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命运

　　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正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为我们置身在被西方学者命名的“后现代”时期。在这个瞬息万变、讯息发达的“后工业化”时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艺理论研究似乎前景黯淡、辉煌不再，具体表现在文本的优先地位和文学实践活动的连贯性正在日益动摇和断裂。法国文化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在其《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称“后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是信息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帝国主义晚期的产物”。当后现代主义宣称现代主义已精疲力竭，文学实验和意识形态批评已时过境迁之时，它早已把理性结论伪装成为形象描述。

　　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后现代主义的确在总体上影响着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发展，任何试图完全回归理想化的过去状态的举动可能都是徒劳无益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首先拉响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规划”不稳定的警报，并相当致命地威胁着我们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所继承的人文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批评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话语似乎继续被利奥塔德称之为“大叙述”的理念所统摄支配，这个“大叙述”包括20世纪现代主义的主要流派(形式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颠覆性话语，因为索绪尔、马尔库塞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学术规范，建立在这些学术规范基础上的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似乎使得诗歌或小说能被某种全能理论所阐释和解读。但是，近年来我们也切身感受到这些原初的和整体性的理论缺失。它们想当然的臆断使其丧失了权威性，一些后继的批评家更使这些理论削弱其原有的战斗性，也许正是这种不自然状态违背了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揭示文学作品意蕴和手法的初衷，于是一些理论家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话语：罗兰·巴特从符码化符号意义的复杂系统转向明显任意化的“文本欢悦”立场；麦考瑞和阿尔都塞认为某一文本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文化实践；拉康超越了弗洛伊德把自己的象征意义强加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建构起思想和话语“主体”相互对应和契合的镜像 学说。尽管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出现了比较大的分野，但由于其较少受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激烈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又组成了更大的“大叙述”。以结构主义为例，它从形式主义那里继承了“细读”方法，从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非神秘化原则，从精神分析学派那里生发出阐释的反转功能，就此而言，利奥塔德的后现代主义的分析还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正如英国文化学者彼得·科利尔所说：“后现代主义运用的知识没有先验的基础，没有优越的视角，因而也没必要计较现代性规划的丧失以及有效批评的匮乏。我们只能积极地默许一个世界的诞生，在那里，所有的文化行为或许被平等地批评为有意义或无意义。”

　　事实上，甚至像利奥塔德这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在拒绝建立任何文学批评话语的合法化“叙述”时，也假定了批评话语的力量，即使是在解构主义批评盛行的当下。解构主义追求否定性的阐释学，并表现在自相矛盾的话语中，它遵循“差异/延宕”的原则，抛弃作为形而上学的幻象征兆的任何铭刻在文学写作中的原初话语意识形态主义意味。其代表人物在实践中把他们的理论用于对后现代主义现状的强大象征结构进行颠覆，这种颠覆当然试图否弃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因为它惟恐与支持主导性社会霸权的形而上学或本质论形成共谋。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多尔诺，在其《美学理论》中已经试图从他欣赏的典型现代主义作家(贝克特、卡夫卡)支离破碎、消极低迷的艺术作品中消除超验美学。例如，贝克特的作品被命名为抵抗资产阶级美学改良规划的有 倾向性的沉默性艺术活动。而德里达这位几乎对所有后结构主义批评都产生影响的哲学家发现了一个盲点，该盲点足以破坏他所论述的从柏拉图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卢梭到弗洛伊德的所有哲学家的有意规划。

　　解构主义修辞癖的核心也存在着残酷的悖论。海德格尔和保罗·德曼似乎都是气势逼人、十分典型的独立思想者，人们已经把他们的前纳粹姿态作为灾难加以回顾。海德格尔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被假设为已经弱化了哲学及文学与个人及社会的残酷关系，并赋予他们的争论游戏以偶然性而不是被偶然性所影响。但是，当美国解构主义处于巅峰状态时，其政治和哲学“他者”受压抑声音的回归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强烈和巨大。事实上。在保罗·德曼战时与纳悴合作行为暴露之后所引起的危机状态中，政治上受压抑的东西以其最怪诞最可怕的形态改头换面地出现了。因为现代语言即使在其后结构主义形式中，至少在他们的批评实践背后也要假设一个原则：拒绝与法西斯主义进行简单对话。因此，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芭芭拉·约翰逊在《他性的意外：保罗·德曼战时写作注释》中，对保罗·德曼的解构主义的政治问题所作的批评性回顾，促成了对美国解构主义奠基人的政治错误和以往误解的重新解释，开启了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再评价。她拒绝指控解构主义必然导致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完全不确定的倾向，指出：“分析德曼的战时合作主义作品以及它们被禁止出版的原因。就像席勒抛弃了康德美学中的暴力一样，可以教育我们承认文学理论内部的政治参数。”

