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真相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谎言

　　《流年物语》 　张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张翎 　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阵痛》《余震》《金山》等。《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后，张翎进入大众视野。

　　张翎 　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写作，代表作有《阵痛》《余震》《金山》等。《余震》被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后，张翎进入大众视野。

　　长篇小说《流年物语》的字里行间，是逝水流年里的中国故事与人性，是历史流转中的时代症候与隐痛。

　　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张翎，沿着岁月的千山万水，讲述了“半个世纪的家国风云变迁，五十多载的命运浮沉飘零”。

　　而沿着母语书写的路径，作者也跨越了现实的山水，回返此时此刻的大地，凸显出一种积极的“旁观者”的视角。“我力求诚实地记录我对当下的观察，或许，这些观察在未来某个尘埃落定的时刻，会显出一些微薄的意义。”

　　身后还站着一只黄雀

　　读书周刊：您的新作《流年物语》确实是一部让“物”开口说话的书。以十个具体的物为主线，串连出三代浸润着悲凉的人生，一个物的生命都呼应着一个人的生命，这种呼应有何深意？

　　张翎：《流年物语》 是一部有故事的小说，但故事是寻常的故事，只是我在其中尝试了一种我从未尝试过的讲故事的方法。

　　在我已经完成约十来万字的文稿时，我推翻了它，重新设置故事框架，在每个章节里引入了一件与主人公密切相关的物件，比如，手表、钱包、在屋檐下筑巢的麻雀、在床底下窃听的老鼠等等，由它们来承担一个“全知者”的叙述者身份。这些物件本身又具有自己的故事，这就像俄罗斯套娃似的，故事里套着故事，人的故事和物的故事交缠在一起，织成了互相映射的故事网。

　　通过这种呼应，我用物的介入，加强了人的故事所具有的张力，也用物的声音，弥补了人在某些禁锢的时代背景里无可奈何的失声。

　　读书周刊：“第三只眼”这个概念屡屡出现在书中，是否暗示着这些流年中的故事看似都被收入了读者眼中，其实离真相还有着一只眼睛的距离？

　　张翎：《流年物语》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过着多重的生活，如果在他们的生活里截取一个断面，应该可以看见“千层糕”那样的多层结构。作者一个人的眼睛，很难同时充当正面、侧面和背面的观察者，必然存在盲点。而“第三只眼”的存在，在叙事上有助于消灭盲点，挑明人物生存状态的多重性。

　　读书周刊：这让叙事更“逼真”。

　　张翎：所谓的真实，都是基于主观意念的。每一个自以为看到了真相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看到的，其实只是真相的一个面；自己身后，还站着一只黄雀；而黄雀的身后，还站着另外一只黄雀。“第三只眼”提供了几只“黄雀”的视角，像电影镜头般一层一层地推过去，谁也不知道真相的最后版本。

　　《流年物语》颠覆了我自己对真相的固有概念，使我领悟到，真相的对立面，不一定是谎言，也许仅仅是另外一种真相。

　　缺的是对金钱不卑不亢的精神

　　读书周刊：女友的童年故事，和多年前的一桩风闻，联手将您推到了书桌前，书写这部小说。但正如您所认同的，一个人不能跳出他的阅历。那么，这两个故事源头如何与您的个人阅历交织出这“半个世纪的家国风云变迁，五十多载的命运浮沉飘零”？

　　张翎：半个世纪的家国风云变迁，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上关于日期、地点和事件的记录，也不仅是一种“公有制”式的统一口径的叙述，它也应该是无数个众说纷纭的个体化版本的诉说。

　　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家族历史中都有着各自的、甚至是迥异的记忆和诠释，这也是为什么书写同一年代同一事件的文学作品，会有许多个不同的版本。小说能做的，就是尽量真实地呈现一段私人版本的历史。这些版本堆积起来，就是一段丰富立体的集体回忆。我不能跳出我的阅历，我可以做的，只是尽可能诚实地记录我的阅历带我经过的时光。

　　读书周刊：沿着书中五十多载的时光，您表明这是一个关于“贫穷”的故事，“里边是一些带着疼痛的影子行走的人”。今天，这样的贫穷早已消失，而疼痛却依然存在。

　　张翎：贫穷不仅是生活现象，也是一种“高黏度”的慢性隐形心理疾病，因为我们看不见它外表的伤痕。今天，贫穷作为生活状态已经改变，但贫穷作为心理状态却会存活很久，甚至造成基因延续。

