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研究与新诗解读的前景

　　在当下的文类格局中，诗歌或许处于最边缘的位置。但诗歌圈内部实际上并非如此落寞，反而热闹得很，无论是每年出版的无以计数的诗集，层出不穷的诗歌 奖项，还是名目繁多的诗人节、诗歌研讨会等，均表明诗歌圈内并不沉寂。然而，圈内与圈外似乎隔着一道墙。而这种隔绝状态的原因之一，便是诗歌难懂。不仅许 多业余读者望“诗”兴叹，文学研究者也多视之为畏途，当然也不乏不屑一顾者。

　　诗歌难解，自古而然，董仲舒所谓“诗无达诂”虽别有用意，但已道出诗歌读解的隐忧。白话诗运动的出现，本来是想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使诗人的表达 具体化、准确化，但无奈诗终究是诗，正如周作人所说的需要“余香与回味”。随着西方象征主义诗潮的涌入，新诗更是走向了晦涩、朦胧一途。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现代派渐成气候，新诗看不懂的问题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先是1936年李健吾解读卞之琳的《鱼目集》，卞之琳却认为李健吾 的解释有些地方“显然是‘全错’”，李健吾作为专业读者尚且如此，其他可料。1937年新文化圈围绕现代派诗“看不懂”的问题，还爆发了一场论争，梁实秋 针对卞之琳和何其芳的作品致信胡适，批评这些诗让人读不懂，胡适响应梁实秋的意见，附言批评，但此举却引起周作人和沈从文的据理讨论。可见现代诗的难懂已 成公案。

　　或许是鉴于新诗难懂，孙玉石先生试图开辟中国现代解诗学，意在总结三四十年代以来的新诗解读经验。在孙玉石看来，新诗解诗学包括实践与理论两方 面，以朱自清为例，解诗实践是指“对诗的本体进行微观的解析”，理论则是指将这种实践加以理论化。重点在于解读者要不时地更新自己的诗歌观念，提出多元化 的新诗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尺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吴晓东的新著《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可谓当代解诗的实践成果。这不仅在于该书对现 代派诗人戴望舒、何其芳、林庚、废名、徐迟、卞之琳等人的诗作都进行了微观的诗学分析，还在于该书的理论与方法视野。

　　该书题为《临水的纳蕤思》，源自古希腊一个唯美的神话。据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记载，纳蕤思(Narcis⁃sus)长得十分俊美，得到了众神的倾 慕，但他都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他打猎归来，在湖边饮水时看到了水中的倒影，从此便深深迷恋上了水中的自己，以至憔悴而逝。这个神话故事成为欧洲文学中 一个常见的母题，经由现代派文人瓦雷里和纪德的中介，也来到了中国现代诗人笔下。

　　然而，该书并不是一部关于纳蕤思如何到中国“旅行”的故事，相反，是关于现代派如何处理类似诗学问题的著作。纳蕤思的临水自照，实际根源于他对 乐园的向往，以及实现这一乐园的形式的追求。而在象征主义诗人看来，诗人的职分也正是为心灵寻找到完美的艺术形式。也就是说，“临水的纳蕤思”提供了这样 的可能：心灵世界与艺术主题实际上是同一的，或者说二者具有同构性。这个传统可能是象征主义诗人发明出来的，是象征主义诗人思考诗学问题的形式中介，它因 此具有“诗的自传”意味，指向诗学本体论。而该书研究的重心实际上正是现代派的“诗的自传”，旨在经由考察现代派的艺术世界而理解其精神世界。

　　现代派诗人对艺术形式的执迷，体现在他们大量运用的一系列具有诗学本体意义的艺术母题上，这包括“镜”“楼”“古城”“镜花水月”“辽远的国 土”等。如纳蕤思的临水一般，这些母题具有心理与形式的双重属性，它们既是诗人寻找或创造的艺术形式，镜、楼等都具有极强的形式意味，同时又都投射出一个 辽远的空间，因其对现实的超越性，而具有乌托邦的属性。这正是现代派诗人身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语境而召唤出来的乌托邦或异托邦视景。

　　另一方面，“诗的自传”还蕴含着诗人的自我认知。纳蕤思的临水，实际上是一个经典的镜像结构，诗人和他的符号世界也是如此，因而，通过追踪诗人 如何为他们的心灵世界寻找客观对应物，可以发现诗人“主体的真理”，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通过对其镜像结构的揭示，我们有可能捕捉到诗人的自我与主体究竟 是如何符码化的具体历程，从而寻找到一种把‘主体的真理’与形式诗学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临水的纳蕤思》，页15)。

　　现代派诗人们通过诗歌营造了一个辽远的乌托邦，但这个空间又往往显得虚幻，是镜花水月的世界，相对于同时期左翼作家笔下的乌托邦世界，现代派笔 下的乌托邦缺乏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性，因而只是一个幻美或是审美的空间，是诗人逃避现实的通道。但问题还在于，诗人们真正关心的似乎并不是这个乌托邦的具体 形态，或它是否能够实现，而是更在意“怀想”的姿态。也就是说，诗人更愿意耽于沉思和想象的过程，正如作者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所指出的，他们所拥有的是“玫 瑰的名字”，他们就像被湖里影像迷住的纳蕤思一样，被符号世界吸引住了，而这实际上是一个表象的世界。其自我认知的镜像结构，就在主体与表象之间的无尽循 环。这种封闭性的镜像结构，潜藏着现代派的危机，首先是其乌托邦视景因缺乏现实支撑，而要面对被现实轰毁的可能；其次是诗人的主体性建构因缺乏更为广阔的 历史维度，也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可看出作者对现代派的某种历史和价值评判。

　　母题研究丰富了解诗的理论和方法视野，它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们“读不懂”现代诗的偏见。现代诗歌难懂的主因，便是诗人往往创造了许多私设 的象征，加上语法上的有意省略，形成了如朱自清所说的串儿被藏起来的珠子，使读者无法得到连续而清晰的意义。而现代诗人也大多主动追求晦涩，如波德莱尔就 把不被理解当作一种荣誉。母题研究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在个性化与私人化的现代派中，找到一种群与类的意义，而从现代派诗人书写“辽远的国土”“镜” “古城”等意象的普遍性可以看出，它们确实具有公设象征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特点。因而也可以说，新诗尤其是现代派诗歌也并非不可懂，其个性化的背后实际上 也印刻着时代与文化传统的印记。能否读懂现代诗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找到其心灵世界外化为艺术形式的中介，也在于如孙玉石所指出的能否更新自己的诗学观念。 母题研究虽然并不时新，但在解读现代派诗歌时是有效的，而且丰富了我们对现代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