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吴镇就在梁庄“隔壁”

    梁鸿

　　从乡村到小镇，从非虚构到虚构，距离并非那么遥远。空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形态。

　　很多人认识梁鸿，是从她的“梁庄”系列开始的。2010年的《中国在梁庄》、2013年的《出梁庄记》都来自她的田野调查，二者分别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上，把一种崭新的非虚构样式下的乡土中国形态呈现在人们眼前，也带动了同类型文本的创作和阅读。

　　梁庄在河南穰县，是梁鸿曾生活了二十年的故乡，但在被讲述的层面上，它已经跳脱出地理性的限制，成为了乡土中国的一个样本、一个所有从乡土出走的中国人的精神原乡。

　　当人们将梁鸿定义为当代中国一个标杆型的非虚构写作者时，她开始“虚构”了。今年年初，她推出了一部由十二篇故事组成的《神圣家族》(该系列曾以《云下吴镇》之名连载于《上海文学》)，其样式类似小说集，围绕“吴镇”这个地方，写出诸种千丝万缕的人世缘常，令人重新意识到梁鸿自身文学博士而非乡土问题专家的出身。但梁鸿却不认为《神圣家族》是纯粹的“小说”，而更愿意称其为“非虚构和虚构的结合”，因为里面亦动用了不少真实性的因子，以及她的切身经验。

　　吴镇的原型，是梁鸿幼时上学的小镇，也是她每次回梁庄的落脚点。梁鸿说，她每次回镇上，“无事的时候，就会搬个凳子，看街市上人来人往”。这些“人”，渐渐进入了她的故事，其中有“圣徒”似的流浪汉，有自杀的女人，有郁郁不得志的小镇知识分子，有琐碎日常中的奇景，也有煞有介事下的套路。

　　不少人问梁鸿，“吴镇”和“梁庄”都有些什么区别，梁鸿的回答却是，吴镇就在梁庄“隔壁”，二者是并行的空间。从“梁庄”系列到“云下吴镇”，所谓“非虚构”和“虚构”间的界限也没有那么明晰，梁鸿说，她只是在选择适合自己表达内容的形式——这一次，她想呈现的不是乡土中国的病灶，而是怀抱“写作者的爱”，去探索生活自身的复杂层次。

　　转向吴镇：

　　深入生活的内部存在形态

　　不像写梁庄那样，我写吴镇时，只是把小镇当成一个背景而已。

　　《书乡周刊》：之前写“梁庄”，这次写“吴镇”，从乡村到小镇，在乡土中国的样本意义上，有没有什么发展性？

　　梁鸿：不能说发展性，不是说村庄发展进步了就是小镇，集市也在中国社会里存在几千年了。它们有各自的形态，村庄还是村庄，虽然人向小镇流动，但村庄还在。二者是并行、并置、并存的空间，不是线性的。虽然现在的城市化发展让它们看上去像是线性的，但在我们生活的内部，生存的形态却始终是并存的。

　　《书乡周刊》：比起“梁庄”，你说在写《神圣家族》时，是把自己更加放在了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上，充满了“泛滥的爱”。这应当怎么理解？

　　梁鸿：泛滥的爱，是说爱这种生活的形态。可能我有很多地方写得很无情，比如对于那些阴谋，算计，彼此的疏离、孤独、隔绝，飞短流长的相互伤害，彼此的轻视等等，但我的热爱却是热爱这种场景，热爱这种存在。这是一种泛义的爱，不是说对某些善和美的爱。这些人有缺点，但我对他们有一种同等的爱，也有一种同等的冷漠。万物平等，都有各自的位置，我喜欢这样一种感觉。这是一种作为写作者的爱，和作为真实生活中的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书乡周刊》：《神圣家族》中充满了现代性的东西，很多地方流露出一种荒诞、反讽抑或是孤独。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一种形态去呈现吴镇呢，应该不只是形式上的探索吧？

