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本体意义与文论扩容

兼谈“强制阐释”与“本体阐释”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07日12:03 来源：学术研究 王坤 喻言

　　内容提要：文论扩容是文艺学强大生命力的表现。西方文论扩容过程中的“强制阐释”一提出，就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与其相对的“本体阐释”，密切关联着本体论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的瓶颈。现在基本定论的本质主义，终究是以自然本体论为依据的。反本质主义思路中，既有西方的引入，亦有本土的贡献。理论创造中最重要的本体论建构，在起步处恰恰是最简单的：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入手。 西方文论的基础，在从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本体论的演变过程中，现象学与符号学居功至伟。在当代丰盈社会，衣食无忧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生活；人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之巨变。后者地位的直线上升，深刻地改变了当下社会，亦为文论扩容带来全新机遇。“强制阐释”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存在两种本体论、两种文论与两种文学。异域理论对中国当代文论扩容具有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但难以直接套用。“强制阐释”的提出，有助于促进中国当代文论认清并突破本体论瓶颈。

    关 键 词：文论扩容/两种本体论/两种文论/两种文学/强制阐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当代文论与‘去黑格尔化’研究”(13BZW004)、广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文论创新与经典重译”(GD12CZW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喻言，中山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研究生

    文艺学的强大生命力主要表现在能够随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而不断扩展其研究内容。这种扩容是外在要求和自身动力结合的必然，亦是西方文论中国化中的趋势。目前的特殊性是所扩之容为何？

    文艺学就其本意来说，当然是基于文学艺术而产生的理论，但中国当代文论界、尤其是在西方文论领域的研究现状却并非完全如此。关于文论研究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周宪先生精辟地指出，当下文论界存在两种偏向：观念先行，以文学文本来证明理论的有效性；理论本身自在自为的运作。他的主张是：“文学阅读所产生的是最具体的文学经验，它是任何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根基。任何谈论文学的理论，就必须基于这些鲜活的文学经验”。[1]时下的文论扩容有两种：基于文学经验的与基于理论自身的。

    张江先生在整体把握百年中外文论进程以及精细体味文学意蕴的基础上，对基于理论自身的文论扩容，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认为当代西方文论，是一种运用非文学理论对文学所作出的“强制阐释”；而这种思路对中国当代文论的研究格局和思维方式，恰恰产生了支配性影响，因而呼吁文论研究要面对文学自身，也即“本体阐释”。①然而，无论观念先行还是强制阐释，其核心都是离开文学本身。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要想保持直面文学的本体阐释，在自立型扩容的轨道上前进，除了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在理论上也必须正视文学本体论问题。因而，对基本上已经定论的本质主义，还须进一步探讨。

    一、中国当代文论的瓶颈：本体论滞后

    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建国之初开始全面师从苏联模式，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了完整的文论体系：以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为支柱的文学原理，主要由本质论、作家论、作品论、读者论、源流论这五大部分组成；本质论恒定排在第一位，其余四者在不同文论教材中的排列顺序因编著者而异。高等院校文艺学专业的 教师，以及社科院系统文学理论室的研究者，在进行文学研究与课堂教学时，所遵循的思路基本相同：首先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追问文学的本质，给出“文学是什 么”的答案。

    朱立元先生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反省，不仅精辟，还着意强调自己也曾受其支配：“在文艺理论 界，本质主义长期以来成为多数学者(笔者本人亦不例外)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其突出标志是，认为文学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在 此基础上展开其他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的论述”。[2]建国以来的文论研究，确实就是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展开的。只是，关于文学的那个“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 和定义”，几十年来都难以推陈出新，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从而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本质论瓶颈，从哲学层面亦可以称之为本体论瓶颈。

