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卫平：培养相对纯正的儿童文学艺术趣味

　　培养相对纯正的儿童文学艺术趣味

　　——访复旦版《儿童文学教程》作者方卫平

　　复旦版《儿童文学教程》作者方卫平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自己近年专心于三项工作：《儿童文学教程》的写作，儿童文学读本的选评，以及红楼系列研讨会的举办。他说，这三项工作包含同一个目标，也是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追寻的理想，即让“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的观念在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话域中得到树立和传播。

　　我国儿童文学教育研究理论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儿童文学领域的概念、方法包括创作现状都会有沿袭和创新。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单一纸质媒体传播途径转变为多媒体时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现场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此同时，除了高校相关专业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外，儿童教育、童书出版等领域的相关群体，比如小学教师、童书编辑，乃至对儿童文学有兴趣的知识阶层父母等，也有着了解儿童文学知识的需求和渴望。儿童文学的基础教育理论如何体现时代的变化，为儿童文学的创作与阅读提供理论的支撑与引导，又该如何适应新兴人群的需求？这都对儿童文学教育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新要求。

　　近日，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在合肥举行“首届全国儿童文学教学研讨会”，邀请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在会议上做题为《重新发现儿童文学———兼谈复旦版〈儿童文学教程〉的写作》的主题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这部由方卫平教授独立撰著的儿童文学教程获得了专家和普通读者的好评，“有用”是他们对这本教程的评价。

　　“我们今天可能生活在一个各方面变化都空前迅速的时代，这其中也包括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儿童文学理论当然需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及时的回应，在理想的境况下，它还应该以理论特有的前瞻和洞见，对这个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机遇、问题和未来，提出有价值的判断和建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方卫平表示。

　　“希望教程不但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儿童文学，也懂得分辨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

　　记者：在儿童文学领域，普通读者更多关注儿童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很少关注儿童文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和学科体系建构，这与理论的专业性不无关系。但好的理论和体系可以有效指导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亦可帮读者与作者更好地厘清儿童文学传播中的问题。在整个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教育等等环节中，你觉得《儿童文学教程》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在你的设想中，好的儿童文学教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方卫平：《儿童文学教程》 作为教材，属于儿童文学理论学习的启蒙类读物。它一方面必需儿童文学专业理论知识的扎实支撑，也是对这一知识体系的一种介绍和呈现；另一方面，它又要充分考虑其读者对象———也就是作为“教程”主要受众的儿童文学理论入门者———的学习需要，在内容与编排上突出基础性和启蒙性的特点，以达到理论知识及其应用启蒙的目的。这意味着，儿童文学教程的写作应恰当把握专业性与大众性、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平衡。一本理想的儿童文学教程，应该能够以全面、准确、前沿同时又深入浅出的方式，帮助读者把握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儿童文学的基本鉴赏能力。

　　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阅读和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不只是儿童文学的研究者，许多对儿童文学感兴趣的教师、编辑、作家乃至父母都有着儿童文学理论学习的迫切需求。这一需求不是仅以理论的学习为终点，而是更希望理论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儿童文学的阅读、欣赏、教学等实践活动。因此，我在《儿童文学教程》 的写作过程中抱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希望这本教程既能帮助读者认识、把握儿童文学的文类特征与艺术特性，也能帮助他们将此认识应用于儿童文学阅读欣赏与审美判断的实践。希望这本教程不但帮助读者明白什么是儿童文学，也懂得分辨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在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各类实践活动中，后者的意义尤其重大。教程出版后，我得到了来自一些编辑朋友和小学语文教师的反馈，大家觉得这本教程很“有用”。我的初衷多少有所落实，这让我也感到很高兴。

　　记者：在当下的图书市场，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的这十多年，儿童文学的阅读和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市场和创作的繁荣同时带来理论研究的繁荣。就像你在前言中所说，儿童文学教程的出版也步入了“快车道”，但快速发展同时也使得创作和理论建设中都出现许多来不及梳理的问题。在多年的观察、实践和研究中，你觉得当下的儿童文学教材编写整体情况如何？这部由你个人撰写的《儿童文学教程》与之前你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相比，又有哪些新特点？

　　方卫平：随着近年儿童文学教材种类的增加，其体例的多样性和理论的前沿性也在不断增强。一些编撰者除继承传统儿童文学的原理内容之外，更将当代儿童文学的新知识融入教材，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教材编撰的与时俱进性质。

　　近年来，国外引进的优秀儿童文学教材也为国内教材编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比如我主编的“浙江师范大学大红楼书系”第二辑“当代儿童文学理论译丛”中收入的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的 《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即是北美高校知名的一部儿童文学教材。这本教材理论前沿，体式活泼，语言生动而通俗，受到了国内不少读者的青睐。

　　我这本教程因是个人独立撰写，也得以更多地体现我自己的一些趣味和想法。教程主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础理论，二是艺术论，三是文体论。以艺术论部分为例，这是我多年来在自己的儿童文学课堂上设计讲授的内容，关于韵律、游戏、幽默、荒诞等艺术范畴的分析和解说，也较多地体现了我个人的儿童文学艺术趣味和审美思考。

　　实际上，我曾一度不满于传统教材主要由文体论构成、而艺术理论支撑极为羸弱的状况，考虑是否要在这部教材中将文体部分缩为一章，而进一步增加艺术论的内容。不过，考虑到对初学者而言，他们也需要借助文体分类学习的初级平台，逐渐过渡到打通不同文体的艺术范畴知识的学习，我最后仍选择保留文体论的正常篇幅。

