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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洋为美”必须反思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01日10:54 来源:中国作家网 黄力之

  “以洋为美”是“唯洋是从”

  在审美领域的表现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 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习近平同志概括了肆虐多年的西化思潮之三大理念——“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以及包括“去中国化”在内的五个“化”之具体表现,体现出敏锐而深刻的文化洞察力。习近平同志所列西化思潮的种种行径,使人想起《法门寺》中的小太监贾桂,人家让他坐下说话,他却奴颜婢膝地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现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有识之士必须意识到,将自己定位于贾桂,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应该说,自改革之初开始,“唯洋是从”的西化思维定势便在审美领域开始了自己的进程,时起时落,影响了相当一些人,表现为“以洋为美”。客观上,改革之前的中国文艺界与20世纪的西方文艺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连西方古典文艺的影响都处于淡化之中。开放之后,西方20世纪的所谓“先锋派”思潮的冲击突如其来。无知者最容易为新玩意儿所激动,中国文艺界如饥似渴地予以引进,按照事物的逻辑,先有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后有所谓“八五新潮”,一时沸沸扬扬,光怪离陆而无奇不有,对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稍稍模仿就成为中国文艺的创新,或者晦涩艰深,或者形式至上,或者如皇帝的新装那样,空无一物而被说成是最美之物,或者干脆“赤身裸体,走向上帝”。直到现在,那些“唯洋是从”的东西,还在成为某些人继续享用的红利。

  在审美理论领域,从所谓“方法论革命”(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强行引入文艺研究)开始,再到主体论、本体论、审美感性论、精神分析论、形式论等等,研究者也许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但所有的工夫都用在抄袭洋人的文本上,再来点发现新大陆式的惊人之语以哗众取宠,有多少东西是中国学者自己对审美文化研究的真正创新性突破呢?实在看不出有多少。

  比如说所谓本体论,提出者的本意在于确立文学的纯粹地位——非依附性的地位,而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约·克·兰色姆在20世纪30年代由哲学领域引入的,他将文学作品“存在的现实”称为“本体”,实际上就是作品形式的独特性,这一“突破”本身就很难说比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及雅各布森的“文学性”——“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更有意义。因此,罗杰·福勒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73年英文版)和阿伯拉姆斯的《文学辞典》 (1981年英文修订版)都不将“文学本体论”收入。而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文学本体论的大量论著中,无非就是用“本体”概念来说明文学形式或者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无论中外,人们对文学的独特性因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的认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不依托于“本体”概念的。因而,轰轰烈烈的“文学本体论”不过是用汉语来宣布某些西方人的理论如何伟大而已。到了今天,又有谁觉得无“本体论”则不能论证审美的独特存在价值呢?

  可见,习近平同志讲话所指,完全符合中国文化艺术界的状况,此一批评宣布了对“唯洋是从”的西化思维之告别,从根本上扭转了泛滥已久的西化倾向。

  “以洋为美”源头之弊端

  由于“以洋为美”本质上是一种西化思维定势,因此,对其分析首先必须回到西方文化的语境,看看西方20世纪的所谓“先锋派”思潮到底有多先进,其对审美的普遍性影响到底有多大。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审美文化领域里的“以洋为美”之消极性后果,主要还不是崇尚一般意义——特别是文艺复兴至19世纪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洋”,而是20世纪的所谓“先锋派”之“洋”,因为前者在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发生过了,而且,理论与实践都证明,后者更不可尊为圭臬。

  20世纪的所谓“先锋派”思潮包含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股势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思潮包括审美文化思潮,它们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因为它们只能产生于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中把西方现代时期的结束定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1918),而“后现代”的发生时期便顺延到两次大战期间。

  汤恩比的逻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危机,现代性的乐观主义被击碎,开启了现代主义之后的新时期,后现代主义发生了。人们要问,西方1960年代以来的文化为什么不再满足于现代性批判,而要解读成以消解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呢?我们必须注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根——哲学在20世纪的重大转变。

  自文艺复兴以来,适应资产阶级上升的内在需要,西方哲学一直在往理性主义的道路上迅跑,以此构筑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的大厦。凭着理性主义,人对自然的认识愈益深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空前地提高了生产力。凭着理性主义,资产阶级凌厉地批判了宗教神学,批判贵族社会的等级观念、血统论,推动了自由与民主机制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得以形成。