    中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现状，除了本体论滞后，其他各方面做得很好，并且越来越好，不亚于西方一流，但整体上尚有距离。这个距离就是我们没有、而他们却能不 断推出新的文学本体论，尽管其中确实存在“强制阐释”的问题。西方现代文论能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学理根源与此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关于文学“固定不变的一元本质和定义”，给出最权威解答的，莫过于文论教材、尤其是全国统编文论教材，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范围。建国之初，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文学本体论得以确立，经典标志就是毕达可夫(И.C.Бидaков)②的《文艺学引论》，[3]以及毕氏老师季摩菲耶夫(Л.И.Tимoфeeв)的三卷本《文学原理》。③1954年春到1955年夏，按照教育部部署，北京大学中文系 举办文艺理论研究班，请毕达可夫前来开设“文艺学引论”，毕氏讲授内容基本上未出其师季摩菲耶夫的体系，授课讲稿后来交付出版社，是我国当代文论第一代教 材范本，为文学艺术的本体奠定了反映论、意识形态论的基调。而研究班的学员则来自全国各高校，当代文论界人物大多出自该班，如蒋孔阳、霍松林等。其后，就 是影响极大的两本全国统编教材，一为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4]一为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5]前者于1961年夏成立编写 组，1963年形成讨论稿，1979年正式完稿出版；后者与之同时起步，于1963-1964出版上下册，1979年出修订本。两种教材的内容延续、丰富 了毕氏师徒体系，但所涉材料转为以中国文学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全国统编教材是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该系列教材将文学基本 原理的五大块内容予以系统化、模式化，对文学艺术本体的定位进行不断探索，比如将本质论改为观念论。④

    相对于教材的稳定性，文论界由个体发出的声音则活跃得多，各种论争热闹得多，一系列重大变化在振聋发聩的同时，总会将学界的思考引向对本体的探讨。新时 期以来，从破除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开始，到方法论热、主体性热，乃至在短短十余年间将百年西方文论全部引入、操演一遍后，与西方文论的最新进展几乎同 步，这些牵动文论研究全局的聚焦点及其背后的推力，始终与本体论息息相关。

    工具论的要点在于文艺是政 治的附庸：认为文艺就是运用有文采的形式，表达特定(政治)内容；形式为内容服务，不能独立存在。破除工具论的同时，文论界还产生另一重大突破：文艺美学 学科兴起。1980年春，全国首届美学会议在昆明召开，胡经之先生在会上提出，应当开拓和发展文学美学，并于1981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全国首届文艺 美学硕士研究生，随后出版专著《文艺美学》。[6]文艺美学的要义，是肯定文学艺术具有独立的审美本体，并非他者的附庸。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包括老三 论和新三论，其主要目的也是拓展思路，以便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确认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立本体。文艺美学的创立有着双重意义：不仅从理论上解除了工具论对文 学功能的禁锢，更为突破文论研究的本体论瓶颈开先河。到了90年代，由于没有继续出现具有文艺美学那种本体意义的成果，而西方文论中的本体论却时有出新， 曹顺庆先生便从话语规则的角度，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⑤问题：中国传统文论的话语规则，要义在“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并衍生出“微言大义、文约而 指博”等言说方式，著述也以注、疏、传、笺等为主；然而充斥中国当代文论界的却是西方话语规则，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 感伤等等。至于具体阐释个案，比如运用内容与形式范畴来解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骨”，其结果除了方枘圆凿，别无收获。曹先生文中虽然没有明言，但其中有 一种认知逻辑：当代文论研究中的“失语症”与理论创造力的低下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其实，中国当代文论 界所失之语，倒不一定是话语规则，运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来阐释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并不是“失语”的经典表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7]在经济全 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任何一个民族的对内对外交流，尤其不可能囿于传统的话语规则。在信息时代，运用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来言说文学，评判优劣，个别的、 小范围的应该可以，要想整体如此，实在无法做到。所以，当代文论的真正失语，还是90年代以来本体论创新局面的停滞。曹先生用以说明“失语症”的典范事 例，即解释“风骨”所用的“内容与形式”这一对范畴，其实是由西方传统本体论来的，现在，特别是后现代思潮对此是否定的，因为本体论发生了变化。文论本体 论不是孤立的存在，是由世界本体论所支配的。这个本体论，是指世界的最终本源，或者唯一本源。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本源，有人说是水、有人 说是火、也有人说是数，再就是著名的理念论了。传统的世界本体论，可称之为自然本体论，因为人们所探究到的世界本源，都在与人相对的外在自然世界。现象与 本质、内容与形式这样的根本性二元对立范畴，就由此而来：本质、内容指的是世界本源；现象、形式指的是对这本源的表现。在哲学史上，本体论的原意可追溯至 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存在”一词作为概念，在英文里的表达方式，为系动词to be(是、存在)，本无实际含义。“存在一词，古希腊文原本写作on。作为系动词‘是’、或英文中的‘be’，它代表生成流变、万物运转。启蒙之后的欧洲 语言，将它错误限定成了动名词(onto或being)——从此删除了存在(to be)的活力，使之沦为僵化的本体论(ontology)”。⑥在我国，存在论曾有好几个译名：“(万)有论”、“在论”或“是论”。随着英语在我国的流 行，尤其是随着以英语为主要参照系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与大规模普及，to be的译名固化为“是”，原本表示某物“存在”的本体论，也逐步演变为追问某物是“什么”的本质论。“是”或“是不是”的思维方式，经由现代汉语的合法途 径得以确立，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亦扎根于学术研究领域。在这种自然本体论的支配之下，文论研究自然也会追究文学的最终本源是什么，也就是说，本 质主义是自然本体论在文论研究中的演变和延伸，反本质主义的最终矛头，归根到底还是指向自然本体论的。

