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不要“看到一点就写”

———访鲁迅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王锡荣

　　2016年是鲁迅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暨逝世八十周年。自年初起，各地与鲁迅纪念有关的活动就陆续开展，较有影响的就有中国美术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只研朱墨作春山———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美术展”、话剧《大先生》的首演、“茂林嘉卉———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版画精品展”、复旦大学举行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从鲁迅传统看中国与世界”高峰论坛等，预计各类纪念活动将在9、10月份达到高潮。从学院派专家们对鲁迅著作的研读，到艺术领域对鲁迅多方面艺术成就以及鲁迅精神的致敬，鲁迅展现着他超越时代的精神感召力和生命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鲁迅依然是一个隆重而深刻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纪念鲁迅，究竟有何意义？　鲁迅的哪一部分是当下的我们最值得学习的？　该以怎样的态度去思考鲁迅精神传统？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王锡荣。

　　走上虹口体育场体育局所在的二层楼，王锡荣推开一间门口没有挂任何标识的办公室。一进去，里面别有洞天，几个工作人员正在资料文件丛中忙碌着，陈列柜展示着好几尊鲁迅塑像，四面墙上挂满了鲁迅一家三代的各种合影、鲁迅画像等。那里是鲁迅孙子周令飞主持的鲁迅文化基金会上海办事处的办公室。王锡荣在这个基金会担任高级顾问。王锡荣自1976年从上钢五厂借调到复旦大学的鲁迅著作注释组，开始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到前年从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职务上退休，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从事鲁迅相关课题研究，距今正好整整四十年。“我一生最好的年华都用在鲁迅研究上面了，”王锡荣说，“能从事这份工作，把兴趣与事业结合起来，是幸福的人生。我觉得非常值得。”王锡荣不愿多谈自己的生平，连说“太平淡了”，但提到他热爱的鲁迅研究事业，谈到他手头正在从事的学术课题，他却打开了话匣子，对各种文献资料、现状潮流，如数家珍。

　　读书：一代代读者阅读鲁迅，从鲁迅著作、生平中得到与自 己及所处时代直接相关、相呼应的收获与启发。您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我们应如何看待鲁迅？

　　王锡荣：进入二十一世纪，包括“全球化”、“世界文学”等概念的理论已成为学术研究的普遍背景。在这个大背景下，回过来看鲁迅，当然，我们会说，鲁迅也有他的局限性，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互联网，所以鲁迅有其知识、见解上的局限性并不奇怪。但反过来，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个人的历史地位由其所生活的时代来决定。鲁迅也不例外。今天我们看到鲁迅的某些局限与不足，应该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用大惊小怪，更应看到鲁迅对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巨大的精神感召力。实际上，鲁迅对我们当下的深刻意义，还值得我们不断咀嚼。

　　现在鲁迅研究界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普遍存在的浮躁的学术风气。不少研究者可能具有更新的理论视野与个人观点，但往往对过往的文化积淀、历史背景未好好消化理解，为了把鲁迅研究与时代相结合，试着走捷径，急于以新观念来对过往的文化积淀加以消解。我们可以对鲁迅作品与鲁迅思想精神加以吸收，批评，也可以扬弃，但必须要在吃透历史、充分了解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再来下评判，才有发言权。有些在网上很活跃的人，不屑于或懒得去下死功夫，就像鲁迅批评过的：“看到一点就写”，对一些偶然看到的东西就以为是新发现，就大惊小怪起来，其实是人家早就谈论过好多次、分析得很透的东西。

