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终于不再分离……

　　“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杨绛去世 享年105岁

　　“我们仨”终于不再分离……

杨绛晚年留影。

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都是互相题写书名，这套《堂吉诃德》的书名就是钱锺书题写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杨绛全集》。

杨绛一岁，小名阿季。

中年杨绛。

1934年4月2日至7日，钱锺书从上海北来探望杨绛，两人在北平郊区周游。

　1981年与钱锺书和钱瑗摄于三里河寓所。

　　本期导读

　　据新华社消息，经与中国社科院确认，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锺书先生的终生伴侣、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绛(本名杨季康)先生，以105岁高龄于5月25日凌晨1时10分逝世。

　　杨绛先生1911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家学渊源深厚，1932年考取清华大学并认识青年学者钱锺书，二人于1935年结婚，成就了一生的爱情传奇。随后杨绛陪同钱锺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并在钱锺书的学术研究和生活上给予悉心的支持和照顾，被钱锺书赞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早年曾创作戏剧，解放后任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并开始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译本在1978年西班牙国王访华期间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对方。上世纪80年代以后，杨绛陆续写出散文随笔《干校六记》和长篇小说《洗澡》等作品，展现出独特而旺盛的文学才能。

　　1997年和1998年，杨绛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先后去世，杨绛先生甘于寂寞，致力于整理钱锺书的著作、手稿和札记笔记，促成了三联版《钱锺书集》的出版。杨绛先生对生命保持着温情与赤诚之心，2000年后依旧笔耕不辍，相继出版《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回忆性的作品，感动无数读者。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编辑等有关人士，回顾了杨绛先生不凡的一生。

　　●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钟琳 图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提供

　　1.百年情缘

　　绝无仅有的“妻子、情人和朋友”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一生节俭，精神沉静，艰难穿过生命重重关卡，将所有负面因素转化为珍贵的精神财富，一辈子坚守读书人的本分，点亮尘世人的心灵之灯，成人类精神史上新的标杆。”《杨绛：“九蒸九焙”的传奇》作者杨国良如此评价杨绛的风骨和品格。

　　除了杨绛晚年不断出版作品令读者感到敬佩之外，杨绛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她和钱锺书持续一生的爱情上相濡以沫和学术上相互砥砺的数十年情缘。

　　1932年春天，上海一·二八战事爆发。当时杨绛所在的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遥遥无期，她决定借读燕京大学。当年2月下旬，杨绛抵达北京，参加注册入学考试，考试完，杨绛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蒋恩钿，学友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钱锺书。于是，两人在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相识，从此便结下了持续一生的情缘。

　　后来，杨绛借读于清华之后，钱锺书来信，约她在工字厅客厅相会。此前钱锺书被告知杨绛有男友，而杨绛则被告知钱锺书已订婚。两人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没有男朋友。”误解澄清，两下释然。他们从此开始浪漫的书信往来。

　　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后，杨绛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钱锺书在生活上笨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两人相携一生，患难与共。1946年，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全集》责编胡真才介绍说：“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杨绛比钱锺书的名气还大，别人介绍钱锺书的时候，都说这是杨绛的丈夫；后来钱锺书名气大了，她又变成钱锺书夫人了。”胡真才回忆说，解放前夕，钱锺书和杨绛都坚定地选择留在大陆，杨绛从清华大学调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外文所，“从那个时候起，杨绛开始研究外国文学。”

　　2003年，出于对丈夫钱锺书、女儿钱瑗的思念以及对往昔家庭生活的回忆，杨绛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我们仨》，从她1935年跟钱锺书结婚，到英国留学，一直写到世纪末女儿和丈夫相继去世。10年间，《我们仨》的销量达到上百万册。

　　“这本书写得非常动情，她有一句话改自白居易的诗句，叫：‘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说好的事情往往是不长久的，这是她对命运的一种无奈的感叹吧。”胡真才说。

