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原创】蔡东：“深圳”是一个让内心风声鹤唳的地方

　　蔡东，青年作家，山东人，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天涯》《花城》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获《人民文学》首届柔石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等。

　　任龙：“深圳”和“留州”是您小说中的两个主要空间。您自己曾说过，“留州”是虚构出来的，“深圳”也同样是虚构的。这一“虚构的深圳”的提法与文学真实或艺术真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想要的一天》的结尾处，您所描绘的那个“小得让人心疼”的望远镜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无需去追究那台望远镜的尺寸究竟是多少，它的小是无法实际丈量的，想必这就是文学真实的力量吧。那么，您觉得您虚构了深圳的哪些方面呢？在您看来，深圳这座现实中的城市和您笔下的深圳这一虚构空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蔡东：坦白说，我对深圳的了解并不深入，客居于此，总有离开的愿望，不知道离开了能去哪里，也就暂且在这儿住着。

　　我来深圳的前几年，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互为异物，紧张的关系近些年来才有所缓解，毕竟习惯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知和书写的深圳是个人色彩的，在小说里，深圳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风声鹤唳的地方，就跟布鲁姆评价歌德一样，“他麾下的魔鬼要多少就有多少”；而现实中的城市呢，它比我表达出来的要复杂吧，夜晚的时候，站在阳台上往外看，我能感觉到深圳的疲惫，我能看到它的一道道皱纹，它那么年轻，又那么苍老，夜里它也会累呀，而白天时它只能代言着希望和活力，集中体现着时代最流行的价值，也是一个供初来乍到者做梦的地方。

　　任龙：在《往生》中，康莲时常想：“忘了从哪天开始，她身处的这座小城市(即留州)也变了，人们都特别需要钱，特别喜欢买东西。” 相较于“城乡对立”的读解，似乎您更赞同深圳和留州具有同质性。那么依您看，是不是在当代社会中城市的控制力已经变得无比巨大，以致不再有乡村、田园的力量可以与之抗衡了呢？同样地，您还描绘了城市内部的多种空间。商店、餐厅等公共空间充满着消费气息不足为奇，不过当柳萍与童家羽在书房进行“受辱训练”时，似乎书房这一平时看来最为高雅的私人空间也沾染上了世俗气。在您看来是不是所有的空间都无法摆脱这种消费逻辑呢？

　　蔡东：我的家乡是个北方的小城市，我丝毫没感受到它的对抗，从城市面貌到生活方式，它都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着更大的城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追求为何总是单维的呢，异种太稀少了。说到“受辱训练”，唯有放在书房，这一笔才更沉痛，多么细小而尖利的悲剧。对读书人来说，书房是个清净私密之所，现实生活中，书房是我最常停留的地方，那道门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关上门，陪我的就是书和铅笔，有时候泡碗麦片就可以在里面呆一天，当然，我对外界的侵入也很敏感，生人熟人最好都勿近。我仍然记得写到书房受辱的细节时，心里特别难受，这股力量太骄横，它砸碎了人们最珍爱最在乎的东西。

　　任龙：与国内的其他大城市相比，您觉得深圳有某些十分突出的不同之处吗？如果有，请问您认为不同之处具体有哪些？换言之，您觉得您笔下的深圳是一个极具特质的空间呢？还是说深圳只是一个代表“大城市”这一概念的符号，将其换为其他城市也没有太多的影响？

　　蔡东：不能一概而论，若干年前的深圳，气息还是挺迷人的，它的面孔上有孩子气，也有野气和邪气，那是一张青春、狂放、有想法的脸孔，让很多人感到兴奋，也会让另外一些人倍觉不安。那时，深圳不单纯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走进深圳，还意味着走进了新的“时间”。至少在某一个时期里，深圳提供出了别样的精神景观，它曾承载和寄托了一代人关于现代性和未来的想象。如今，世界都是连锁的，哪里还有新质？不要说城市物象已无新鲜奇特之处，普天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也渐渐趋于一致。独特的经验，独特的表达，都太难了。我只是尝试去关心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为何来到这里，在这里活下去又让他们失去了什么。

　　任龙：在您的小说中不乏对古代文献的引用。《无岸》里的柳萍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往生》里康莲睡醒时，“恍兮惚兮”，觉得好像公公还在。此外，《红楼梦》、《史记》等等您都曾提起过。请问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您所描绘的当代城市生活中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有何意义呢？

　　蔡东：也许，谈不上一个位置吧。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很机智，时代指哪儿打哪儿，人生目标直白明确，什么都看透了，不浪费一点气力和情感，还需要过时的“精神资源”吗？我劝学生读《红楼梦》，读《世说新语》，读《陶庵梦忆》，我说这些是解药，即使今天你感觉不到，10年以后你可能会需要的。他们并不感兴趣，不读书也罢，我只希望男孩女孩们能放任自己沉迷到爱情中去，爱上一个人，也能让自己变得更美好。对我来说，古典文学中的赤子、痴人、狂生、清净洁白的女孩儿，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我愿意与其日夜相处。

　　任龙：您的小说中刻画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往往有超越现实生活的渴望，不愿始终被禁锢在日常事务的牢笼之中。我认为您作品中所展现出的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物质需要与精神追求的矛盾是非常深刻的。那么，您觉得这类矛盾仅发生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吗？还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内心中都难免有这类矛盾？因为知识分子同其他人相比，往往精神方面的诉求会更强烈些。

　　蔡东：知识分子的痛觉会更发达，精神方面的困惑和质疑也会更多。有些事情，别人过去了，他们过不去。就是这个“过不去”，才是最珍贵的东西。

　　任龙：女性形象是您的作品关注的重点，但其实您笔下的男性形象也让人印象深刻。读罢《我想要的一天》，可以发现小说中的春莉、麦思、高羽都面临着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只不过三个人处理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您觉得在您的作品中，性别因素会对人物处理这类矛盾时的做法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蔡东：写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性别因素，再看这些作品，似乎我对男性会手下留情，可能是潜意识吧，不愿意把他们写得那么庸俗，那么烟火味。当然，这也是对女性寄予了厚望，她们有韧力，不那么脆，能承受住我的重笔。

　　任龙：在您的小说中，您为超越日常生活设计了很多出路，比如春莉投身于写作，高羽、陈江流倾心于佛教。不过他们的超越和反抗并未获得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心里都还暗藏着怀疑与无奈。您觉得是否真的有一条出路可以使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蔡东：这世界上有太多伤心事，比如无端衰败的生命和生活，比如莫名的消逝和湮灭，比如花开了一半就萎谢在枝头，叫人悲从中来又什么也做不了，这些人间的苦，一点儿也不抽象，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体验着。出路何在呢，我经常觉得无助和惶然，觉得四面八方全是水，倒希望小说里的人物能来拉我一把，事实上他们比我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