  但是,到19世纪后期,当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一个胜利的事实时,它也马上面临了新的困境:在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部,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处于尖锐对抗之中,社会在对抗之中随时可能倾覆;在资产阶级控制的不同国家之间,资本的利益也处于民族形式的对峙之中,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种对峙进一步扩大,并孕育了武装冲突的可能。这一切,20世纪的初期以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大战的形式予以了确证,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尼采的“生命意志论”成为了理性主义破灭的哲学替代物。特别是尼采发出“上帝死了”、“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疾呼之后,传统的理性主义更是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代主义艺术成了新的信仰,试图为人们在迷失的世界中点燃一盏心灵的灯。现代主义以高深、晦涩著称,这使它具备了成为“上帝”的条件,尽管只是非理性主义的上帝。

  二战以反法西斯的一方取胜,但局面却变得更加复杂:冷战来临,两大军事集团公开对峙,双方都拥有足以毁灭地球的核武器;民族主义运动导致了全球范围的大动荡;市场经济复兴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又消解了一切人类精神和价值体系,而且异化为统治人的神秘力量;生态危机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加剧,地球因人类的掠夺和污染变得空前脆弱,人类文明的生存危机正在迫近。

  这样,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怀疑论思想开始滋长,这种思想不是要打破某种思维惯性,也不是要建立某个新的观念体系,而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表示怀疑,认为人的思想、文化、语言、生活方式都是可疑的,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主义也是非理性主义的,是反传统的理性主义的,可是它并不高举非理性主义的大旗,因为它认为一切主义都是不可靠的。后现代主义以自己的文本或行为直接地向人类价值观念发起挑战。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世界是混乱的、无序的、无意义的,而“自我”也相应地只是“绝对空虚中的偶然产物”,人的“一生都是……通向混乱的一次旅程”,是“靠混乱而兴旺起来”,“耗尽” (burn-out)之后的“自我”除了本能,别的都不存在,也不需要了。

  在文化史的视野中,这样的所谓“艺术”,除了其文化理念嬗变的意义是可以分析出来的以外,审美上的先进性在总体上是可疑的——当然不排除少数作品的审美贡献,更谈不上去盲目学习和模仿了——即使你按照自主性原则去模仿了,也没有资格说是一种先进艺术的“崛起”。

  实际上,在日常经验的层面,西方人自己也不认可所谓“先锋派”思潮。颇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后现代艺术家村上隆,其作品夸张甚至带有色情淫亵的 意味在里面。2010年9月,村上隆在欧洲传统艺术圣地凡尔赛宫搞个人作品展时,受到不少民众的抵制。凡尔赛宫门口人头攒动,抗议者头戴五彩花环,以示向喜欢鲜艳色彩的村上隆和他昂贵的作品“致敬”。现场处处充斥着象征性标着高价的纸盒、废弃的马桶,大标语上写着“艺术诈骗”。波旁王室的后代公开谴责展出是“亵渎祖宗的艺术和回忆”,拒绝将凡尔赛宫变成推销所谓现代艺术的橱窗。这是继1999年10月英国当代前卫艺术展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办时,遭受观众抵制的又一次文化事件。人的智商是不能大规模地、公开地亵渎的。

  可悲的是,这股戏弄中国人智商的“以洋为美”思潮居然横行了三分之一世纪的时间。

  实事求是地说,“唯洋是从”是“以洋为尊”、“以洋为美”的逻辑结果,之所以在中国出现,其历史合理性在于历史本身。中国当初之必须学习西方,其一在于农业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其二则在于中国人的视野的确落后于世界。以色列学者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考察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注意到西方人的优势是他们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具有认识世界的视野,主动将认识转化为实践,而因视野狭隘而付出沉重代价的,除美洲原住民外,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大帝国。

  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对世界的无知也已经过去。当中国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力量,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时,中国人开始成熟起来,理性起来,中国能够洞察各个文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比如所谓西方“先锋派”的东西,连众多严肃的西方学者、民众也不以为然,我们为什么要顶礼膜拜呢?站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平台上,中国文艺界的明白人应该对那些“唯洋是从”的玩意儿果断说“不”了,我们应该摒弃“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之痼疾,以中国五千年文化辉煌为支撑,重新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中华文化与艺术必定再一次影响世界,从而与中国的国家地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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