    研究文学，追问一下文学是什么，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为什么要对这种追问发起一场席卷全球思想界的声讨与批判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把文学当作一种存在，丝毫不会影响文学的丰富与变化；如果确认文学是什么，丰富多彩、变幻无尽的文学就被所“是”的这个点限制死了。而且，为了完成这个“是”，必须对文学动大手术，以削足适履，本质主义的“死穴”或“命门”正在于此。

    二、符号的本体意义：从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本体论

    我国当代文论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本质论，从学理上看，演变、延伸于西学的自然本体论。而文论界对本质主义的整体扬弃，又与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引入的后现代思潮直接相关。这一轮学术思路的大循环，与几十年来文论研究深受西学影响的发展轨迹是基本吻合的。

    同时，我国文论界有不少大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认清本质论的弊病，进行了深刻的独立反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思路，以拓宽由自然本体论而来的本体论瓶颈。他们以复式界定取代单一界定或线性界定。如蒋孔阳对美的界定，采用的就是四句话：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是自由的形象。随后，由蒋孔阳和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原理》，就是用这四句话来给美下定义的，为打通本体论瓶颈提供了具有典范价值的先例。⑦童庆炳先生在其主编的 《文学概论》系列教材中，除了用“观念论”替代“本质论”，以避免对鲜活文学的限制，也用四句话来界定文学：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形态、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作家体验的凝结、文学是语言组织。[8]这种情况说明，我国当代文论界并非真的“失语”了，仅就反本质主义而言，除了西学思路在发挥巨大作用，产生于本土的学理思路同样在发挥巨大作用，在思维方式上已经体现出迎头赶上国外前沿的势头。

    然而，就具体成果和研究现状而言，文论界本体论研究滞后的局面，实在不容乐观：文学一下子“是”不完，继续“是”下去又看不到明显的希望。研究“文学是什 么”绝对吃力不讨好；反对研究“文学是什么”既容易出成果，还显得跟上了国际前沿。由此形成一种马太效应：越难研究的，研究者越少；越容易出成果的领域， 研究者越多。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西方文论的最新进展能够大致同步引入以来，关于不能追问“文学是什么”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多，相应地，正面谈论“文学是什么”的文章、专著越来越少。究其根源，文学研究要想把“文学是什么”说清楚、说明白、尤其是说得令人信服，实在不易！瓶颈无人去拓展，相应的坦途却越拓越宽，那么瓶颈就会显得越来越窄。而西方文论在整个20世纪却能一直往前推进，不断出场新的本体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以及彻底颠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解构思潮等等。文论界面对本体论研究的瓶颈，同时又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西方在这方面的突破，因而，积极地、甚或带有一点羡慕意味地去学习西方文论，接受其影响，不仅难免，也是情理所在、大势所趋。

    仔细审视西方文 论界不断推出的本体论，可以看到它们的理论基点或出发点，大多都指向或出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又熟视无睹的现象。比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出发 点，就是围绕着人人都会有的意识展开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等文论的出发点，则围绕着人人都在使用的语言来展开。本体论身上所笼罩的高远、玄妙的 理论色彩，在这一简单明了的事实面前不得不烟消云散！