　　比如，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鲁迅日记有几天连续写着“失记”，有人在网上说，这几天的“失记”包藏着一个大秘密。实际上，1970年代初，香港有一个胡菊人，就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探讨这个问题。胡菊人认为这一星期鲁迅“失记”，是因为鲁迅有不可告人之事，他在日本人的庇护下不知作了什么事云云。当时香港有位作家叫张向天，也在香港《文汇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详细分析和批评。张向天分析，从背景上看，鲁迅没有这可能性，从日记文本上来看，鲁迅没这个必要性。从过程分析上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鲁迅作了什么不可告人事。应该说这件事，从张向天写了这系列文章后，事情已经比较清楚了，胡菊人也没有作任何反驳。后来，大陆陈漱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对此事作了回顾与介绍。我在2002年《鲁迅生平疑案》中也专门对此事作了考察并加强了论证，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鲁迅要隐藏些什么，他干嘛要写“失记”？　他随便编一点内容不会吗？　光从这一点来作“黑暗推理”，是很可笑的。其实，他们还没有发现，鲁迅还有一天根本就没有记。2月1日到5日是“失记”，而1月31日的日记根本没有。如果他们发现这一点，岂不要更加大惊小怪了？其实，就是漏记而已。原因呢？当时鲁迅挈妇将雏匆忙离开家，拿了些衣服就跑路避难，根本没法去拿笔墨之类物品。而在避难中，窗户用棉被蒙起来，不敢开灯，因此没有记日记。后来到了安全地带，再来补记，也是记在别的纸上，回家后再抄到日记本上。鲁迅多次外出避难，为什么日记还是这么干净整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七天他确实没有记，这正好说明鲁迅没有造假。推断鲁迅这七天“有不可告人之事”，这事本身够荒唐。日本早前有一个叫南云智的人，也曾写书专门谈鲁迅日记，提出了和胡菊人相似的观点。到了现在，居然在一些人那里又“新发现”这个陈谷子烂芝麻了。实在让人无奈。

　　类似的情形太多了。有人说鲁迅托庇于日本人，所以从来不骂日本侵略。其实，我统计了鲁迅抨击日本侵略的相关文章，达到九十五篇！　还有不少公开的抗日声明、宣言，有些人居然都不看而敢那么说。再比如，鲁迅在上海住的地方是否租界的问题，竟也有人争论。实际上，鲁迅在上海一共生活九年多，住在景云里三年，北川公寓三年，大陆新村三年多，这三个住处，都不是租界，而是“越界筑路”，俗称“半租界”，所以鲁迅把自己的书斋叫作“且介亭”。这都是陈年百代的老生常谈了，可是，有一些知名大专家，至今还在说鲁迅住在租界里之类的话。还有一些知名专家，说“鲁迅在上海买这么好的大房子”云云，其实鲁迅从来没在上海买过房子，都是租或“顶”的。这对学术界来说本来已经是“常识”，却也成了需要一再“辨正”的问题。对一些原始文献不去细读，对先行研究成果不去探究，仅凭一点感觉就写，这种浮躁的学风，现在有一点蔓延的趋势。

　　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当前有一些严肃的研究者，对鲁迅也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但有时候却会照搬鲁迅那个时代的环境、条件，拿到今天来对号入座。比如有人说到鲁迅的现实意义时，拿鲁迅面对国民党的方式来做文章，认为现在仍然很合适等等。这是忘记了时代条件的变化。当时的政党、团体、社会情状，与现在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怎么能简单化地套用？还有些人本身很尊重鲁迅，但有意无意地把鲁迅的价值弄成了“好玩”，或许目的本来是为了引起当代读者对鲁迅的兴趣，但这样的做法是有害的。鲁迅的实际生活一点也不“好玩”，1936年鲁迅说过，他身边的青年已经有三十多个失踪了，当时“左联”有材料统计的。环境很残酷、很险恶。让鲁迅只剩下了“好玩”，这样的理解消解了鲁迅的深刻性。