　　2.艺术之路

　　为译《堂吉诃德》年近半百自学西班牙语

　　杨绛70岁退休之后才发布《干校六记》和《洗澡》，她在《杨绛全集》序言中表示，自己首先是搞外国文学的，文学创作只是业余兴趣。《干校六记》和《洗澡》语言质朴，记述真实，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两部作品也在读书界广为流传。

　　据《杨绛全集》编辑胡真才介绍说，杨绛发表作品其实很早，1934年在上海就发表了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并被朱自清推荐到报纸刊登，随后又被林徽因主编的一本刊物收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杨绛翻译了多部流浪汉小说，包括《小癞子》《吉尔·布拉斯》等，这成为她翻译《堂吉诃德》的基础。当时国内懂西班牙语的人很少，大部分的西班牙语作品都是通过英文转译的，但杨绛找了英文、法文的5个版本对照后都觉得不理想，于是从1959年开始在48岁的年纪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后最终完成了这部经典的翻译出版。

　　至今，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已发行上百万册，是她影响最大的译作。1978年，该译著被邓小平当作国礼赠送给来华访问的西班牙国王。

　　《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后，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杨绛访问西班牙，杨绛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而谢绝，但她又觉得这样做有失礼仪，后来于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受到西班牙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西班牙之行后的1984年，她将《堂吉诃德》全文重新校订一遍，1985年再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杨绛文风质朴，简练，不仅帮助钱锺书整理大量遗稿，还从2013年到2014年之间把她妹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修订一遍，改动不是太多，但是可以作为一种典范。杨绛用词很精炼，她改完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本书作为单行本出版。

　　杨绛的文笔饱受赞誉，被誉为“独树一帜，纯朴，简练，寓意深刻”。关于《围城》，有一个经典的评价：城里的人要出来，城外的人要进去。许多人不知道，这其实是杨绛的原话。

　　3.晚年生活

　　低调“隐身”，捐赠稿酬设奖学金扶持学子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著名的诗句，传达出了一样的生命追求，曾令无数人感动。

　　谈及杨绛的为人，大部分与她有过交往的人都会对她的谦卑和低调印象深刻。“当年有个媒体曾经想用她的名气去做广告，老太太当时马上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请别拿我做广告》。这个是她多年来的一种做人的原则，就是不愿意炒作自己，不愿意搞噱头，做无聊的事情。我跟她打交道的一个经验就是，她认为我的东西是靠我自己的内容，靠我的品质，靠我的价值取赢得读者，而不是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

　　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指出，杨绛在《隐身衣》中说到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隐于世事喧嚣之外，守着自己的一方平静天地。诚如她曾说的“万人海中一身藏”。

　　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绛全集》之时，杨绛叮嘱书出版了就好，不必过于热闹。而在临终前生病住院期间，杨绛也始终保持沉默，不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她病情的消息。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宋强透露，杨绛曾私下向人文社表示，希望自己去世后“安静地离开”，不被社会和新闻关注。

　　在广为学界重视的三联版《钱锺书集》的出版说明中，杨绛怀着谦卑之心表示，钱锺书生前并不同意自己被称为“大师”，并对钱锺书先生遗嘱中提到的保留繁体字排版的心愿予以郑重声明，使得钱锺书的作品得以按照最大程度的“原貌”呈现给学术界，并有效防止了盗版情况的出现。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杨绛曾风趣地说：“其中当然有《堂吉诃德》的很大贡献，这说明堂吉诃德没有死，他还在中国实行他的骑士道呢！”宋强表示：“我们每年都会将稿费直接寄给清华大学，现在已经累积近2000万元了。”

　　专家访谈

　　不忘本分，坚守文化立场

　　◎胡真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杨绛全集》责编)