    在本体论建构问题上，出发点不离开社会现实与日常经验。那些影响巨大的思想理论，在起步处总会与日常经验、生活常识密切相连，否则，难以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接受。作为后现代大师之一的福柯，也从最 不像学问、极为日常化的地方入手，揭示监狱、疾病、精神病院以及知识、真理等等与权力的关系，终于做成大学问，为后现代对抗本质论的建构论打下了坚实基 础。文学领域的本体论，以及诸如此类的本体论，它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背后还有着更深层的支撑点：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像剩余价值理论，就与唯物史观密切 相连。文学本体论也这样，一定是有世界本体论作为深层支撑点的。

    综上所述，文论研究要想真正达到国际 一流水平，实现自立型的不断扩容，必须在“文学是什么”与“世界是什么”这两个方面同时有所建树，单单执着于文学本体论是难以真正创新的。要能够确认一个 基点，由此出发，将人类文学活动的重要问题串联起来；同时，这个基点又直接指向世界本体。

    几十年的文 论研究历程表明，大家其实都清楚应该如何去做，关键是在实践中要找到新的基点，确实不易：文学不好“是”，很难“是”。但西方文论界怎么就能不断冒出新的 “是”呢？即便后现代对“是”的思路予以彻底否定，某种意义上，那也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是”呀！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他们关于世界的本体论发生了变化： 在西方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的自然本体论，近代以来一直受到挑战，直到被后现代思潮彻底扬弃，并以社会本体论取而代之。

    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本体论，指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茫茫世间，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那是万物的基始。人的求知天性的最高体现，就在于孜孜以求地寻找那个惟一本源；对它的探讨，最初称为宇宙论，其后是存在论，最后定位于本体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本体论如今的表现形态之一是以符号学为基础的构成论。以前的本体论是自然本体论，近代以来遭到了现象学的质疑并开始动摇，至符号学兴起，自然本体论就被彻底颠覆。在时间节点上，大约至20世纪60年代，自然本体论差不多就全面让位给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了，文化论的兴起，其实也是社会本体论的主要表现。而福柯等人的后现代知识论，可谓社会本体论的典型代表。针对 自然本体论的万物基始，社会本体论的两大突破，主要蕴涵于现象学与符号学：现象学告诉人们，世界上不存在那种纯粹的客观和纯粹的主观：任何客观，都是经过了意识的客观；任何主观，都是对客观的意识。而符号学则更加简明扼要：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人类运用符号建构起来的。没有人类之前，“有、无、物质、意识”等范畴不可能出现。自然本体论所追寻的万物基始等等，在人类诞生之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人类并不知道，恰如康德的“物自体”那样。说到底，“万物基始、存在、物自体”等等这些概念范畴，都是人类符号建构的产物。

    自然本体论的“万物基始”极为简单， 无非就是那个惟一的本源。而它的复杂在于：由那个“惟一本源”衍生出来的，最少有两个东西永远铭刻在今人的记忆之中：先在性与同一性。比如，正是对它们的 坚信，使得黑格尔自觉地、执着地要将大千世界纳入其中，因而花费大力气动大手术，把人的五官压缩为三官；把世界地理的中心归为欧洲，欧洲的中心又在德国。 [9]罗素对此表现出来的幽默，尽显诺贝尔文学奖大师的风范：“宇宙渐渐在学习黑格尔的哲学”，[10]然后才进化为现在的模样。

