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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风:唐诗宋词 是我的故乡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6年04月20日10:55 来源:深圳商报 夏和顺

  台湾散文家张晓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唐诗宋词 是我的故乡

《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赵晓风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某个不曾遭岁月蚀掉的画面》 赵晓风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张晓风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张晓风 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
《放尔千山万水身》 张晓风 著广东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放尔千山万水身》 张晓风 著广东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定价:36.00元

  人物名片

  张晓风,祖籍江苏铜山,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8岁随母亲赴台湾。她自上世纪中期开始创作散文,先后获得过中山文艺奖、吴三连文艺奖、《联合报》文学奖等各项大奖,其多篇作品入选中小学教科书。余光中称其文字“柔婉中带刚劲”,将其列为“第三代散文家中的名家”。

  (压题图片:林孝谦 摄)

  广州给我留下珍贵童年记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赴台之前就已经领略过真正的大江大海,抒写家国情怀似乎是您同时代作家的共同主题,这一主题在您的散文中也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您是怎样理解大江大海和家国情怀的?

  张晓风:我是念中文系的,与龙应台的情感方向不太一样,我对中国的定义相对而言不是地理的,而是历史的,是中华文化五千年累积下来的情感,唐诗宋词是我的故乡。有一次我去西安,主人热情地称“热烈欢迎台湾作家张晓风”,我说“你们不应该说欢迎,我感觉从小就在这里长大,就是这里的人,每每在大街上都会与李白、杜甫不期而遇。”

  我心目中的“中国”是文化中国。20世纪初有一个美国诗人叫康明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别人问他打完仗要去哪里?他说要回到喜欢且从前住过的地方——中国。其实康明斯终其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是一个喜欢中国的美国学者和诗人,他的话很有意思,在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可以选择做中国文化之下的一分子。我觉得文化比政治、地理和族群更重要,如果我们需要交流、沟通和了解,更需要借助文学和文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在散文《木棉花》中写道:“那年在广州初见木棉树,不知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特别小,总觉得那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种树了。”那一年您应该8岁了,这一次您回到广东,又游了很多地方,有什么感受?

  张晓风:是的,广州给我留下了珍贵的童年记忆,比如黄花岗、爱群酒家,还有我们当年的家——岭南大学对面一条巷子里的房子,特别是广州的木棉花,每一次来都像重温旧梦。母亲带着我们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从春天一直到夏天。我父亲当年赴台要比我们晚,也很传奇很惊险。他于1949年12月9日从重庆飞台北,途中几经波折,前后花了一年时间才到达台湾。

  广东离台湾比较近,我也常去香港,来广东的机会比较多。我这次到了佛山、顺德、潮州、深圳,如果有时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走更多的地方。比如中山、惠州、湛江,我对惠州很好奇,因为那里有苏东坡笔下的西湖。

  深圳有创意的人比较多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1979年,诗人洛夫在香港参观落马洲边界,他是通过望远镜眺望祖国大陆的,于是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边界望乡》一诗。您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是哪一年?您在香港工作时有没有想过经罗湖回到大陆?

  张晓风:1988年,我是得到当局批准才第一次重回大陆的。其实我有机会提前回来,1983年我受聘担任香港浸会学院客座教授,有香港身份证,住在沙田,那里有巴士经过上水到罗湖,我是可以办理港澳通行证回到大陆的,但由于两岸还没有互通,我没有选择走这条路。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深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当年您在香港的时候,这座年轻的城市刚刚起步。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它几乎可以与香港比肩了,您对深圳有何印象?

  张晓风:我这是第五次来深圳。当年感觉香港人拿它当后花园,周末经常过来玩,回去时每个人都拎着烤乳猪,因为便宜。我知道那时很多人都想来闯一下,有一半成功了,一半人可能蛮惨的。我觉得这里有创意的人比较多,比如像邓康延。有一年我想经过西安,穿越秦岭去成都,走司马相如和苏东坡当年走过的路,兰州《读者》杂志社怕我不安全,派了一辆车送我。我在路上看了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怎么到腾冲去拍远征军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么多民国老课本。我通过电话与他取得联系,前年他办黄埔军校90周年纪念活动,请我过来演讲。

  台湾散文创作

  成就比较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读大学时就因散文创作而成名,大学教育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张晓风:我中学时就开始写作,上大学时开始给报纸副刊投稿,能在报纸上面发表文章是件很受羡慕的事。我读的是东吴大学中文系。当时台湾的中文系分两个系统,台湾大学继承的是北大系统,我们东吴是师大系统,比较接近章太炎、黄季刚的系统,重视音韵、训诂和文字考证,不够重视文学创作,但对我而言,反而加强了古典文学基础,增加了这方面的修养。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开始勃兴,这是继承了大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诗的脉络。而台湾现代散文也是从那时开始兴起的,它有什么特点?