　　“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之间，最好的关系模式是一种双向的‘引领’。”

　　记者：儿童文学市场在最近十年里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各种随着时代和创作而兴起的新事物，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手段和积极措施，来保持与儿童文学创作的同步？或者，它是不是应该不仅仅限于总结、而是可以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有引领作用？

　　方卫平：你说得对。我们今天可能生活在一个各方面变化都空前迅速的时代，这其中也包括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儿童文学理论当然需要对这些变化做出及时的回应，在理想的境况下，它还应该以理论特有的前瞻和洞见，对这个时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机遇、问题和未来，提出有价值的判断和建议。

　　在今天日益庞大的童书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儿童文学创作的良莠不齐现象特别突出，也因此特别需要理论工作的有效介入，来恰当、深入地审视、探讨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问题与未来的方向。在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之间，我想最好的关系模式是一种双向的“引领”：来自创作的“引领”促使理论工作始终保持对具体的创作现实及其艺术动向等的关注和敏感，避免蹈空的理论化；来自理论的“引领”则有助于人们准确判断创作的状况，及时发现创作的问题，从而辨清和把握创作的方向。两者的良性互动，会使创作和理论同时受益。

　　记者：阅读这本教程时，比较强烈的一点感受是，你比较强调儿童文学的“当代”概念。包括书中有提及的“儿童文学的当代概念”，“后现代语境中的儿童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产业”，“儿童文学的另类叙事”等话题，都与当代有关。这些新内容的加入，体现了怎样的考虑？

　　方卫平：在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的解释中，既注重理论的基础性、系统性，也注重理论的当代性、前沿性，是我在教程写作中的基本考虑之一。新世纪以来，由于儿童生存现实、童年文化环境、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语境等的急速变迁，我们对于儿童文学的文类概念及其文化身份、美学面貌等的理解也在不断接受新的拓展。你提到的这些章节，都是与当前童年的文化现实和儿童文学的艺术现实密切相关的“当代”话题。在教程中关注和呈现这些当下和前沿的趋向，可以帮助读者从一个更加开阔、丰富、也更贴近现实的角度，来看待和解读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现象与问题。

　　记者：在教程中，你提到商业文化语境、消费文化语境以及新媒介语境下的儿童文学，提到“儿童文学产业化”这个话题，并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哈利·波特》为例来进行阐释。在中国，儿童文学产业化应该会成为趋势。但是，当文学与产业、商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所顾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给儿童文学带来的必然会是伤害吗？

　　方卫平：如果说二十多年前，儿童文学界对于“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文化产业”等词更多地持有一种保守的抗拒情绪，那么今天，随着这些当代文化语境与儿童文学日益紧密的结合，我们已经能够更坦然地接受它们带给儿童文学的诸种变化，也更理性地看待它们带给儿童文学的双面影响。

　　实事求是地讲，近一二十年间兴起的、被一些业界人士称为“黄金时代”的儿童文学繁荣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当代童书迅猛的商业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儿童文学的文化地位得到了更普遍的认可，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也得到了更多元的发展。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前提下，我们来反观和反思商业时代儿童文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可能会有一些更成熟的见解。商业时代既导致了唯市场、唯盈利的童书创作和出版乱象，同时，也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等越来越不满足于庞大的销售数字本身，而是借此平台实践着更为自由、大胆、深入的艺术追求。我们不能要求商业时代的儿童文学告别商业运作的逻辑，这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但对那些有抱负的人们来说，对于一种有抱负的文化而言，如何在借力商业平台的同时走出商业化的迷思，走向更远大的文化创造实践，既意味着难得的机遇，也充满了新的挑战。

　　记者：如果没有文学实践的支持，理论阐释难免会陷入空洞的尴尬。在编辑教材的同时，你在前几年选编出版了《最佳儿童文学读本》系列。包括你近些年策划、组织的红楼系列儿童文学新作研讨会，无疑是理论与创作、教学与实践相互促进的一种方式。

　　方卫平：你提到了近年我专心在做的三件事情，一是这本《儿童文学教程》的写作，二是儿童文学读本的选评，包括你提到的《最佳儿童文学读本》系列，三是红楼系列研讨会的举办。这三项工作其实包含同一个目标，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追寻的一个理想，即让“什么是好的儿童文学”的观念在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话域中得到树立和传播。《儿童文学教程》是以基础性的知识讲授的方式，“最佳”读本系列是以最具体的文本阅读的方式，红楼系列研讨则是以专业化的理论探讨的方式。我的这个观念在这三项工作中都有体现。

　　比如撰写《儿童文学教程》时，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这本教材除了提供中性的理论知识介绍，还应该能帮助读者从艺术判断而不只是知识学习的角度，来领会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展开儿童文学的艺术辨析。出于这一目的的考虑，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要求，即在教程中用作举例赏析的文本，必须是我阅读视野中位居经典和优秀之列的中外儿童文学作品。

　　事实上，通过教程的写作，我也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一份儿童文学佳作清单呈献给了我的读者朋友们。我相信，对于许多儿童文学的入门者来说，在佳作的阅读和鉴赏中培养一种相对纯正的儿童文学艺术趣味，是一个特别重要和“有用”的基础。在我看来，这种纯正的艺术观既是包括作家、研究者、编辑、出版人、教师、父母等不同人群与儿童文学打交道时用作识真辨伪的利器，也是在一个市场化时代保持对于原创儿童文学艺术现状及其方向的准确判断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