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工人，是文学的大“事体”

　　问/徐芳 答/程小莹

　　上海确有“老克勒”血脉，但“老工人”血脉要强壮得多

　　朝花周刊：曾经，工业题材属于上海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领地。但当下文学作品中的“工人”越来越少，在城市文学中对工厂空间的描述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少，而老上海主题热却铺天盖地。同样是对流失的城市记忆的重启，在表达的热情、数量和质量上，为何如此不平衡？

　　程小莹：文学作品里的“工人”形象趋少，与城市生活里真正的工人形象有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上海的城市功能转型。取代我们以往记忆里的所谓“工业城市”、“轻工业中心”、“纺织工业龙头地位”等符号的，是与商业、金融、信息、国际会展、创意产业等相关联的热词，传统的产业工人，在这座城市转型、转身。城市进入“白领时代”。

　　与此同时，与城市功能转型同步的是怀旧热。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怀旧作为一个潮流，当然便更附庸趋于当下的时尚风情。“老克勒”这个符号是个典型。

　　其实城市本没有多少“老克勒”，谈“老克勒”谈得多了，也便都成了“老克勒”。我要说的是，这个城市的确有“老克勒”的血脉，就像这个城市有“老工人”的血脉一样，尽管“老工人”的血脉要比“老克勒”的血脉庞大强壮得多，但在开放和西风渐进的背景下，在文化多元和外来人口不断汇入的潮流里，在物质主义与精神生活相交的怀旧点上，“白领时代”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老克勒”……选择这个城市的血脉旁支和另外的人文元素——洋房，小资，中产……他们先是统统被一个“老上海”的主题笼罩着，又渐渐地，被演化为“老上海”的首要热题。

　　这其实是蛮“洋盘”的。“老克勒”不是这个城市大众生活的常态，只是城市生活一个性格外向的记认；“老克勒”本质是内敛，现在却被刻意渲染和张扬，成为一个时尚与后缀的标签。

　　“洋盘”归“洋盘”，有人喜欢做，就让其做下去。这不是什么大“事体”。作为城市生活的记录者，只要晓得“事体”的来龙与去脉，即可。

　　需要有人有心走到城市底层里去

　　朝花周刊：上海曾经庞大的工人群体，在中国近代史、现代文学、城市研究中，对于参与上海身份的建构起到了什么作用？“工人”题材的写作还会“火红”吗？还会有相当的发展空间吗？

　　程小莹：在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工人阶层的书写是不会让人感到陌生的。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工人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阶层称谓，而是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内涵，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头羊，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被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晕。名著《上海的早晨》中的工人形象，几乎无一不带有这一特性，那些不算很真实鲜活的工厂人物，成为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关键零部件。现在呢，晓得了太多工厂和工人的实况，要绕开工厂和工人，就去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也可以。他们都是上海的一种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上海是个海。无非是写作的兴奋点和侧重点决定了写什么。“工人文学”，或者说“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工厂小说”，甚至所谓的“车间文学”称谓，听上去便颇硬邦邦，乏味而枯燥，似乎谈不上情趣与品位。其实这只是一种归类，一目了然地告诉你，这种分类跟工厂和工人搭界。在上海，工人就是一个存在。现在尚存。他们存在的时候，与城市休戚相关；就算他们以后没有了，城市依然继续向前发展。

　　重要的是文学关注与否。只要存在，就可以有文学叙事。工人存在也好，消失也好，工人管不着文学。文学会不会关注工人，那就是做文学的人的“事体”了。你想做，就可以去做。做得好，是你的本事，做不好，是你没有本事。现在很少有人去做工人的文学，实在是很少有人有心真正走到城市底层里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好白相，大世界好白相，很多人认为肯定比工厂好白相。

　　其实，工厂有工厂好白相的地方。因为工厂有那时候城市最有身份的主人——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曾经是这个城市最大众、最普遍、最基本，也是最有腔调(北方话——最有范儿)的生活形态。那真的是与时代有关。