  张晓风:我也写过诗歌,但可能写得不好,屡投不中。诗歌对我也有影响,我希望自己的散文是诗化的,有散文诗的味道。我比较喜欢余光中的诗,还有席慕蓉,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我觉得台湾的散文创作继承了古典散文中文人本位的写作,不去耍弄手法,而是安安静静地把个人的人格特质表现出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其实不容易做到,也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有时可能会犯忌。台湾散文创作成就比较高,因为台湾都市生活发达,比较适合散文题材,只要抓住这些题材,表现出作家个人情感的幽微的变化,创作散文比较容易掌控。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王鼎钧、齐邦媛的作品前几年在大陆引起轰动,他们应该是比您年长一辈的作家,您怎么评价他们的散文创作?

  张晓风:王鼎钧、齐邦媛都九十多岁了,他们的少年时代颠沛流离,在该受教育的年龄不能安稳地读书,从一方面来看是不幸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恰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就像王鼎钧作品所写的一样,他站在两辆列车之间,两个方向就是两种命运,就是一辈子的事。还有齐邦媛老师,经历过那么多生死离别。他们的经历比我更丰富,面临着更大的局面,我也认为他们的创作成就更高。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战争场面后来都被写成很有意义的小说,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飘》,拍成电影《乱世佳人》。南北战争历时很久,他们用小说记录下来了。很可惜的是,我们就没有一本那样的小说,我们却没有记录。齐邦媛写《巨流河》时都90岁了,如果她早死了呢?连这本书都没了。

  我们这一代 作家的贡献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被誉为华语文坛“最温柔的一支笔”,这首先表现在您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陈独秀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行白话文写作,这对您的散文有没有影响?

  张晓风:遣词造句是文学创作重要的表现技巧之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贡献是解决了传统语言文字与白话文之间的矛盾。解决之道有三:即从古典文学、方言土语以及西方文学中取得营养。西方文学对散文写作的帮助不多,对小说多一些。

  胡适及“五四”一代提倡白话文,但初创伊始难免粗糙。我认为白话文也应该是优美的,要跟文言文以及诗词歌赋之间有一种继承,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用政治的力量或者个人名气来解决,也不能靠游行、结社、呐喊来解决。“五四”一代还来不及想这些问题,做这些事情。陈独秀拼命提倡白话文,但他写的东西基本上还是文言文,比如他说“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口气非常强硬,但仍然是浅近一些的文言,不加以解释学生未必能明白。胡适比较谦虚,他称自己的白话文是缠而后放的“解放脚”。我在台北女一中有印象听过胡适先生演讲,那一年我大概12岁,但一直还记得他讲的白话文的由来:他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与几名男同学陪同来访的女同学一起去划船,忽遇风暴翻船,大家湿淋淋地爬上来。后来有位同学(任鸿隽)写了一首旧体诗寄给胡适,记此次翻船,胡适指出用旧体诗未能反映彼情彼景,并分析其原因在于文字刻意模仿古人。围绕这个话题,胡适与几位同学打起了笔仗。女同学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划船又掉进水里。白话文就是在他们几位同学的辩论中开始的。三四十年后我去翻《胡适全集》,证实我的记忆准确:他确实来过台北女一中,确实做过这番演讲。

  我就是要做 电脑文盲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的散文以文化内涵丰富、细腻、温暖,现在回过头来总结您半个多世纪的散文创作生涯,您对自己如何评价,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张晓风:我写的时候并没什么感觉,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仍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我一直在寻求文言与白话间融合的可能性,因为假如你太口语,太反映现实生活(包括香港和台湾),就会变得非常地方性。香港的报纸粤语里夹杂着英文,本地人看着可能非常亲切,但外地人看不懂,如果这么写,就必须放弃许多读者。还有一个例子是昆曲,唱腔很正经,中间居然能夹杂扬州话对白,非常有趣,但仍不能让人人都懂。绝对的白话就是绝对的地方性和局限性。要跟古典结合,你就必须熟悉古典作品,花真功夫去钻研。古典的语言其实是可以融化到现实中来的,可以变成自己独门的功夫。文学大局面来临之前,语言和声调需要长时间的酝酿。要形成比较典雅的语言,必须要跟现实生活的生动、风趣相结合,否则其生命会僵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语言的新陈代谢是一个自然而长期的过程,但我们处在网络和信息爆炸时代,语言的裂变正在加速,您怎么看网络流行语言入诗、入散文?

  张晓风:我尽量不碰那个东西,我就是要做电脑文盲。我看到过一则故事,可能有启发意义。一个中国人在一家美国设计公司里做事,有一天他发现老板送一批人去学习电脑技术,而没有他,他很生气地找老板理论:为什么不让我去?老板说:每一个公司都应该留下一两个不用电脑思考的人。

  我写一个汉字的时候,它包含的意蕴会唤起我的许多记忆,这是用电脑打字所无法取代的,所以我宁愿麻烦一点,手写完后交给助理处理。我不想失掉每一个汉字牵扯起的情感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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