    社会本体论的根本之处尤其简单：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其衍生出来的复杂在于：没有人类以前，一切皆无；自有了人类，才有了世界及其一切变化。人类社会 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世界变化尤其巨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种前所未有的巨变，“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1]它的巨大影响，经过若干环节的传递，一定会体现在人类的理论思考中。西方本 体论的变化，就是结果之一。我国当代文论本体论瓶颈的暂时存在，亦属正常：理论变化难免相应滞后于物质财富创造速度的变化。认清这一点，对于意识到符号的 本体意义，生发破解本体论瓶颈的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当今信息时代与农耕时代的最大不同，从人类生存 的物质条件角度看，就是丰盈社会与贫困社会的区别。这是观察当代文学以及文论的重要切入点，虽不可忽略，但所受到的重视却并未在文论研究中得到足够体现。 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社会阶段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并不直接却极为充分，一望而知：比如，在原始社会，人类物质生产能力极为低下，大自然对人类而言，主要作 为严酷无情的外在力量而存在。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类几乎无能为力，只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12]而随着实际操控自然的能力 日益增长，人类文学创作中的神话题材就不复存在了。如神话那样消失的事物乃至观念，随着历史的进程会不断出现。比如丰衣足食，这个在贫困社会激励人们为之 奋斗的美好目标，在丰盈社会已经没有丝毫理想色彩了。相应的变化翻天覆地：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大改变了人的日常需求，“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 了‘符号满溢’，几乎任何活动都浸泡在符号之中，这是几千年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13]比如，有人为追求名牌，获得最新款的苹果手机，竟然会 去卖肾[14]……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变化，因时段长度不够的缘故，现在尚未以划时代的方式体现出来，当代文论对这种变化的转捩点尚未予以足够的把握。但符 号的重要性以及符号学的兴起，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已然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论研究而言，符号学所带来的变化，意味着全新的发展机遇。

    从理论角度看，索绪尔的语言学将语言符号分为两大功能：所指与能指；并指出人类运用语言符号的两个原则：组合与联想。[15]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 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等，全都以此为基石，引申出新的文学本体论。罗兰·巴尔特将索绪尔关于组合与联想这两个原则称为“语言的两根轴”，[16]雅科布逊 (Roman Jakobsn)、洛特曼(Юpий M Лотмaн)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学说，也全都围绕着这两根轴而展开。⑧后现代思潮所张扬的关于自我指涉的文学，亦全仗索绪尔对符号功能所做出的能指与所指 之分。文学是通过符号表达意义的，符号对文学的本体价值正在于“意义”。索绪尔认为，符号通过所指与能指的结合来生成意义。到了皮尔斯 (Peirce，Chailes Sanders)这里，意义生成由三环节组成：能指即再现体(representatum)；所指则分为两部分，对象(object)和解释项 (interpretant)。最基本而简单的东西，两人几乎一样；但衍生开来就有区别了。皮尔斯的理论，动态性极强：对象通过再现体，衍生出解释项；上 一级解释项成为下一级再现体，并指向新的次生对象与解释项。这个过程永无终结，形成“无限衍义”(infinite semiosisi)，直至囊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意义。正是因为这种动态性，到了上世纪70年代，对皮尔斯理论的评价，开始大大超出索绪尔：“目前符号学 界对皮尔斯符号学的极高评价，以及对索绪尔的系统模式符号的贬低，是对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极盛期过高名声的反拨。”[17]

    三、“强制阐释”的发生原因：两种本体论、两种文论与两种文学的并存

    在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于那种唯西是尊的风气来说，“强制阐释”的提出具有“扳头”意义。它所引起的思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本文只想提出一个简单问题：“强制阐释”为何会发生？

    文论研究如果过于追求所采用的理论——不管这理论是生成于文学经验还是其他领域——的体系性，难免发生剪裁事实以符合理论的强制阐释，张江先生在文章中 所列举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事例，就是如此。[18]对此种现象，罗素已有评定：“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 错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设想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就比像洛克的那种显然有些错误的体系含有较多的真理。”[19]西方学者对于体系性追求所导致的弊病早有 警惕，并正式宣告：“构造哲学体系已经完全过时”。[20]从学理上讲，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了满足理论的体系性建构而刻意剪裁事实这种现象，是为西方 学界所竭力杜绝的。艾耶尔《20世纪哲学》的第二章，就以“叛离黑格尔”为题，原因就是黑格尔为了体系的完满而不惜对宇宙进行剪裁。