　　让文学赋予上海几代工人形象永恒的生命

　　朝花周刊：您试图在作品中重建往日的工厂生活，并唤醒属于工厂时代的“青春”，从个人化、小叙事的角度，呈现出纺织工业转型的大历史。您认为上海的工人有代际形象或精神变化吗？这些是否已进入了您的文学观察中？

　　程小莹：我试图用最个人化的记忆，重建一个集体化的、富有组织纪律性的工厂，呈现那种时代特征、人物叙事。文学可以像机械制图一般，精确复制出一个纺织厂的生产流水线。人在里面活动，生龙活虎。长篇小说《女红》还原了一个集体记忆。

　　整个中国关于工厂的叙事，在全景的意义上已经淡化并开始被遗忘。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工人，或更老的一辈工人，他们的青春和生活，他们曾有的色彩，那一段历史中的人和事，现在是以各种另类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比如广场舞大妈，动拆迁户头，甚或土豪金大叔大妈……他们是那一段历史的曲折、委婉或者衰微的线索，很难以强劲的方式，唤起我们对这几代工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重要历史时刻的郑重其事的记忆。捡拾到一只从一个城市的根部散落下来，无法妥善安放的螺丝钉，不大有人会想到再要去拧紧这颗螺丝钉。这只螺丝钉已经无所适从，难以被秩序化。

　　我们需要让一部写工厂和工人的小说，令人充满种种阅读期待，并由此打通这一路写作的历史通道。这总是会让我联想到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时期”的工厂题材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九十年代的新写实主义。须得划过以上种种路径，别寻一脉。

　　这样一个叙事承载的意义，不在于保留下什么。我表述的物事，本身便是存在。你说与不说，它都摆设在那里了。意义在于，上海的工厂与工人，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他们的真善美。他们创造的物质，曾经被夸大了；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却被忽略了。最终，时代的轮子，轻轻从他们身上碾压而过。

　　时代就是个巨大的轮子，不断碾压而过。存在，消亡，再生，再灭……我看见(算文学观察？)并努力去表述工厂以及人物之间的亲情、爱情、友情、激情，虚实结合。我们面对的是另一番风起云涌，曾经令一切社会关系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与思想改造，被替换为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及更繁复的人际关系。时代，也就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海的人文背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物曾与以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象征的体制的关系解体了，从全面依附到突然被抛出快速拐弯的时代列车，他们被动地重新排列和组合。

　　在旧群体终结同时，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人物的行为方式，本能地试探着要努力踏上时代的车轮。社会思潮对工人的影响、工人的集体性格对城市文化的渗透与消解，一系列的人际关系，构成上海底层社会的本色，也是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的根本。市场经济解构了工人与机器的传统关系，释放了他们的身体欲望，检验了他们的技术与智商，打破了对一枚“螺丝钉”的价值分析，那便是：将人从传统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通过再就业或自谋出路，检验人的适应能力，考验城市技术风格的适用价值，释放人的最大能量，调整人与机器、与体制的关系，重建与市场的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人的尊严。文学对此的关注，可以为上海这座城市保存一份有血有肉的工人思想、情感、情趣档案。

　　这种关系的调整，对于上海的工人阶级(有别于现在统称的“工薪阶层”)而言，还有一层意义——这样的历史机遇，并不是一百多年来每一代工人都能碰到的；工人阶级的代际差异与意义，在这个时段开始显现。总是有许多事物不被传统思维接受或理解。虽然悲壮的休止符一度给他们过于漫长的猜想和不安，但通过文学的观察与创作，却能提炼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情感资源。

　　这应该成为城市文学和工人、市民文学的一种整体写作走向。与时代有关。

　　上海一百余年的工业革命，上海的几代工人，从最初的草创，蓬勃发展，走向中兴，走向未来。有阳刚，波澜壮阔，有阴柔，涓涓细流。文学赋予他们永恒的生命。

　　程小莹，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长、中篇小说《女红》、《温情细节》、《姑娘们，走在杨树浦路上》、《城市英雄》、《男欢女爱》，长篇报告文学《带球突破》等。长篇小说《女红》以行云流水的日常情态，讲述工厂生活刚柔相济的爱欲荣华，书写了城市情感男女的群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