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界被“理论体系”裹挟

——以百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为例

　　回顾20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我们不难看到其中的一大结穴：研究界被“理论体系”裹挟。我们以百年来的《文心雕龙》研究为中心来谈这个问题。

    以“理论体系”观照《文心雕龙》

　　长期以来，理论界喜欢比照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说中国文论，用西方逻辑性、体系性的文论观念来界定中国文论。就《文心雕龙》而言，鲁迅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概式。”这段话长期影响着学界对《文心雕龙》的价值判断。对 于《文心雕龙》，20世纪的学者说得最多的就是“理论体系”。这里面包括两个关键词：“理论”与“体系”。“理论”意味着逻辑性，“体系”意味着系统性。 《文心雕龙》从其结构来说，其“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特色显而易见。正因为这一点，20世纪文艺理论界在不断寻找堪比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提起《文心雕 龙》，将其视为足以证明中国文论也有体系的一个重要文本。

    受西方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影响，“理论体系”被视为“科学”研究的体现，是理论成果成熟的标志。张少康认为，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成绩，是 “重视了理论体系的研究”。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可谓“现代科学的《文心雕龙》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在“题辞”中称《文心雕龙》：“敷陈详核，征证丰 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这种表述就明显有理论体系的印迹。在中国文学批评的草创时期，陈钟凡对《文心雕龙》评价很高，认为：“盖其上卷注重比较分析， 下卷言原理、原则，视近世归纳的，及推理的批评，颇有同符。”这种观点与其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影响有关。

    在本学科奠基时期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也特别关注《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称 《文心雕龙》“提出了有关批评的理论”、“立一正确的标准”。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称《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界“唯一的大法典”。所谓“标准”、“法 典”这些用词，就是近代以来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用语。

    除 了上述一些大家外，还有一些文人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零散文章，对《文心雕龙》做出评价。如刘节撰《刘勰评传》，从“论文理”、“论修辞”、“论文体”几个 部分展开，认为：“《文心》说理精密，条贯有序。”叶雾霓撰《怎样阅读伟大的〈文心雕龙〉》一文认为《文心雕龙》是一种“饮水思源的理论”，“不仅是道出 了文学的体裁，更道出了文学的起源；不仅是讨论了创作的方法，更讨论了创作的基础；不仅是指示了文学的动向，更指示了文学的意义”。这些评论，其“以西解 中”的眼光、科学理论的视角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最后 20年，是大陆《文心雕龙》研究最辉煌的时期，注重对《文心雕龙》从理论体系、创作论、文体论、风格论、作家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等方面展开论述。 这种研究思路，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是用“理论体系”去解释古代文论。举例来说，80年代初期，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学会顾问周扬称 《文心雕龙》“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称《文心雕龙》为“论述广泛，体系完整，见解深刻”的 “文学批评巨著”。

　　“理论体系”研究促进“龙学”兴盛

    用“理论体系”来研究《文心雕龙》在20世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就是，既然《文心雕龙》有其理论体系，那么就自然进入现代科学研究视野，就可以进入学科教学。此前，人们只把《文心雕龙》当作个人爱好来读，如梁启超就视之为“随意涉览书类”向人推荐，这样显然不利于推进学术研究。

    《文心雕龙》作为选读文本进入大学课堂，是《文心雕龙》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极大推动了《文心雕龙》的研究，持续培养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后续队 伍，扩大了《文心雕龙》的文化影响。如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是“为大学诸生讲习汉魏六 朝文学而写的讲义稿”。王利器著《文心雕龙新书》是“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时写就”。这些龙学名著都是在民国时期的大学课堂教学中诞生的。

    除上述鼎鼎有名的几部著作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当时一所大学的校内刊物所刊登的生动事例。1947年，由俞元桂、康家乐等8人执笔的《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 步》发表在《协大艺文》上，严叔夏在全文题识中说：“本校中国文学系所开专著选读一科中，《文心雕龙》适列其中，本系生与修者七人，采集体研究方式，由俞 元桂先生指导，将上篇之二十五篇作一初步之寻绎。”“协大”指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是一所教会大学。

    由上述材料可知，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开设《文心雕龙》专题选读课，虽然人数不多，只有七人，但影响较大，以致本校校刊要专门刊载“教案”。《文心雕龙》走进现代大学课堂，为龙学培养了一大批知音和研究者，是20世纪龙学兴盛的重要原因。

    从文化角度挖掘其诗性智慧

    用“理论体系”来研究《文心雕龙》也有不好的影响。正如台湾学者王更生评议《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特点时所说：这是“运用现在系统分析的观点，替他建立 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然后再透过此一理论体系，上考下求，旁推交通，使刘勰《文心雕龙》五十篇，先由合而分，再由分而合，经过统计、分析、比较、归纳的手 法，使《文心雕龙》的精蕴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之林”。王先生的评议并没有贬斥之意，但今天我们看来，他恰恰准确地说出了“文学理论”研 究实际上是在解构和重组文本，随着今人“文学理论”意识的嵌入，使本来鲜活一体的东西变得非古非今了。

    长期以来，学界更多地把《文心雕龙》局限在文学领域，把它当成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而没有放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来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方孝岳似乎就已 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文心雕龙》“是总括全体经史子集的一部通论”。不过他还是只在文学批评领域讨论问题，并没有进一步的拓展。张少康先生在谈到《文心 雕龙》未来研究时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是可取路径。中国文化有很浓厚的诗性特质，所以从文化角度切入《文心雕龙》的研究，关注其诗性特征是绕不开的话 题。李建中先生指出：“长期以来，海内外的龙学研究，常常过于推崇逻辑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它所特有的诗性智慧，从而遮蔽了《文心雕龙》的东方特色，遮蔽 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特色。”

    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要创新，《文心雕龙》研究面临更新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视角的问题。我们综合考虑张少康、李建中两位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可取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