　　这个时代已经不缺富翁，缺的是对金钱不卑不亢的精神。《流年物语》里的刘年，就是这样一个被贫穷的阴影缠绕一生的人物，他对突来的财富不知如何应对，所以他的人格是撕裂的。一方面，他本能地反抗着曾经对他施恩的人，另一方面，他也始终防范着需要他施恩的人。财富使他失去了可以与人交心的可能性，他在世上不可能再有推心置腹的朋友。

　　从前我在大学读外国文学专业时，读过很多狄更斯的小说。他的小说里有许多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财富重新分配之后的鲜活众生相，今天我们的时代，或许还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影子。

　　读书周刊：在书中，《国际歌》成为刘年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英雄、革命、解放等一系列词汇，激励刘年从“两双”(刘年小名)时代挣脱出来、从工厂挣脱出来，并试图从命运中挣脱出来，这逐渐凝结为他人生信念的来由与失落。

　　张翎：在我成长的年代(也是刘年成长的年代)里，《国际歌》是一首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我读初中时，一个同班同学的确在排练《国际歌》现场小便失禁，出于羞耻感而辍学了。前几年，我在巴黎、哈瓦那旅行，数次意外地听到不同语种的《国际歌》，让我潸然泪下。因为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是少年时代的回忆。

　　对于刘年来说，《国际歌》是他童年生活中最温暖也是最残酷的印记。温暖，是因为歌词创作者欧仁·鲍狄埃给了他从卑微到高尚的想象可能；残酷，是因为他在排练《国际歌》时小便失禁的耻辱经历——他后来的疾病都与这桩耻辱相关。

　　读书周刊：这个最温暖也是最残酷的印记，也成为刘年命运、乃至那个时代隐藏的力量与疼痛。

　　张翎：在刘年的人生里，《国际歌》的精髓不在于“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而在于鲍狄埃这样的穷人也可以成为济世英雄。他不仅把鲍狄埃当成社会平等公义的象征，也在潜意识里把鲍狄埃当作了自己的想象化身，他觉得他和鲍狄埃之间，有一种可以通达的可能性。

　　后来，刘年脱离贫困成为富翁，但对贫穷始终保持着一种纠结的心情。他觉得自己离鲍狄埃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远，事实上他不是在寻找鲍狄埃，而是在寻找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失落了的自己。

　　残缺和疼痛是生活的常态

　　读书周刊：同样，之前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您的中篇小说《余震》，也是对“疼痛”的裸露。是什么让您的书写对“疼痛”流连忘返？

　　张翎：“疼痛”是不自觉地贯穿我近期作品的一条隐线，我并没有对它刻意关注和渲染。我想，这跟我曾经的职业可能有些关联。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我的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无法想象的。战争灾荒使他们听力受到损失，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的生命体验，对我写作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于是，疼痛和心理创伤这些话题，就不知不觉地浮现在我的小说创作里。残缺和疼痛是生活的常态，我不用执意追求，它就在我的身旁。完美只是神话故事，我对神话没有兴趣。

　　读书周刊：这令人想起您曾描述的身处海外与写作的关系——“有利的距离制造理性的审美空间，我失去局部，有了整体。使得我不会随波逐流”。

　　张翎：出国对我写作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远远大于建设性。地理距离的阻隔使我失去了根的感觉。我已经没有国内作家那种深深扎在土地里，从土地中汲取无穷文化营养的扎实感觉。我在海外生活多年，却很难和那片新大陆完全贴心贴肺，因为我没在那里度过至关紧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而我的故土也不见得认我——我已经错过了中国最热闹最跌宕起伏的三十年，我很难精准地抓住中国当下的精髓。这些都是我无法规避的短板。

　　地理距离带来的唯一好处——假若有好处的话，是当我回望故土时有了一个审美空间，局部细节渐渐演化成了整体感。在诸多的不利中，我只能尽量运用这个可取之处，争取写出一些视角不同的东西。

　　读书周刊：相应地，读者会产生的疑问是，一个异域游走的作家，更多地是依赖记忆来表述关于故乡的故事，这种表述可能与故乡当下的真实有距离。

　　张翎：当下其实已经没有故乡。所有对故乡的书写，都只能基于一个作家从少年记忆里掏取的营养。写故乡我毫无阻隔，写当下我有一些心理障碍，因为客观上我不是中国当下的参与者，但我仍旧可以是一个积极的旁观者。

　　我在慢慢地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说服自己相信旁观者和局外人也是配持有看法的；旁观者和局外人的看法，也可以有一个平等的表达权利。我力求诚实地记录我对当下的观察，或许，这些观察在未来某个尘埃落定的时刻，会显出一些微薄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