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与汉代

　　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之道，时为大。”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汉赋也是如此。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消费、接受等有重要的影响。

　　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从刘邦建国、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三年灭秦、五年楚汉战争，长期战乱给汉初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恢复经济。与之相适应，思想较为自由，统治者主要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思想。而且《史记》《汉书》记载“景帝不好辞赋”。在这种情况下，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据《汉书·艺文志》，陆贾、朱建及藩国吴王、梁孝王、淮南王门人有一些创作，但现存的赋作，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另外还有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此期特别的作家是枚乘，他曾游于吴、梁，其创作《七发》目的在于讽谏诸侯王，形式上大肆铺排，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

　　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此期政治上虽有西汉灭亡、东汉建立等波澜曲折，但整体上是大一统天下、是积极向上的时代，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不仅大力提倡，而且自己创作。班固《两都赋序》云：“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段序言对汉大赋生产的背景、生产方式、生产特点、生产数量等，都进行了明确交代。大一统的天下，文人心向中央，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于是，规模宏大、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这是时代的产物。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这四大赋家生活在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时代，是汉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汉赋极盛时期。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以状物为主，风格上呈现出“全”而“大”的特点。《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曾说自己创作辞赋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正是汉帝国一统天下的真实反映。也正因此，典型的大赋生产颇费心血，司马相如创作《子虚》《上林》，“几百日而后成”；扬雄作赋，“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纳)之”，大病一年；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可见大赋生产之不易。而且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劝百讽一”，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

　　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地震、蝗灾、水 灾、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深感人生迷茫。此期经学衰落，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这种赋继承屈原、贾谊的传统，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归田赋》、蔡邕《述行赋》、赵壹《刺世疾邪赋》等，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由体物转入写志，个人的思想、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如张衡《思玄赋》《归田赋》等。

　　由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如辞赋作家的地位、遭遇、追求、情怀等。汉代经学盛行，辞赋家的地位低下，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如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汉书·枚乘传》)扬雄写过不少赋，但后来不写了，“雄以为赋者，……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班固在《两都赋序》里把辞赋家视为“言语侍从之臣”，亦可见地位之低下。就作家的追求、情怀而言，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主动与时代靠拢；当衰世时，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其次，时代影响辞赋作品，包括思想、体制、风格、内容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为时代服务。“天子之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宏大的景象，强壮的声威， 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而且影响汉赋消费。汉赋由于辞藻华丽，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或歌颂，或讽谏，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据《汉书·扬雄传》，司马相如进《大人赋》，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志。据《汉书·王褒传》，汉宣帝既注意到辞赋的娱乐作用，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甚至太子有病，召王褒等人朝夕诵读奇文及辞赋以解病情。太子喜欢王褒《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可见辞赋消费的状况。当然，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

　　时代也影响汉赋文学接受。武帝至东汉中期，天下一统，处于盛世，所以汉代文人突出接受的是大赋。枚乘《七发》铺排有序，讽谏得体，成为文人学习的经典。曹植《七启·序》云：“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也受《七发》影响而又有新的创造，于是，《子虚》《上林》又成为辞赋家学习的榜样。扬雄“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杜笃在上《论都赋》的奏章中说：“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扬雄的《蜀都赋》、傅毅的《洛都赋》，开京都赋先河，为此后崔骃《武都赋》、张衡《南都赋》等接受。班固的京都大赋《两都赋》，创立了描写两个都城、两篇连成一气的新体制，成为京都赋的典范，张衡学习、接受而创作了《二京赋》。就抒情性辞赋而言，汉赋中贾谊的《鵩鸟赋》、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青衣赋》等都有许多接受者。汉赋中自我解嘲一类的作品，是在专制政治压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为讽刺现实、表现个人情感而创作的。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开其风气，东汉时期崔篆《慰志赋》、崔骃《达旨》、冯衍《显志赋》、张衡《应间赋》、班固《幽通赋》、卻正《释讥》等作品接受了这一传统。另外，《史记》《汉书》收录辞赋家的作品也是传播接受辞赋的一个方面。这些接受，也都是与汉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