　　南方日报：如何评价杨绛先生的文学造诣？

　　胡真才：1988年写的《洗澡》，被施蜇存称为半部《儒林外史》加半部《红楼梦》，说《红楼梦》主要指的是对话，里面人物对话非常好，什么人说什么话，《儒林外史》当然就是写知识分子嘛。对于我们搞外国文学的人来说，这个书里面的故事和场景都挺逗笑的。有一个研究人员到图书馆去借书，非要借巴尔扎克的《红与黑》，《红与黑》不是司汤达写的吗？然后，他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说成是剧本，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说成是小说，我觉得看着就是轻描淡写之中透露出一些辛辣的讽刺。从她的书里也可以看到一些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的缩影。她写《洗澡》的时候已经76岁了，所以今天早上我还在讲，有些老人到了六七十岁可能都痴呆了，她却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以后仍出大成果的。

　　南方日报：你如何评价杨绛先生的为人和品格？

　　胡真才：一个是我自己对她的作品有感觉，一个结合别人相关的文章，具体说来有如下三四点感受：

　　一个是虚怀若谷，她出身于官宦世家，有很高的文化造诣，但从不自视高人一等。虽然在过去受了那么多苦难，却从不怨天尤人。

　　第二是助人为乐。钱锺书和她两个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工资也高，所以所里的年轻人工作学习上有问题经常找他们帮忙，经济上有问题就跟杨绛借钱，她就帮了、借了。有的比较困难的，她说就不用还了。可以看出她这种善良的心。后来杨绛将她与钱锺书先生的部分稿酬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鼓励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大学生努力学习、成材报国，现在这笔捐赠累计已经近2000万元了。我见过好多人为稿费争得死去活来，人家却把大量的稿费捐了出去。

　　第三就是生活简朴，杨绛为人很慷慨，但是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去世前她一直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里。你想，30多年前，那个房子地面是水泥板，墙壁是粉刷的，白灰的。有一次我看到有一片黑糊糊的，擦得乱七八糟，保姆说，过春节本来想把那个墙上的黑印擦掉，但黑印渗进去，越擦越脏，后来不擦了，就那么摆在那儿。实际上她单位多次提出来要给她装修房子，或者粉刷，她当即就谢绝了。她现在有些遗物该捐的，该收拾的，都在清理中。

　　最后一点就是她豁达的生死观。她以前就说过，如果去世，不开追悼会，不受奠仪，最多七八至亲送送。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她在书里写道：“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这个可以看出她的态度。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南方日报：杨绛晚年的写作被评为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您如何看待这种精神？

　　周绚隆：我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她不忘本分，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立场。第一，就是坚持她本身的职业追求，一个是翻译，一个就是写作，这个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就是出于对文化的信仰，没有停止思考。我觉得坚守文化的立场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忘本分的最核心的一点。跟这个相辅相成的一点就是她完全超越了名利，她做这些事情不是为名，不是为利，而是出于她对文化的一种敬仰，这种信仰、这种坚守、这种执着，这一点值得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学习。

　　南方日报：杨绛晚年捐出了她和钱锺书先生许多稿费，淡泊名利，这对后人有何启示？

　　周绚隆：去年我们人文社影印出版了一本《复堂师友手札菁华》，是当时晚清的一大批名流给谭献(号谭复堂，近代词人、学者)的书信，有2000多封，包括章太炎、孙诒让、杨度、方宗成、王尚辰等名人，原本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所藏。杨绛将它全部捐给国家，没有提任何要求，全部捐了，她认为这些文物最好的去处就是由国家收藏。当时我就提出能不能让我们影印？因为文物捐给国家博物馆之后，一般的人可能要再去看就很难了，影印了以后，这批文物的文化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让大家能看到，但同时又不影响原件的收藏和保管，这样比较合适，她也同意了。

　　因为对文化的信仰和尊重，所以她对其他名利、形式上的东西是不在意的，所以她也不愿意抛头露面，从来不搞噱头、不去炒作，她也比较反感拿她去炒作。另一方面是我觉得她坚守文化立场始终不渝，只要身体能动，她就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在写，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