，认为远离诗歌现场和交流的匮乏是当前诗歌批评的两个致命弱点，全媒时代的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因此他提倡一种“纯棉”的诗歌批评方式。当代诗歌批评从高雅的艺术探求迅速下降为低俗的名利经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诗性立场，其浓厚的圈子意识和褊狭的学术眼光阻碍了诗歌真正的多元化发展，这些症候分析切中了当前诗歌批评的要害。刘波认为当前诗歌批评成了“纯粹技术活”，缺少具备历史厚度和文化广度的“综合批评”。龙杨志提出了诗歌的伦理写作，其实也是对诗歌批评伦理的启示。

　　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兴起的“重写文学史”浪潮，促使“70后”诗歌批评者重新思考诗歌史的书写理念。姜涛认为诗歌史的书写在观念上要摆脱历史的“先见”和当代人的价值立场，不能以后来者身份和当下性视角去评判过去时代的诗歌和诗学，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想象的漩涡。张桃洲认为诗歌历史的书写应该摒弃“总结姿态”和对连续性规律的找寻，才能发现诗歌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霍俊明以既有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和当代文学史的新诗部分作为阅读和审视的起点，重点关注“重写”视阈中新诗史写作的变动性与差异性。

　　“70后”诗歌批评作为复杂的存在，其整体性特征和具体内容远比以上列举的丰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70后”诗人梦亦非、胡亮、朵渔、沈浩波、江雪、胡续东等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对当下诗歌创作进行了贴切的解读和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创建的诗歌主张，构成了“70后”诗歌批评不可或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