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兼修”开拓新诗研究

　　1916年，胡适写下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发表在《新青年》杂志。自此以后，新诗，一种不同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文体开始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今，由新诗发轫的现代诗歌走入百年，新诗研究也相伴而行。新诗研究如何回应时代变革与发展的命 题？如何引领新诗担负起文化启蒙的使命？在与新诗创作的互动中如何探索现代诗学理论走向成熟？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现代诗学理论研究者。

    新诗研究与创作相互增益

    新诗更多地关注现实人生，参与文化启蒙，面对大众言说，获得了诸多现代性特征。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方长安举例说，郭沫若的《女神》饱含自由开放的气度，那种破除权威崇尚创造的精神，是旧诗无法比拟的……新诗在审美形式上充分考虑普通读者的阅读能力与趣味，建立的一套对应读者审美期待的艺术规范，是新诗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卓越贡献。

    新诗创作的探索面临一系列争议，从新诗发轫之初，新诗创作者们同时也在自觉发起新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泽龙介绍，新诗研究伴随着新旧诗歌的冲突而产生，主要是围绕新诗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争鸣与讨论。初期，争鸣的问题是白话语言的诗性，诗歌的自由体的创格等问题；稍后则围绕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开始了理论上的探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桃洲表示，“早期关于 新诗的评议文字，大多出自新诗的创作者和参与者之手，带有较明显的自我辩护的性质。”

    在文化启蒙的使 命意识之下，新诗的研究与创作逐渐形成相互增益的关系。方长安举例说，“五四”以来的白话自由诗因受胡适“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观点的影响，不重视诗歌的 含蓄美、音乐美，这遭到诟病。成仿吾等提出阻击白话自由诗的非诗化倾向，这些新诗评议和讨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话自由诗过于散文化的倾向，促使新诗开始自 觉探索音节、格律等问题。

    新诗研究尚需增强问题意识

    在汲取大量现代文学理论基础上，新诗研究不断探索着新诗学的理论话语建构。王泽龙观察到，进入新世纪，当代诗歌研究的焦点落在诗歌的先锋性与民间性写作上面，解构主义诗学、反讽诗学将当代诗歌研究导入了日常写作、反主流叙事、反崇高美学的理论批评话语路向。

    王泽龙认为，中国新诗虽跨入百年，却没有建构起被认可的新诗诗学观、新诗美学原则、新诗的成熟形式等。新诗研究缺少系统的形式研究与学理建构，更缺乏独创性的现代诗学范畴与理论，基本停留在诗歌个体的解读、诗歌现象的阐释、诗歌文化层面的批评等方面。

    学者表示，这些研究瓶颈的根源在于新时期以来，新诗研究缺乏自觉的时代性问题意识，导致一些研究“浅尝辄止”。张桃洲提出，这一方面是新诗研究(者)本 身的缺陷，由于研究者缺乏钻研的耐心或缺乏重新提问的能力，以至于粗制滥造、重复无效的成果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由于研究与外部环境的错位，很多研究者没 有意识到，随着历史语境的变换，某个时期确立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在新的条件下会逐渐失去效力。社会文化语境的迁移，迫使人们认识诗歌的方式发生改变。

    探索新诗研究新路径

    近些年，在新诗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力图探索新的路径，进行某些重新“清理”的工作，比如重返新诗的历史现场、重新梳理新诗的理论概念等等。对于未来如何突破研究瓶颈，学者们开出了“内外兼修”的药方。

    王泽龙解释说，一方面应该继续深入诗歌本体的系统研究。诸如诗歌的语言、诗歌的体式、诗歌的节奏韵律、诗歌的隐喻等问题；古代诗歌与现代诗歌传承与转化 的艺术形式研究；西方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式比较研究等。另一方面，应弥补长期以来诗歌外部研究的不足，如何在传统的历史批评与社会学批评的反思中，继 续有效的社会历史美学的诗歌研究，在当下是非常需要的。中国新诗研究不能闭门造车，需要关注当代政治生活，社会日常生活的诗歌美学，诗歌与民众的思想、情 感、生活的联系等。

    张桃洲也提出，新诗研究同新诗创作一样，不能孤立于一个时代之外，它应该始终关注 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和现实生活的变化，与之保持密切的动态联系，并对之做出必要的回应。对新诗的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搜寻新诗史上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思索那 些历史细节之于新诗发展或个体的可能意义；重新梳理各种理论、概念，要考察历史氛围、制度策略、文化心理等“外部”因素，渗入到新诗文本中的复杂印迹，及 其对新诗文本样态与体式形成过程如何进行塑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方长安等学者通过现代传播场域、 接受美学等理论对新诗史的研究，为解读新诗产生与发展机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以近年来为学界所热议的新诗现代性与古典诗歌的关系问题为例，方长安表示， 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应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 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