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不妨率性，立论则须谨慎

——由竺洪波、周锡山两位先生对鲁迅评价的分歧想到

    前些时间，《文学报》“新批评”刊发了周锡山先生《鲁迅否定金圣叹评论》一文，以鲁迅没有公允地评价金圣叹为由，断论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竺洪波先生随即发表《为鲁迅一辩》，对周文“尊金抑鲁”的学术取向和理论方法提出质疑，要求公允地评价鲁迅思想及其学术成就。周锡山先生则以《〈为鲁迅一辩〉的错误及其原因》作为回应，重申前文观点。因为双方论争的内容关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诸多热点，论争的过程也能够窥见近百年学术争鸣的若干特点，所以值得观照与反思。

　　以什么样的立场看待鲁迅的缺失

　　鲁迅能否被批评，已不再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什么。自然不是为了打倒鲁迅，而是在尊敬鲁迅在思想、学术方面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他可能有的偏见。并非是为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理由、个别的论据来做一个极端的推论。
　 　之所以强调这一尺度，在于周锡山与竺洪波两先生评价立场的分歧。竺先生认为，“周文为了抬高金圣叹的理论贡献，不惜贬低鲁迅，学术取向出现偏差”，提出“今天我们怎样评价鲁迅，是一个情感和态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周先生则反驳称，该言论是“给论敌上纲上线，似乎鲁迅是神，批评不得的”。
　 　鲁迅自然批得。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干将们为了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以为重症必须下猛药，因此说了很多过头的话，做了很多过头的事。如果想在鲁迅1919 年以后的文章中找到类似偏激的论据并不难，因为他之所以写作，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无论是思想启蒙还是文学革命，口号越响亮、旗帜越鲜明自然越有感召力，短时期内确实可以摧朽拉枯，但负面影响往往会潜伏许久才显露出来。然而，这一时期如果提倡“过犹不及”、强调“温柔敦厚”就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应。文化的演进也因此呈现出变革———反 思———再变革的曲折轨迹来。与之前的主张不同，“五四”不再以复古求新变，而是引入西方舶来品作为工具，意图推翻一切旧思想、旧文化。鲁迅无疑也受到这一风潮的裹挟，放弃“五四”前曾持有的笃于旧习与缪而失正都无补于忧患的立场，像《文化至偏论》（1907年）中所提倡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等持中的立场不再常见，鲁迅甚至沦为自己所曾批判的那一类人：“言非同西方之理不讲，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 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
　　但是为了抨击旧道德、旧思想，鲁迅等人却不遗余力，他曾宣称“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因此使得他在生前身后都受到很大的争议。他的老“战友”胡适也遭遇了两种极端的评价，不过地域不同、位置颠倒，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已。无论褒之者还是贬之者，除去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有所依凭，并非无的放矢。这在于鲁迅与胡适作为凡人，自然也有其缺憾。因此，周锡山先生的文中理直气壮地提出鲁迅不是神，不应批不得，是就过去一个特殊时期的情况而言的。
　　事实上，不待后人批评，鲁迅与胡适在生前就曾自我检讨过早年“深刻的片面”。如鲁迅曾认同社会进化论，否定中医，但晚年也开始有所反思。鲁迅、胡适等人当初迫于时势而不得不发唱惊挺、操调险急，但时过境迁，这些言论自然又有了不合时宜之处。我们身在庐山之外，自然可以指出前人的偏颇之处，但是也应对他们在近现代思想、文化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予以公正的评价，而不应重蹈前人的覆辙。文化论争如此，文学争鸣同样如此，如果为了一时之需而妄下论断，纵使能够短时间能达到某种效果，也往往经不住推敲，立不住脚跟，下药容易，解药难。尤其不要采取摘句、刻意曲解的方法，正如鲁迅所批评的，摘句是“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因此，竺洪波《为鲁迅一辩》一文提醒周锡山，不要为了尊金而贬鲁，也不能 “或是有违事实、或是刻意放大”，“指出一些《史略》的细微不足，就断言‘损及《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这样的批评方法，是不足取的。毕竟，我们曾经在这种非理性的态度上栽过很大的跟头，绕了很多不必要的弯路，再去反思，不能不引以为戒。