    “强制阐释”现象的出现，显然不是追求理论的体系性所导致，而是由于存在两种本体论、两种文论与两种文学。从古希腊时期自然本体论开始，文论界由先在性的理念引申出来的本质问题，围绕着本质而产生的艺术真实问题等等，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在中国当代文论界，本质问题、真实问题以及典型问题，像红线一样贯穿新时期之前的30年。新时期以来的30多年里，其被关注的程度虽有所下降，但它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分量，仍然厚重。一旦明白了存在着两种本体论，文学艺术中本质与真实等核心问题，就需要换一种思路来思考了。文学本体论是受世界本体论支配的。不同本体论支配下的文学，其主旨泾渭分明：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文学，强调一切都有待发现，作家就是独具慧眼，善于发现的人，大作家甚至能够发现那惟一的根源。作家的发现是否具有价值，首先必须用是否真实来衡量，最终则要看是否吻合那个惟一本源。所以，真实论永远都是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和最高标准。以社会本体论为基础的文学，否认固定不变的先在性和同一性，认为绝对的艺术真实是不可能的，客观揭示世上惟一本质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它强调一切皆为人的创造，而文学创造的核心在于随人的变化而变化，所追逐的是意义的生成。即便面对1+1=2这样的简单事实，文学的目的也不是去发现它、吻合它，而是根据现有的、并非已经消逝的参照系，创造出它在当下的意义。

    以往关于真实问题的探讨和争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为基础的；社会本体论确立后，探讨和争论如要继续下去，一定得分清所持的本体论。否则，探讨有可能是徒劳的，争论有可能是无效的。有了两种本体论，自然会有两种文学。建基于自然本体论的文学，先天被赋予再现并揭示世界真相的使命，所以必须言之有物，言物相契。建基于社会本体论的文学，强调现有的一切都是被人类建构起来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建构，这种观念赋予文学以无限变化的空间。时下最显得突兀、也最让常人难以接受的变化，就是文学不再言之有物，言物分离。文学写作成为探测符号能指性的活动，创作主旨变为运用符号进行自我指涉的建构实践。在后现代那里，这 两种文学就是读者的文学与作家的文学。“在读者的文本中，所指是在队列行进，而在作者的文本中，能指在手舞足蹈。”[21]这是对两种文学各自特点的最精炼概括。

    读者的文学是指古典文学，静态的文学，在后现代文论家眼里，这种文学实在不值得一提，认可这种文学的读者都是“笨蛋”。因为，它“实际上是‘阅读文本自身’，因而使一种关于现实的‘公认的’看法和一种价值观的‘确定’格式永远存在下去，它是僵死的东西，但仍然可以作为我们世界的一个过时了的模式”；读者的文学以“天真无邪的假说为先决条件，并依赖于这种假说，于是所指和能指的关系不容置疑，那种假说还为这种关系提供论据，说，‘世界就是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这种假说包含“人是笨蛋”[22]的意思。而作家的文学是现代文学，它让读者也成为 作家或进行与写作相同的创造，“不鼓励也不要求自动提及所指”，“不要求我们通过它观察预先规定的‘真实世界’”。在欣赏作家的文学时，“注意力应当集中在能指，而不应当听凭我们的自然冲动越过能指转到能指所暗示的所指。”[23]但是，问题的困难恰恰就在于持读者文学观念的人，是没法克服或难以克服这种“自然冲动”的。

    文学从读者的文学变成了作家的文学，根本原因就在于本体论的变化。前者基于自然本体 论，强调是作家发现了这个世界，告诉读者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读者唯有接受而已；后者基于社会本体论，强调世界是由人建构起来的，没有现成的东西等待你去发现，一切都未知而杂乱，恰如文章成形前的点滴思绪那样。作者运用符号建构世界，读者也运用符号建构世界，把文本当作杂乱未知的对象来重构。

    两种文学对待所指与能指的态度，也是对待审美本体与自我指涉的态度。与“强制阐释”相对的“本体阐释”，其实就是审美阐释。在自然本体论阶段，鲍姆嘉通所创立的美学学科，发现了以前忽略的情感领域也即审美领域；鲍氏之后，审美被确定为文学的本体，文学是审美实践的主要方式之一。围绕文学的审美属性是独立的还是附属的这一问题，美学界与文论界一系列争论或分歧至今未止，不过在潜意识里，争论各方都还认可文学是人类的审美实践的。

