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凭吊的何止是一个传奇

《晚祷》，蒋韵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35.00元

　　记得我在小说题记中这样写：凭吊一个传奇。其实，凭吊的何止是一个传奇，还有生长那个传奇的时代，还有，我们正在失去的与美、与善、与悲悯仁厚的亘古之爱有关的一切。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曾对蒋韵《行走的年代》有过精准的评价：“蒋韵关心的是诗，写的却是小说。如何处理抒情和叙事之间的张力是她着墨最深的地方……她自己何尝不就是一个诗的地下工作者，就着写小说的掩护，发送讯号，找寻当年失散的同路人。”

　　蒋韵认同这个评价：一个写小说的诗的地下工作者。可能正是这样一种矛盾的奇特的关系，使她的小说成为与别人不同的分水岭。

　　初识蒋韵缘自《隐秘盛开》。还记得当年阅读时的感觉，那种无望、孤独，痛入骨髓，却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发现，“爱，也许从来都和被爱无关，爱永远是一个人的事”这句话，不止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无数读者。从此记住蒋韵。然而将近两年的时间，因为丈夫李锐生病，蒋韵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完全绝缘。在亲人的病床边，文学太轻。

　　作家出版社刚刚推出的《晚祷》，收集了蒋韵近几年的中篇小说。借此便有了采访蒋韵的由头，希望接近她内心的“隐秘”故事。

　　读书报：您写《隐秘盛开》缘自什么，还记得当时的写作状况吗？我想，这样一部引发无数读者共鸣的作品，一定首先感动了您自己。

　　蒋韵：应该说，写《隐秘盛开》之前，我其实没有真正描写过爱情。写它，源自一种冲动，是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小说模式的反感，那种模式，我把它总结为“零度叙述＋性”。不知你是否记得，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小说中，一涉及到现代人的两性关系，似乎，只有肉体和性欲别无其他。“肉体”似乎是一面最理直气壮最飞扬跋扈最反叛最高调的旗帜，它几乎变成了“人性”的代名词，并以时代代言人的身份宣告着古典爱情的死亡，而且，是以一种冷漠和蔑视的姿态。于是，人类两性关系中诗性的、浪漫的、星河般神秘的情愫，被剔除净尽，完全简化成了“上床”和“上床速度”的归宿与过程。这样的小说见多了，突然有一天觉得不想再沉默，于是，我想，那就让我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来写一个另类的“陈旧”的故事吧，让我来写写古老的爱情。让我来写写和灵魂有关的、诗意的爱情。或者说，让我来向这永生不死的爱致敬。

　　动笔时有一种不管不顾、不计后果的畅快，一种明知是南墙却偏偏要撞上去的任性，还有一点让我自己感动的悲壮——因为我认定这样的小说是没人看的。就算发表出来，也无非是自生自灭，无声无息，顶多被人评价一句“老掉牙的滥情之作”。认定了这样的结局之后，写起来，反而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一种奇妙的沉浸。当然，截稿后，把稿子发出去后，我开始忐忑，开始为它的命运担心，直到有一天，我的责编周晓枫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哽咽，她说，“我觉得我好像能够平静下来和你说话了，可是还不行……”那一刻，我突然非常感动，我知道，我的潘红霞，在这个人世间，有了第一个朋友。

　　我一点也没想到，喜欢这个故事的人，居然不算少——我是说和我自己的小说比——而且，有不少是年轻的读者，这让我颇为意外。如果说《隐秘盛开》曾经感动了这样的人群，而他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温暖、拯救了我。

　　读书报：《隐秘盛开》是“一部关于爱与死的小说。一种走在刀刃上的爱情，疼痛，始终不诉说。主人公潘红霞，像一个传说，一种星光，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才能看见，而我们永远不能在人群中看见她。”这种爱情，也许只有那个年代才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您对于爱情的书写，其实也是对抒写一个时代的挽歌。您觉得呢？