　　以什么标准评价鲁迅的学术水准

　　能够衡量鲁迅学术水准的是他的学术论著，判断小说史成就要依凭《中国小说史略》。如果用文学作品中的表述来质疑鲁迅的学术素养，就断言鲁迅“缺乏理性的认识”，其实是不合适的。就事论事，是冤枉了鲁迅。
　　因为鲁迅虽然“身兼多职”，但他对于作家或是学者的身份是有着明确区分的。
　 　首先，学者撰述要遵守学术规范。所谓文各有体，得体为佳。《中国小说史略》的体例是“史”。史书的撰述体例自然不同于文学作品或其他批评文章，它要求著史者尽力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总结历史经验。最要不得的就是感情用事，小说史也是如此。正如鲁迅回应胡适、钱玄同等人对《中国小说史略》“论断太少”时所回应的：“论断太少，诚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刘勇强先生论及此段时，特意提到，鲁迅是一位个性极强的作家，“力避此事并不等于完全放弃，而是以更科学的态度，锤炼平稳精辟的见解，要言不烦，一语中的”。
　　其次，学者立论不可不慎。鲁迅生前曾多次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但仅限于新发现资料的补充与细枝末节的修订，他也因此自负地表示：“该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仍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致台静农》）体现了鲁迅 最初立论时的精当，足以“不悔少作”。鲁迅自然也不希望《史略》“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日译本序），因此无论是撰写还是修订《史略》，鲁迅都能够博采中西，力求得当，主动摒弃个人成见，显示出开阔的理论视野。如“志怪”、“传奇”的命名和界定，唐传奇“作意好奇”的评价等方面受到了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的影响，而“讲史”一词来自《都城记胜》《梦梁录》对宋元说话科目的记载。对明清小说的评论也吸纳了同时代学人的最新发现和合理阐释。此外，鲁迅也能够虚心接受、理性辨析胡适、郑振铎等人的新见，并在此后出版的修订本、日译本中肯定他们所做的贡献。
　　单就《谈金圣叹》一文 能否推出鲁迅是否全面否定金圣叹还有待商榷。因为，文中“（金圣叹）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的表述，意在告诉读者，本文并不专旨在文学层面来论述金圣叹评点的得失，而是“就事论事”（原文）。借题发挥的文字是否能够推断出作者真实命意，还有待考察，就像嵇康虽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托孤时仍选择了山涛。杂文等文学作品固然可以作为考察鲁迅学术思想的佐证，但是不能就此评价鲁迅的学术理念与成就。
　　鲁迅这种谨守文体规范、不混淆思想启蒙与学术研究的做法无疑是得当的，因此也获得了蔡元培“著作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的盖棺论定。
　 　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与鲁迅形成对照的是，胡适的早期文论因掺杂了太多非学术的意图而显得主观。同是论及金圣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判语被认为客观得多。一是就版本而言，提到七十回本是金圣叹所传，对他“自云得古本”做了辨析，认为七十回所依据的本子应仍是百回本。二是对金批“字句亦有小佳处”也给予了肯定。至于金圣叹伪托古本这一行为，《史略》却不做褒贬。
　　明确鲁迅对学术论文与文学作品的区分定位后，就可以在两者出现表述上的差异、评价上的分歧时知道如何处理。
　 　周锡山先生在《鲁迅否定金圣叹评论》中根据鲁迅曾在小说《风波》及杂文、书信等非学术论文中使用过“金批三国”的典故，因此做出“鲁迅误认为此书是‘金 批《三国》’”的论断。如果与《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表述相对比，可以发现鲁迅对毛批三国是有明确表述的：“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毛本则云……二曰增，如……，毛本则云……三曰削，如……，毛本则……。”说“毛本”，而不说“金本”，这是显见的事实。竺洪波先生在《为鲁迅一辩》中因此回应：“当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出现不同的表述时，我们当然要以学术著作的表述为准。在这里，‘小说家言’和‘杂文笔法’是没有直接论证价值 的。”其言确是。
　　如果深入探讨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还应顾及文体的差异，并还原具体的情景。文学性的作品面向的是非专业的普通读者，因为在鲁迅时代，三国为金批的说法颇为流行，直至鲁迅逝世前的当年三月，上海中原书局还出版了署题“圣叹批评大字足本”的《三国志演义》。鲁迅杂文里写三国是金批，而不是像《中国小说史略》里写毛批，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为了避免普通读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也就采取流行的说法。因为这些文章的重点不在于传递可靠的知识，但学术著作就不一样，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采取了符合事实的说法。
　　倘若我们无视“文各有体”，在枝节上追究文学性作品中的“错误”，那么很多作家都可以被指为知识上的“白痴”，因为他们的很多文学性作品都充满了“事实错乱”现象。可是，这样的做法妥帖么？而且，照此 我们完全可以将文学史“颠覆”个“底朝天”，可这样的“颠覆”意义在哪里？算是对文学史研究的“突破”么？
　　尽管我们十分期待包括小说在内的文 学史研究能够有真正的“突破”，只是如果以否定鲁迅及《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作为这“突破”的前提，那恐怕也不过是多了份“翻案”文章，少数幸运的能留存备案，成为反面典型，大多数的只能被时间所淘汰。以“五四”以来文学研究、文学论争的历程为参照，各种方法、理念的功过得失不能不引起后辈学者的反思。这一点，我们还应向鲁迅“不流于情感化”的学术自觉学习，谨守学术规范，做公允的论断，方可前有千年，后有千年。这也是此次论争给出的启示之一。
　 　行文至此，笔者对竺洪波、周锡山两位前辈学者为此所做的努力深感敬佩。有争鸣就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展开文学批评大有裨益。鲁迅生前也不忌惮批评，还主张批就批得彻底，既然开始笔战了，就不要留情面。想到两位先生可以以论争向鲁迅致敬，我这个无知小子也就不再因妄议 前辈而过于忐忑。言论不当之处，敬请两位先生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