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为文学 离不开寄居体而悲哀

　　从12岁成为舞者开始，舞蹈和文学成为严歌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部分。近日严歌苓推出最新长篇《舞男》，记者受邀与严歌苓近距离对话。面对新作，严歌苓洞穿了这个时代的疼痛，并坦言现在的写作更加“自信”，她也多少为如今文学只能找寻寄居体来活而感到悲哀。

　　严歌苓透露，《舞男》 最早是她从朋友那儿听来的故事，她把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有意思的是，为了此番写作，严歌苓还特别去百乐门等舞厅体验生活。

　　灵感

　　听来的故事不再侧目而视

　　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不仅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还频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高产的严歌苓，甚至被人质疑过“写作速度太快”，对此严歌苓曾以一句“我不会为我的高产而道歉”来回答。对于自己极其丰富的创作灵感，严歌苓将此解释为“自己是一个非常能够在生活中发现故事的人”，而这种发现在严歌苓身上则表现为“聆听”。

　　喜欢听人讲故事，哪怕是汽车上、轮渡上，严歌苓都在听人“讲故事”，朋友也会主动给她电话“抱怨”，为此严歌苓的先生主动给她买了一副耳机方便她“聆听”，而这一次的故事严歌苓是从自己的表姐口中听来的。为了创作，严歌苓甚至特意跑去百乐门体验生活，“260元的门票之外，一晚下来甚至要花费两三千，连着跳三天就一万块了，这种体验生活太昂贵，我后来就去了区文化馆。”

　　由于常年旅居国外，严歌苓曾一度觉得自己对于当下的中国只是一个旁观者，“但这些年，我几乎每隔两个月就会回中国，对于讲中国本土故事，我不再侧目而视，我觉得自己更有自信了。”

　　写作

　　拒绝“流行”观察时代的尴尬

　　《舞男》描写了上海滩舞场里的一个舞先生杨东，在陪舞的生涯中偶然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地位悬殊、文化背景悬殊、年龄悬殊的一对男女，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而贫富和阶层的巨大差异，时时在撕裂着情欲。小说中还穿插了一个上海老克勒石乃瑛的老灵魂叙述，是作家精心安排的复线叙述，既作为男女情感世界的参照系，又烘托出摇曳多姿的上海味道。

　　谈及此次写作，严歌苓表示，她希望“观察这个时代男女有时因性别颠覆而出现的角色定位尴尬，他们会如何自处？”而这部新长篇则达到了这个目的，无论是贫富之间、男女之间。“在以往，女性都是作为‘第二性’出现，但我想知道女性成为‘第一性’之后，会否出现荒诞的悲剧。到底这种社会，一个女人强大起来是悲剧、喜剧？是正面、负面？”严歌苓希望用小说的追问来展示社会的现实问题。

　　虽然每部小说都销量不俗，但也有读者提出为何严歌苓不能写一写当下流行题材的疑问。“我为何要写流行，我要使我的文字成为流行。”

　　影视

　　IP汹涌感叹文学的“悲哀”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严歌苓的作品《寄居者》影视翻拍正式公布，而她也向记者透露，此次《舞男》在电子版时就已经被争抢，如今更早就卖出了影视改编权。

　　然而虽然如今正是IP热潮来势汹汹之际，严歌苓也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这难道仅仅是弘扬文学的唯一途径？值得被买的小说才是有价值的？可是大部分电影是那么地浅薄和轻浮，到底哪里才是文学的出路？”而严歌苓深有体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搭上了影视的快车，对于自己的纯文学也很少有人去关注，“如果只有这样，那确实是文学的悲哀。” 

　　广元晚报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