　　读书：您如何看待鲁迅？

　　王锡荣：我认为，鲁迅当然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个是历史的定评，不可动摇的。这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颠覆这点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鲁迅当然是独立特行的人物。他肯定也有性格弱点、思想局限。但我们没必要专门研究鲁迅的缺陷———那不是我们对伟大历史文化人物所应当下功夫之处，看到鲁迅的不足也没必要像发现新大陆。我们应更关注鲁迅精神思想中闪光的东西，对人类有意义的地方。为什么俄国人从不否认托尔斯泰？　为什么英国人不骂莎士比亚？　一个民族需要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更好地发展民族文化。现在风气浮躁，有人喜欢从反面来看鲁迅，找缺点，任意解读为己所用，以为是独到发现。这种心理是不健康的，殊不知，“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也有些人是借鲁迅来说自己的话。我们可以借鉴鲁迅，得到启发，但不能曲解和任意发挥。最基本一个原则，必须从鲁迅基本文本、史实出发，不能去想象、编造，更不能强加于鲁迅，把不是鲁迅的说成是鲁迅的。

　　读书：您常常提到，我们不光要从文本研究鲁迅，走近鲁迅，也要关注鲁迅在影视、话剧等艺术领域的当代解读。最近，话剧《大先生》 在京演出，获得很高的评价和关注，剧本得过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您对这部话剧有何评价？

　　王锡荣：我看了话剧《大先生》的首演，确实有不少好评。有很多可以引起我们思考之处，在话剧的表现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但我认为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该剧完全是借鲁迅的名义浇自己的块垒。可以说，剧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鲁迅，而是剧本作者李静。大段大段的台词与鲁迅无关，仅在几个地方引用几句鲁迅文句，也不是贴肉的话；第二，让我吃惊的是，该剧甚至还让鲁迅向周作人道歉，这简直……创作者搞了一个小技巧，字幕只打英文。台词里并没有“道歉”一语，而英语的字幕上却出现了“apologize”，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忽略。鲁迅要向周作人道什么歉呢？　是在应和坊间流传的谣言吗？　话剧还否定了鲁迅参加左翼活动的意义，这更离谱；第三，情节设计上、基本技术方面也存在一些低级错误。比如剧名《大先生》，可是剧中并没有人称呼鲁迅“大先生”，全是称“鲁迅先生”，剧名落了空。网上有一位外国人发问：为什么鲁迅研究界对此剧“集体沉默”？依我看，这也是当前思想文化转型期的一个现象。鲁迅研究界并不是没有见解，更可能是没有合适的条件说，或者严肃的学者不想轻率发表意见吧。其实又何妨众声喧哗、各抒己见，不过不要以为除了叫好再没别的了。

　　读书：您现在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有什么新进展、新发现吗？

　　王锡荣：我和项目组近年来在手稿学上下了不少功夫。最初我是抱着开展文献整理、更细致了解鲁迅手稿状况，以及重编《鲁迅手稿全集》等初衷来研究鲁迅手稿的。但当我们联系了国内外学者，真正开展起鲁迅手稿研究之后，发现鲁迅手稿研究的意义远不止这些。手稿不仅显示出鲁迅的创作过程、意义提炼过程，还显示出鲁迅文化生涯中思维方式、生活状态、身体健康等的变化。此外，我们发现，以前人们对“手稿”这个概念的理解太局限了，仅仅理解为创作文稿，其实手稿学是国际上一门新兴学科，蕴含在一个更大的学术框架———“文本发生学”(或“文本生成学”)之下，还与校勘学、版本学等等紧密相连。文本发生前的准备、构思、阅读、文笔历练；文本从初次产生到成为印刷品、书刊，再到作家或编辑的反复修改，甚至包括电脑写作产生的痕迹等，都将成为研究对象。从理论框架、文本发生，到写作与计算机的关联等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中。而在中国，“手稿学”刚刚被提出来，我们可做的事情很多，在浅层目标上，可对作家手稿开展意义分析，比如朱正先生对鲁迅手稿的研究《管窥》《跟着鲁迅学改文章》等研究成果已引起学界关注。目前上海交大刚刚建立的“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在国内属于首家手稿学专门研究机构，有很多有价值的发现。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的手稿学理论框架，同时重新编一部最新的、最全的《鲁迅手稿大全》，除收入以前的创作、书信、日记，还要收录鲁迅翻译手稿、古籍石刻整理抄本，甚至他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仙台医专求学时的课堂笔记等，只要是鲁迅手写下来的文本，都将被收入，将有更大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