　　就文学文本从社会分离及由此带来的解释问题和文学价值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在《美学价值的问题》一书中评论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 时对此进行了阐发和解释。彼得·伯格承认所有的评价尺度都有历史局限性，尽管他怀疑阿多尔诺把艺术上先锋派的革新解释为艺术经验的客观发展。对伯格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主张不同美学价值的持续可能性，来反对布迪厄悲剧性地将文化假设还原成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而在社会决定论那里，文学和文化主要被视为文化“资本”和社会差别的分配工具。无论是芭芭拉·约翰逊对结构主义的修正，还是伯格对阿多尔诺《美学理论》的挑战，二者的哲学含义都在阿尔布雷克特·威尔莫在 《陷落时刻的形而上学》中对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所作的分析中得到探讨。尽管阿多尔诺试图用具体的艺术实践取代康德形而上学评判的理性谬误，但威尔莫还是郑重指出：德里达的理论对阿多尔诺产生了巨大诱惑，使美学笼罩着形而上学的迷雾。约翰逊、伯格和威尔莫的讨论，构成了我们深入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即一旦文艺理论研究恋恋不舍的形而上学假定及其话语完整性受到质疑，那么理论灾难之后的批评实践就会得以复位。约翰逊、伯格和威尔莫们试图着手解决政治共谋的极端性、美学价值和哲学虚无主义的冲突，这似乎对解构主义立场构成了威胁，但对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威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发展使我们在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合法化方面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无论是德国文艺理论家、接受美学主要创立者姚斯·罗伯特还是美国新历 史主义批评的领袖人物葛林·伯雷，都特别关注历史连续或差异关系的辩证过程。姚斯·罗伯特在《接受理论：其未被认出前的历史之回顾》提出的“接受理论”将语境视为其出发点，并强调了阐释活动的历史延续性。尽营接受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语境变动无常，但在姚斯看来，意义的产生显然源于读者的创造性输入。葛林· 伯雷同姚斯·罗伯特一样，坚持“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而抛弃了价值意义的普遍标准，但他在考察过去和现在相遇的问题时比姚斯更突出间断性，他的“新历史主义”怀疑把价值优先赋予某些作品的文化解释行为。他思考了那些歧异客体的会运——它们被博物馆授予价值并且落网于某种辩证法，即文化语境内的作品试图激发的令人尊敬的“共鸣”以及原初的创造力可能唤起的“奇迹”震动这两者的辩证法。葛林·伯雷偏重历史瞬间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在规范化连续性假设时所具有的异己的破坏性的效果，从而承认对他本人理论的历史考察也由此受到置疑这一事实。但是，发现这样一种阐释策略，其问题也许是致使所有的文化产品完全任意化，而且它反对把表述本身的不确定性转变成某种本体论的绝对性。而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韦曼在《文本、作者功能与社会：朝向现代叙述中表 述与占有的社会学》中，采用马克思的占有概念说明了不同的文学形式如何表达了表述危机的不同阶段。他抛弃了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两种极端化看法：一种是符号系统自给自足的结构主义立场，另一种是语言直接反映现实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建构某种自我指涉性文学表述的现代形式之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过程中，罗伯特·韦曼论证了福楼拜、詹姆斯和海明威的重要作品如何自觉并自我批评地标示出他们的文本对自己试图占有的世界所进行的思考。

　　其次，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用文学性定义文学并排除其他标准。20世纪60年代法国批评家的符号学与其说受到了语言学理论的启发，不如说得益于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的联合。他们倡导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却忽视了影响历史与文本关系的暴力与压抑，然而从那时起语言自身内部却发生了一场革命。研究语言符号及其使用者关系的理论的全部进展，不仅向结构主义自给自足的体系发起挑战，而且它还向德里达哲学引起中心意义缺失、实现自我毁灭的理论进行发难。法国文学批评家米歇尔·利法特尔和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安·杰弗森承认重新定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目标具有必要性，他们的“靶子”是“不确定性”和“文学性”，利法特尔在《作为阐释束缚的不确定性》中指出，一种暖昧的诗人话语如何不必通过让阐释行为无能为力的“不确定性”原则就能够产生有效的意义，通过难以解释的布莱克与华兹华斯的文本，他说明读者怎样借助更广阔的文化判断来逾越暂时分裂的文本之主要的“不确定性”，并因此调动一种增强的阐释意识，导致在分裂的修正原则方面对作品进行一次再加工。于是，第二阶段的解释就解放了封锁在文本内的意义，并通过互文行为将它展现在大众解释这一更为宽广的领域。安·杰弗森在《形式主义美学中的文学性、主导与暴力》中指出，罗曼·雅可布逊对文本学一般概念的寻求因忽视其社会政治层面而过分简单化了语言操作，巴赫金则不然，他的复调与狂欢行为的小说概念则基于某种社会语言学论争的理论。由于从语言学基础进行运作的批评家需要重新关注结构主义以及对其阐释行为的语境化，所以，心理分析批评家已经看到既受到利用又受到威胁的他们所缔造的注释系统的权力与原则。德国文艺理论家莎拉·考夫曼 在《转变：农神符号下的〈威尼斯商人〉》一文中讨论了弗洛伊德如何细读《威尼斯商人》，以便解构过于简单化的心理分析象征主义。该文指出：即使弗洛伊德并 未局限于他自己梦幻运作模式所提示的“转化结构”，他仍旧未能带来价值和意义的社会层面。而莎士比亚的语言和结构在女性与犹太人主题中却传达了这一层面，女性和犹太人的话语充满了向过分简化解读进行挑战的颠覆性象征含义。法国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则在《认同与现实》中对既定的和稳固的心理分析象征评论进行了批评。作为一名符号学先驱和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家，她所有的经验都被摄纳到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她既说明了拉康“身份”概念，也阐明了乔伊斯的病史及作品，但是她的文章只是超越了简单的弗洛伊德式或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因为如果一种身份概念有必要使精神具有操作性，那么读者的符号学欢愉就暗示出一种身份反转的伴随策略。克里斯蒂娃发现流浪的尤利西斯的心理学立场同弗洛伊德主义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意味深长；她的模式不但在现代主义文本里，而且在她心里慰藉疗法式的作品所探讨的“论争转移”姿态中。

