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平：用边界理论来研究沈从文和香港文学

黄子平部分著作 《文学的“意思”》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年4月版

《害怕写作》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远去的文学时代》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版

　　《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 香港三联书店 2012年12月版

　　《沉思的老树的精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1月版

　 　黄子平 文学评论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77级毕业。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论著有《沉思 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及《远去的文学时代》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以及《中国小说》年选。

　　日前，文学评论家黄子平在深圳举行了题为“沈从文与左翼文学的纠葛”的讲座，话题涉及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恩怨纠葛，与左翼文学的理念争论，沈从文后期创作等，新的材料和观点让现场书友获益匪浅。25日，他再次来深，做客凤凰书院，讲述“沈从文后半生的几个瞬间”。在两次讲座的间隙，晶报记者专访了黄教授，听他畅谈自己的沈从文研究，以及在其他一些领域的研究心得。

　　沈从文研究还是要回到人性角度

　　晶报：您近年醉心于研究沈从文，您和沈从文先生有过交往么？

　　黄子平：没有交往，我一个师兄叫凌宇，专门研究沈从文。他和沈从文是老乡，都是湖南龙山苗族人，他经常去拜访沈从文。有一次他准备了20多个问题写在一张单子上去采访沈从文，但沈从文不跟他聊文学，总和他聊乡下的事情，对他的问题都是三言两语就打发了(笑)。沈从文那段时间给很多青年学者回信，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劝大家不要研究他，理由很奇怪：研究我对你们没好处。

　　晶报：您研究沈从文是从大学时候开始的么？

　　黄子平：不是，我正式研究沈从文其实是去年年初才开始。我觉得凌宇和赵园研究沈从文都很好了，都给他们讲完了(笑)。去年人民大学文学院要我做一个系列讲座，我就说讲沈从文吧，算是正式来研究沈从文，当然我一直在读沈从文的文章，然后又看到一些以前未见的材料，觉得还是有些自己的东西可以讲讲。

　　晶报：您研究的立足点是什么？

　　黄子平：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人性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沈从文说的，他要建一个希腊小庙，里边供奉的是人性。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和朱光潜两个老朋友重新见面，沈从文给朱光潜讲他的文物研究，讲匠人的生命如何凝聚在绸缎衣饰坛坛罐罐而传之久远。朱光潜正在翻译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觉得沈从文的工作对他理解维柯大有启发。这里的核心概念就是人性，人文主义。当然人性的概念后来被解构主义给解构了，有人就此觉得人性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现在研究界的钟摆又往回摆，要重新回到人文主义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本，强调一种阅读伦理，用类似一种师徒教学的方式来传递人文精神。复旦大学的张新颖老师，就觉得我们一向把沈从文读“小”了，没有认识沈从文的“大”，他们提出来“天地”这个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发生了很多残酷的事情，悲惨的事情，不幸的事情，可是人们还是得活下去，生生不息地活下去。

　　晶报：您的讲座主题之一是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您认为沈从文和左翼文学是对立的么？

　　黄子平：理念上可算是对立的，沈从文一直批评左翼文学的公式化写作，写来写去都“差不多”，批评他们是高尔基或辛克莱的题材、写法的二道贩子。他觉得左翼文学作家基本上是住在租界里道听途说，根本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不了解社会，而凭概念写作。但在个人交往上，沈从文不参加任何组织，在左中右派里都有很好的朋友。

　　晶报：那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叶紫的《丰收》等算左翼文学吧？他们应该算了解农村吧？

　　黄子平：左翼阵营有时候不知道拿萧红怎么办，不好定位。她的作品中，最符合左翼文学标准的《生死场》被视为其代表作，而《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等名作则遭受冷遇。至于她的《马伯乐》，从诞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长达四十年间，只有一篇评论。萧红本来要去延安的，到了西安就没去了，倒是萧军去了。像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就算左翼文学作家。叶紫可算作左翼作家，《丰收》鲁迅写过序，其实很概念化。

　　晶报：您被大雨阻碍的另一个演讲题目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几个瞬间》。您打算讲沈从文晚年哪些瞬间？

　　黄子平：会讲几个点，第一个是参加土改。沈从文从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以后，很想回到“群”里边来，参加土改是一个机会。他做了很多前期的准备，请教有经验的丁玲等老朋友。他其实一直很抗拒阶级话语，想想他在参加土改这种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会有什么反应，这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他有很多书信留下来——土改家书，这个今天讨论的人比较少，讲得比较多的是土改时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本《史记》，藉《史记》讲“有情”与“事功”，他怎么参加斗地主这种阶级斗争没人关注。

　　第二个是1956年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有机会到处走走。在走的过程中，他重归旧地就会回忆以前的事情，哪一年在哪里发生了什么等等。我关注“回忆”在沈从文后半生中起的作用，这种回忆对他晚年生命带来的滋养。