    到了当代，自然本体论进化至社会本体论，意味着人们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切观念皆为人类自身的建构结晶。既然在自然本体论阶段，人类可以建构出文学是审美实践的观念，到了社会本体论阶段，人类也可以建构出文学是自我指涉、知识生产的观念。文学的理念变了，文论的理念也必然会变。时下共存的，不仅有两种本体论、两种文学，还有两种文论：有关审美教育的文论和有关知识生产的文论。当知识生产[24]这个名词在西方出现之后，人们发现知识生产也是产业，几乎所有门类的科学都可纳入知识生产的范畴。于是，文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域之一。

    西方现代文论注重知识生产，中国传统文论倾心于审美教育；前者重心为拓展视野，后者重心为人文养成。目前，前者的影响更大些。西方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建构功能极为强大的宗教，所以其文论可以忽略审美教育而专注于知识生产。近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文论，尤以知识生产的高产领域著称，在深化对文学和社会的认知以及理论思维训练方面功莫大焉，但却将文学当作知识生产的原材料仓库，从而令文学陷入支离破碎、诗意全无的窘境。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没有居于主流的宗教， 古典文论的重心始终不离审美教育，其人文养成的化育之功，突出体现为三大层次：就直接目的而言，属于创作鉴赏的指导理论；就思维方法而言，不是肢解而是整 体把握文学；就本体意识而言，则为主客相融，所用概念、范畴均为韵味、格调、意境等等，没有主客二分，不会把文学当作外在于人的对象。由于是两种文论并 存，西方文论界仍有不少人站在传统读者角度看待问题。比如伊格尔顿，就非常重视文学的愉悦、教导和替代衰落宗教的作用：“如果你不抛给群众几本小说，他们也许就会给你扔上几颗炸弹！”[25]

    至此，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强制阐释”的问题，就可以明确回答了：社会本体论与自然本体论共存之后，相当一部分文学转向自我指涉乃至知识生产，背离了审美本体。基于这部分文学以及社会本体论而产生的文论，对审美本体 的文学所作出的评判、剖析，是一种强制阐释，而非本体阐释(审美阐释)；对自我指涉、知识生产的文学所作出的评判、剖析，不是强制阐释，亦非本体阐释，只 是以文学为原材料的知识生产建构。基于审美本体文学以及自然本体论而产生的文论，对审美本体的文学所作出的评判、剖析，是本体阐释；对自我指涉、知识生产 的文学所作评判、剖析，是勉为其难的本体阐释，亦是另一含意的“强制阐释”。

    文论扩容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必经阶段，一时不会停止，但难免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目前文论研究的要义之一，就是探讨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离开西方话语，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当代西方文论游走于自然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间，故有时与我们 相似、吻合；有时从合理基点走向深刻的片面；有时则大张旗鼓地违背常识。其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不可忽视，但不能直接套用。中国当代文论应认清并突破本体论 瓶颈，促进文论扩容从学习型走向自立型。

①参见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强制阐 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文艺研究》2015年第1期)；毛莉：《当代 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A04版)。

②毕达可夫的俄文原名，一直没有出版物注明，他的《文艺学引论》中译本也没有，本人多方寻查均无确论；最后求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的周启超教授，他通过同行，几经周折才得以确认。

③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概论》、第二部《怎样分析文学作品》、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1954年版。

④这些教材包括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2000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及修订版等。本文写作之际，童先生遽然离世。敬录《玄秘塔碑》句痛悼童先生：峥嵘栋梁一旦而摧；徒令后学瞻仰徘徊。

⑤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再说“失语症”》(《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论“失语症”》(《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⑥赵一凡：《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78-679页。赵先生学风谨严且精通外语， 特地标明：此处要义“参阅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中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245、359诸页，以及495页译者对于存在一 词的讨论”。

⑦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美学原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109页。

⑧关于俄国形式主义等流派、尤其是雅科布逊、洛特曼等人对索绪尔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详细内容当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1]周宪：《文学理论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2]朱立元：《试论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影响》，《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依·萨·毕达可夫、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文艺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4]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5]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1964年；1979年修订。

[6]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7]刘勰：《文心雕龙》，周振甫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6页。

[8]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176页。

[9]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33-536、392页。

[10][19]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2、14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6、25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13][17]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70页。

[14]《三湘都市报》2012年8月9日。

[15][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阿·薛施蔼、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2、170-176页。

[16]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2-67页。

[18]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0][英]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21][22][23]特·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116、109页。

[24]弗里茨·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孙耀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