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问答：火 ——向以鲜访谈录

　　访问者：姜红伟(诗歌史研究者，诗歌资料收藏家，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

　　受访人：向以鲜(原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79级学生，诗人、学者，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经历。

　　答：我1979年考入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郑思虞、秦效侃、荀运昌、曹慕樊等名师的引导下，开始系统学习古代文学与诗歌。酷爱《诗经》和杜诗，最疯狂的时候，我几乎能全部背诵出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作。其间尝试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的写作，喜欢西师的老校长兼诗人何其芳的早期诗作，并对诗人冯至和废名(冯文炳)的杜甫研究推崇备至。初次接触到民间诗刊如《次生林》、《日日新》等。

　　1983年秋天，我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学。1984年夏天，回到重庆北碚与恋人可可团聚。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四川大学工作。

　　纵览整个八十年代中国诗坛，其诗运核心不出北京、成都等二三城市，而成都似乎尤为各地诗人所垂青。一时之间，举凡先锋诗人者必游成都，游成都者必游川大校园。成都遂成为中国诗坛之重镇，川大则顺理成章成为成都诗坛桥头堡，在此所识诗人甚众。

　　此时期较重要的诗歌事件是：我与诗歌同仁创办民间诗歌刊物。1987年秋天，我在一个明净的黄昏，于废旧信封的空白处，写下《割玻璃的人》。该诗于次年六月，获取《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得奖金一千元人民币——这估计是整个八十年代稿费最为昂贵的一首诗作。1989年3月下旬，诗人海子(查海生)于山海关离我们而去。一周后的4月初，我与诗人潘家柱、龚青森、杨政等共同发起，在成都科大举行海子纪念会，并为出版海子诗集募集善款。数月后，诗人何春(四川师大东方诗社社长)远奔新疆，写来长信，那一刻，我真想去美丽的龟兹啊于阗啊。

　　1989年底至1990年初，我与同仁(钟鸣、赵野、邓翔等)创立另一影响颇为深远的民间诗刊《象罔》，这个名字是我偶然想到的，来源于庄子那个著名的象罔求珠故事。象罔就是虚无的人，这十分接近诗歌的本质。《象罔》最为成功的事件，当是首次推出摄影家肖全的人像专集《我们这一代》，其中云集了当时最为著名的先锋诗人和艺术家。我的那幅手扶牦牛头骨、脸戴宽边眼镜、脖系方格围巾的半身照，迄今看来还是很潮的。之后，与川大诗社杨政等人，创办《王朝》诗报，与教数学的诗人哑石和从事媒体工作的卢泽明亦过从甚密。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获是：我有幸见证和参与那个风云际会的诗歌时代，同时，以足够的清醒和独立，保持了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美好的回忆是：经常半夜三更有人敲门，不用问，那不是魔鬼，一定是诗人兄弟提着半瓶酒或一叠诗稿来了。当然，晨昏之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为诗歌而活着的美人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