　　第三个是1966年到1976年他的人际关系，包括亲情、友谊等，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都是沈从文在这段时间坚持不懈的文物研究方面。我则更多关注他在这个时期的人情、亲情，很多都让人非常感动。举个例子，在离凤凰很近的地方有个铜仁(贵州地名)，有一年沈从文回到凤凰，有三个铜仁来的贵州人，见到沈从文就下跪，可沈从文并不认识这三个人，原来这三个人曾在北京走投无路，沈从文给了他们回家的路费，当时沈从文已经不记得这些事情了，张兆和就说其实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浩劫中的亲情、人情，把沈从文凸显出来了。

　　晶报：沈从文解放前写小说，解放后转到文物研究，这两段经历有什么同与不同？汪曾祺曾说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您也指出沈从文的考古研究是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的完美结合，和他的文学创作方法相通。

　　黄子平：现在很多研究者确实想把这两者(小说创作和文物研究)统一起来，建构类似“形象史”、“抒情考古学”这样的研究领域。我感兴趣的是“边界理论”，可以参考俄国思想家巴赫金的“边界理论”(边界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承认边界的历史性，关注发生在边界的行为和事件，肯定越界的合法性，是巴赫金看待世界、看待文化的重要方式)，包括边城的边，张家界的界——界其实是湘西一带非常重要的概念，三省交界等。后来沈从文研究服装史，衣服其实就是身体和世界的边界，人的主体是由边界构成的。这是一个研究设想，把沈从文研究和巴赫金的边界理论结合起来。

　　香港小说家很有想法，想法很可贵

　　晶报：您主编的“香港散文典藏”出了香港版和内地版，广受好评。当初编这套书的缘起是什么？在编辑选稿以及资源整合(牵扯到几家出版社)上有什么趣事？

　　黄子平：这是基于一种判断，如果香港文学分别看不同的文体，散文成就最高。编的缘起是香港中华书局100周年，想出一套丛书，大家讨论结果是香港散文值得出一套典藏。关于选谁、选题什么的讨论了很久，最后定的是9本，其实编倒是不太难，因为好的文章一看就知道，最大的麻烦就是版权问题。我们都在责怪中华书局，你在香港100年，香港这么多优秀的作家的书都给其他出版社出了，现在要出典藏版，还要一家家去谈版权，费老鼻子劲了。过去100年中华书局都在出古籍啊、文物啊、食谱啊，这也可能是香港出版分工的问题，文学书香港三联书店出的比较多。

　　晶报：我们知道，散文是香港文坛长盛不衰名家迭出的一种文体，也是香港文学高峰，您怎么看待香港的散文传统？

　　黄子平：香港散文一个比较重要的园地是专栏，这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重要阵地。报刊副刊专栏写作是一个很好的传统，几个专栏作家固守在一个版上，天天写，好像一栋公寓楼，每人守一块，大家成为邻居，彼此的感觉好像“我楼上那位”似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后来也分化了，包括饮食、旅游、政治、文化等主题，但会坚持，有的是每天写，有的是七个女子分着写一星期，专栏叫“七好集”。每星期写一篇，那也是坚持啊。天天写，这就是一种生机。

　　晶报：香港散文的兴起与报纸发达有着密切关系，如今新媒体涌现，比如在内地，报纸不再是稿件主流平台，香港散文有没有这种问题？

　　黄子平：我倒是还没太注意到香港的新媒体。我还很好奇人们怎么在手机里看文章，因为社交媒体里大家都是晒一些食物啊、小孩啊、宠物啊，写文章的倒是不多。香港我知道有个新媒体平台——端传媒办得还不错，它以一些记者写的深度新闻为主，还有一些书评，港台作者文章也有，写得很有深度。

　　晶报：相比散文，香港的诗歌、小说在华语文坛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您怎么看香港诗歌小说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黄子平：我有一个判断是，香港小说家还是很有“想法”的，包括台湾的小说家，虽然他们不一定写得很多，但几乎每一篇每一部都很认真，都在思考小说的“本质”，小说能做的事情是什么。而内地的小说家好像很能写，文笔也不错，但有些没有“想法”，连形式上的追求也欠奉，像余华、苏童等人还是八十年代那种写法，当然他们不断地在写。

　　也许香港作家的文字跟不上想法，但“想法”很可贵，给我们一种读了会觉得“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感受，比如方言小说，国内我知道的就一个上海话的《繁花》。北方方言虽然容易引入普通话写作，但是提炼不够，比如老舍以前写的北京方言，是提炼为文学语言的。湖南的周立波以前写《乡村巨变》，会融入一些方言，今天湖南作家有没有继续？韩少功还会写一点，他对语言很感兴趣，《马桥词典》嘛，我觉得方言小说是很值得注意的。