　　蒋韵：确实，潘红霞没有原型，有的只是现实生活中的蛛丝马迹。小时侯，我家邻居有个朋友，常来他们家做客。那是一个中年女性，年纪看上去和我母亲相仿甚至还要大几岁。她没有明艳的美貌，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静的风韵。从大人们的嘴里，隐约听说了她是一个独身的女人，隐约听说了她的独身是为了一个她喜欢却不能相恋的男人。其他的，一概不知，她有着怎样的结局，也一点不知道。只是，当我起意想写一个纯爱的故事时，我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个遥远而沉静的女人。还听说过另一个故事，是我朋友的一个朋友，七七级大学生，读大学期间，一直暗恋一个男同学，却始终没有表白，为此，她在心里默默想念了他半生……总之，这些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这些人，陌生的或相识的，我的同龄人我的长辈，他们如同沃野，滋养出了我的潘红霞，滋养出了一个遗世独立的爱的天才，她身上，有着那个时代极其鲜明的印迹。记得我在小说题记中这样写：凭吊一个传奇。其实，凭吊的何止是一个传奇，还有生长那个传奇的时代，还有，我们正在失去的与美、与善、与悲悯仁厚的亘古之爱有关的一切。

　　读书报：但是到了后来的作品，比如《琉璃》中海棠为了寻找心中隐秘的爱情，执意来到南方；《心爱的树》里的梅巧，在生育了四个子女之后和丈夫的学生私奔……故事里的女人开始寻找爱情，并付诸勇敢的行动。但是这种行动在作为读者的我看来，未免是自私的。对于爱情书写的变化，也许并非您刻意为之，但是，是否也算是一些“隐秘”的变化？

　　蒋韵：我这样认为，在我的创作中，真正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也许只有《隐秘盛开》，我试图在这部小说中探寻爱是什么，爱可以造就什么样的生命。而《琉璃》和《心爱的树》则不然。以《琉璃》为例，《琉璃》我写的其实是“抵抗”。其实我并不满意这篇小说的名字，它完全没有必要如此直白。可自始至终，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琉璃”这两个字，总在我眼前出现，熠熠生辉，美丽而易碎，就像我们珍惜的、珍视的一些东西。应该说，我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是复杂的。同情、批判、还有我以往小说中一直拥有的某种反讽。

　　读书报：为什么一直如此热衷于中篇创作？在您的创作中，似乎长篇算不得多。

　　蒋韵：我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作品本就不多，但确实是三、四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写起来似乎更得心应手。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拟过提纲，也从来没有把一篇小说彻底想清楚、想清晰再动笔的习惯。在我小说开头的时候，往往不知道它的结局是什么。我常常是和我的主人公们一起开始，一起出发，他们最终会走向何方会拥有怎样的命运，不是我能够预设的。就算我预设了他们也常常不服从我的掌控。这也是“写作”这件事最魅惑我的地方。李锐插队时他的房东大姐，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常说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是走黑路的”。我觉得这话也特别适合我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在黑暗中各自走向自己的命运是我创造他们的激情所在，是我写作的鲜活动力。这样的写作方式，暴露出的最明显的缺陷，大概是“结构”问题。而一部长篇小说，“结构”的方式尤其重要。我想，这可能是我长篇写得不多，就是写也写不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读书报：您的作品中，关于爱情，总是流淌着淡淡的忧伤。《心爱的树》《春生万物》《水仙眼》……很想知道，这样的情结来自什么？您对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和爱情是否有些悲观？

　　蒋韵：我的许多小说，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线索，有些可说是有原型存在，但最终当然是虚构的产物。我想你说对了，我确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至少，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悲观的，但我不呼天抢地，所以我的小说中才总是弥漫着淡薄的、却永不消散的悲凉之雾，所以潘红霞才至死也不吐露她爱的秘密，因为她太明白爱情本质上的虚幻，太知道尘世间的“爱情”背负不动她如此重的爱——她了解人性的弱点。我亦如此。我并非不信任爱情和婚姻，我是不信任人性。最近陈忠实先生去世，看到许多有关他的评论，有一句话，说，陈先生是一个绝望的现实主义者。这句话，一下子，让我泪崩。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

　　读书报：您笔下的女性形象，隐忍、坚强、执着，是否也有您个人的影子？您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怎样的？

　　蒋韵：隐忍、坚强、执着，这一切，都不属于我。我是一个敏感、脆弱甚至懦弱的人。我笔下的那些女性，应该说正是我对自己的期望，也是我所缺失的。在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应该是善良、悲悯、浪漫，活得美丽，死得尊严。不一定多么鲜艳夺目，但，一定要有无限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