　　再次，克里斯蒂娃的文章中的修正女性表现与表述的分析模式的必要性如同考夫曼的文章观点一样含蓄不清。然而英国文化学者艾连娜·肖瓦尔特在《女 性主义与文学》中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纵论则明显关注了潜在的阅读形态与阅读实践模式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所依托的社会立场。她指明女性阐释如何不可避免地涉及种族与阶级的问题，心理分析或其它理论在涉及“机构化”的文学与文化行为的不同框架时如何必须被“语境化”，她拒绝某种基本女性特征的安慰，但也抛弃那些天真的双重束缚，如宣称以“平等”对抗“差异”或以“盎格鲁·撒克逊的实用主义者”对抗“法国理论家”。在展开女性主义文学事业的历时阶段与共时策略时，她得出如下结论：今日理论争辩最迫切的问题是建立一种全新的话语权威，这种权威怀疑所有特定的机构。不仅要置换文学原则与性别陈规，而且要修改其他领域内批评话语的所有参数。为了重新确定自身为批评主体，同时保留有效机构的位置，摒弃实在论或实用主义的诱惑，后来的许多解构主义者，超越女性主义界域而公开辩论批评主体的地位如何体现在诸如种族与阶级、教师与批评家的角色、非文学文化行为的重要性等方面。而且，因为肖瓦尔特没有讨论家长制话语，所以，美国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描述旧事：殖民荒谬之注解》中和美国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在《后结构主义、边缘性、后殖民性与价值》中，对西方话语向不发达国家强加的身份进行回击。他们都详尽论述了阐明文化身份概念的困难之处，摒弃了无论何时都只被定义为强权阶级的“他者”的身份，因此，这些人的模式具备了足以扰乱我们解读立场的效果。

　　正是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探究精神，排除了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目前状况和未来景观所作的任何结论；也正是作者们的灵活多样，构成了一种有力回答。新女性主义意识与后殖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复杂声音，甚至那些为他们自身利益考虑的声音都未被传统意识形态所包容，他们使用马克思的概念和弗洛伊德的术语，但他们总是质疑这些体系并预先假定其意识形态范式，然而他们并不否认解构主义的新政治意识或后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式主义能够批评它的语言学基础，同时仍提供一种批评式解读模式，且还能与批评性的阐释学和接受理论和谐共处。新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避免对社会间关系做任何简单化阐释，但他们提出的占有模式和对辩证法进行否定配备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历史与社会理论中的新进展重新暴露了文学与文艺理论价值的全部问题，它们在新历史主义中沸沸扬扬，而在现代主义小说和经济不发达民族的电影里可能更加淋漓酣畅。我们必须在批评中经常质疑和反省自己的阐释行为的基础，因为没有哪种批评现在可以宣称自己是盟主。形而上学与政治不会销声匿迹，形式主义必须融入读者接受策略，心理分析必须向女性主义模式展开其象征体系，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20世纪初人类和阶级模式的分裂达成协议。每种立场都是不坚固的，当然批评的开放性不能与总体的相对性相混淆，时至今日驱动当代批评僭越疆界的文本、社会和思维能量的循环客观上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它依旧“多情聪明”地与成为我们现时代特征的神秘化情结结成联盟。

　　意大利当代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吉阿尼·瓦提莫在有关本杰明、阿多尔诺和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着“艺术的死亡或衰微”。先锋批评家也好，先锋作家也罢，他们都被迫在以下三者中作出选择：“乌托邦”、“沉默”、“通俗”，但我们不难从众多西方文艺批评家的论著中，发现先锋批评抵制极端化倾向的努力。正是因为批评家们把这些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的明显局限当作自己挑战的对象，因而显示出自己有能力持有批评话语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