　　晶报：董启章、黄碧云是近年香港小说界的标志性人物，您看他们的作品么？怎么评价他们这批中生代作者？

　　黄子平：我读他们的小说。董启章读起来比较累，黄碧云就读得很开心。黄碧云自己就说她不用考虑生计的问题，她老公赚钱，她自己就琢磨小说。她会花很多时间、下很大的工夫去写一个不长的小说，比如《烈佬传》，采访一个老人——他曾是一个香港黑社会的打手，还吸毒，现在老了，她采访了很多很多次，最后凝练成一本很薄的长篇小说，在国内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去做。

　　晶报：近年来对身份的焦虑似乎成了香港的社会病，而事实上香港一直以来就有着身份的焦虑症。您觉得香港文坛的中生代、新生代作者在这个社会问题的表达上有相关作品么？

　　黄子平：身份认同是香港文学持之以恒的一个主题，当然表现形式会不一样。关于历来的社会动荡主题，香港作家都不是很直接地去描写现实，都会转换一下、消化一下。描写香港社会动荡主题的书倒不是很多。

　　今天的身份焦虑问题越来越激烈，我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直接反应，在这个“平”的世界上，原来不怎么接触的人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密集接触。比如欧洲难民的问题、墨西哥移民的问题。首先是资源，资源有限的时候，你就会划出一个界线，提出分享资源的资格问题。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不光是香港的问题，它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创造一个有利于身份融合的社会环境，好像越来越难了。

　　读者多少比文学地位高低更重要

　　晶报：作为文学评论家，您对目前中国文坛有着怎样的观察？对年轻一代的作者有了解么？您曾说自己读到余华就不怎么看中国小说家作品了，为什么？

　　黄子平：我现在真的不敢回答类似的问题，因为我读得很少。我以前是一年三百六十天读小说，人家问我有什么好小说，我就很有把握推荐，说出个甲乙丙丁。现在反过来到处问人家有什么好小说，没想到朋友们都很自豪地说：“我早就不读小说了”。(笑)

　　我的阅读几乎就到余华、贾平凹这些人为止。我一直和学生说，批评应该是批评同时代人的作品，今天的新生代写作者很寂寞，因为老一辈批评家都不读今天的新生代的小说，而他们的同代批评家都是研究、批评上代人。我发现诗人比较幸运，他们有自己的主张，会抱团，成立诗社，他们会主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

　　晶报：1985年，您与陈平原、钱理群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一般文学史分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类有什么不同？能简单介绍下背景和诉求么？

　　黄子平：这个概念消解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19年，一个是1949年，用当时的说法，是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划分“打通了”。那两个时间点是用来界定“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的，因而是一个纯政治的划分，未必符合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的历史。

　　晶报：您们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20世纪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个世纪，您认为今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如何？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黄子平：“世界文学”仍然是一个乌托邦想象，尽管各民族的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交流交往前所未有地频密了，但中国文学还在“走向”之中。中国作家拿到国际大奖也不少了，诺贝尔奖，卡夫卡奖，雨果奖，但是最重要的是，读者到底有多少？我现在不太在意“地位”一类的问题了，“拿来”也好，“走出去”也好，“软实力”也好，都不是文学家要关心的。

　　晶报：听说您已经结束了人大的教授工作，返回香港。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黄子平：我退休前，那些已退休的人就警告我说“你退休之后会更忙”，我还不信，现在发现真的比退休之前还忙。

　　晶报：您现在有没有成型的写书、编书计划？

　　黄子平：手头还有一些稿子没整理出来，但现在没有太多空闲机会来做。我一直都是写散篇文章为主，比较抗拒专题、成体系的专题写作。比如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并不多，几篇而已，还在到处“乱讲”。(笑)大概明年会把关于沈从文的一些研究、演讲集结成书。

　　晶报：之前听您说曾有过两个读书计划，一是从法国大革命读起，读此后发生在世界上的一次次革命的书；一是关于俄国文学，您完成了么？您还有这样庞大的读书计划么？

　　黄子平：哦，那是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制定的，没有完成，因为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书，来不及读。倒是俄国小说很多都读了，先是托尔斯泰、后来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就是契诃夫一路读了很多，很喜欢。

　　现在没有这种成体系的读书计划，又回到我更年轻的时候的读书“坏习惯”，就是同时读三四本书，随便抓到什么读什么。随便翻开就读，也未必读完。

　　晶报：最后，请跟《晶报》读者分享下您的读书方法与阅读心得。

　　黄子平：我觉得我的这种读书方法都不能推荐给别人，就是鲁迅主张的“随便翻翻”读书方法。现在更糟糕，又要网上阅读，随便点点，更浅更泛，重要的是会停下来，做点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