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华美学精神 引导当代民间文艺评论

专家学者柯桥研讨“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文艺评论”

　　12月4日至7日，“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文艺评论”柯桥高峰论坛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举办。万建中、周志强、赵屹、孙书文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位 教授、研究员、文艺评论家与会探讨，“用中华美学精神引导当代民间文艺评论”成为大家的共同信念和呼声。论坛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绍兴市文联、绍兴市柯桥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柯桥区文联、区文广局承办，张志学、侯仰军、郑晓林、郑蓉、沈勇、金一波、祝静芝 等相关单位领导与会。

　　美学根脉在民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对于何为中华美学精神，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孙书文认为，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民族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趣味、审美价值、审美理 想、审美人格、审美精神上所体现出的精神特质。传承中华美学精神，文艺作品才能有魂所依，文艺创作才能强基固本，出现文艺高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 学院院长、中国民艺研究所所长赵屹结合众多民间文艺作品案例指出，中华美学精神多样而丰富，本同而末异，主要表现为以儒家美学体系为主干，融合道家、法 家、佛家等多派审美学说，形成以人为核心，崇尚以德行为先的审美判断，同时注重个体的审美修养与境界，强调天地大道与人生命之美的整体和谐，追求真、善、 美的有机统一。

　　中华美学精神的根脉在哪里？山西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主任、研究员张余强调，中国美学精神的根脉恰恰深藏于民众的日用常行之中，美学根脉在民 间。由原始造物而形成的民间工艺文化，由原始生产劳动而形成的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相关知识，构成了中国民间 知识体系，且是经过长年累月、世代传承和运用得到反复印证的知识系统，其中所呈现的民间美学精神，张余称之为“民间美学” ，民间美学的要素包括实用美、寓意美、和谐美、健康美等等。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沈勇也认为，非固态形式的中华美学精神，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集体性的审美创造与意识集中体现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建筑、戏曲、民间文艺等领域。

　　“民间文艺存在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是美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强调，由于民间文艺与日常生命水乳交融，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审美价值往往容易被实用性所遮蔽，“民间文艺研究真正的不足，在于其 审美特质还没有被完全揭示” 。他指出，民间文艺以内涵的审美意识和外表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它的双重性，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我们在强调民间文艺一些特殊价值的时候， 不能忽视其作为文艺的审美特征。其他与会专家也纷纷结合研究领域与实践指出，民族民间文艺是中华美学精神在民间的重要表现形态，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影响下， 传统民间工艺、民间神话故事、民族民间舞蹈、民歌、方言等呈现出天人合一、美善合一、文质并重、中和为美、意象为美等诸多合乎中华美学精神的审美追求，是 衣食住行用之中以艺为载体构筑起的生活美学。

　　如赵屹举例，常见的玩具石雕“三勿猴”就体现出中华美学精神，用猴子动作来呈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将传统礼法道德贯穿到朴素的民间玩具中，规劝世人言行。又如我们熟知的牛郎织女故事，也是在中华美学精神观照下，经过历代精挑细选加以调整才得以流传下 来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研究部主任侯仰军梳理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来龙去脉，发现它经历了从星宿到情侣、从无奈到恩爱、从现实到浪漫的过程。在有些地方的传 说中，织女回到家中，要为牛郎洗衣服洗碗筷，二人分离后，牛郎把每天用过的碗筷聚到一起带给织女洗，织女洗一夜的碗筷二人就又离别了，故事突出的是织女的 勤劳，是现实中劳动妇女生活的写照。通过广大民众集体无意识的创作，牛郎织女传说向追求自由幸福、反抗家长专制、唯善唯美的情节上发展，最终成为一部爱的 赞歌。

　　中华美学精神是民间文艺批评的指针

　　民间文艺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文艺评论。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张志学坦言，近些年来不少地方的民间文艺文本创作和文化活动是偏离了中华美学 精神的，比如有人抱守残缺，美丑不分，把早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假恶丑”奉若神明；一些承载了腐朽没落价值观、美学观的民间文艺作品借着市场经济的幌 子，乔装打扮后粉墨登场，这些东西污染了社会风气，败坏了世道人心，也让我们民间文艺的美学趣味和艺术水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滑坡。他呼吁道：“现在，是时 候正本清源、扶正祛邪，书写中华美学精神的新篇章了。 ”张志学指出，中华美学精神是民间文艺批评的指针，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八字方针，用符合当代中国人美学标准、反映当代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 兴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变化的美学趣味，引导民间文艺的创作在美学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轨道上不断前进，是民间文艺批评工作的中心任务。

　　职业画家周伟平一直关注着舟山渔民画的变迁。舟山渔民画源自海岛渔村生产生活，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从初具规模到兴盛到逐渐衰退异化，题 材内容整体从深刻走向肤浅，从想象走向抄写，由个性趋向共性，原本切合渔民粗犷、坚韧、质朴、浓烈性格的画面特质逐渐丧失，现在创作的大部分舟山渔民画很 多已经不是真正的渔民所作，与其他地方的渔民画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之所以衰退异化，除了创作人才匮乏、专业化现代化对原生态的侵蚀、商业化道路困局等因素 之外，最大原因正在于正确的有价值的民间文艺评论的缺失。周伟平认为，尊重民间艺术的创作发展规律、保护艺术创作的民间土壤、能正确引导民间艺术健康持续 发展的文艺评论，才是有价值的民间文艺评论。

　　贵州省文联副研究员李晶也对建立民间文艺作品评价体系提出建议，指出受儒释道三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文艺批评的思维方式呈现出批评的诗性特征 和批评主体性倾向，而民间文艺研究起步于上世纪20年代，一开始就打上了西方文艺理论的烙印，要真正建立有别于西方学术立场的中国民间文艺批评，建立适应 民间文艺长足发展的思维方式，应该从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中寻找涵养，获得诗性的灵动与逻辑抽象相统一的批评方式，展示批评主体的文化自觉。湖州师范学院刘树 元也强调，中华美学精神是我们在世界审美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一块基石，民间文艺批评中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贯彻，就是要坚持“为人民”“追求真善美”等，坚 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以优秀的民间文艺评论催生优异的民间文艺作品。

　　“资本主义是不是正在杀死民间？ ”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提出民间概念的界定问题，指出我们所发现的“民间”大都是在都市生活中构成奇观的东西，用我们的意义去发现、 创造、生产一个个民俗奇观，比如贫困可以作为资本主义中的奇观艺术，我们构建出了符合旅游标准的景观时，也剥夺了民间生活本身，那么，民间本来的意义和价 值是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民间是否可以焕发新的生命力？同时，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中华民间” ，与族群民间相区别，将这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人种的共有民间纳入视野，提高到文化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与概念的厘清都需要民间文艺研究 者和评论者来做出进一步解答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