　　梁鸿：我不想把吴镇局限化，仅仅只写一个北方的真实小镇，还是想有些小镇之外的东西，想写出一种生活、一种感觉。作家虽然是反映生活，但还是想看到生活的内部和生活的多层。不像写梁庄那样，我写吴镇时，只是把小镇当成一个背景而已，展示人的形态，比较自由，只不过人刚好这样生活在小镇上。至于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和精神，由我来掌控。比如我写的圣徒德泉，他想实施“拯救”，却差点把孩子杀死，这些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但他的“在”，本身就有某种含义。至于他“是”什么，则需要我们自己的内心作以探究。

　　《书乡周刊》：许多年来，你一直都在城市工作、生活，重新观察小镇时，会不会有某种异乡人的体验？譬如你在第一篇《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里，写到了清真寺的钟声，并说当年在镇上上学时从来没听到过，但这次回去却听到了。这算是陌生化的感觉么？

　　梁鸿：不是，没有异乡人的体验。一个作者需要不断地去发现生活更幽微、人性更幽微的地方。其实很多逻辑和形态一直在那儿，但我们一直在忽略，一个写作者就是要把这些被忽略的东西重新呈现出来，让它们作为人的生活中的元素，突然变得有了意义。它们不是突然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看到的东西，因为异乡人不一定能看到，而是一个对这片生活有感知、有体验的人才能看到的东西和再次的发现。

　　《书乡周刊》：你也写到了一些小镇知识分子，比如中学教师杨凤喜和明亮，他们想通过教育离开吴镇，但是无法走远，又重新回到了这里，这让他们心里始终不甘，也和周围有隔膜。你觉得这算是一种典型小镇人生的悲剧吗？

　　梁鸿：称不上悲剧，这是一种常态，说“悲剧”显得太事件化了。每个人都经历一个梦想被打碎的过程，人人如此，所以我写的不是小镇知识分子的悲剧，而是人的某种一直珍藏、珍贵着的东西被摧毁，最终只是过上了普通生活的状态。我想把这个被摧毁的过程写出来。

　　虚构尝试：

　　能够飞扬起来的写作

　　这两年写虚构，过两年可能又去写非虚构了，都是很任性的。

　　《书乡周刊》：和之前写非虚构相比，这次尝试虚构，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吗？

　　梁鸿：没有什么困难，感觉放得更开，是没有束缚的写作。受束缚的写作其实非常艰难，必须和真实严丝合缝，里面虽然也有你自己的内部叙事，有你自己的安排和语言，但毕竟有真实的事件在，你要把它的真相全面展现出来。但你并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全面、到底有多深，还需要你去挖掘。并不是把客观事物写出来就行，而是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它的真实。人的真实总是无穷无尽的，你要跟对象之间有一种无距离的观察、理解、对话、倾听。但虚构就能够飞扬起来，当然这对想象力有要求，需要训练。

　　《书乡周刊》：写虚构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平面化。《神圣家族》中牵涉了众多人物，你怎么让它们充满张力？

　　梁鸿：一旦熟悉这些人物类型，写起来就没有太大的挑战。每个作家对自己的写作都有一个思想诉求，沿着这个诉求，会和人物构成互动。这个诉求可能也是突然间蹦出来的，比如《许家亮盖屋》那篇，本来我写他打地洞，是为了反抗，为了和村支书置气。但后来他挖着挖着，我写着写着，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确实可以住，这就成为许家亮的一个新的诉求。然而所有人都在诋毁他，没有人真的倾听他在干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反抗与被反抗、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了，而是成为了一种孤独的存在。

　　《书乡周刊》：你在北京住了这么久，以后会考虑写北京或者其他城市题材吗？

　　梁鸿：很难说，以后还长呢，再活二十年三十年，可能就写了。但我现在没有这个计划，还不敢写，因为我对它内部那种感性的逻辑还不了解，这和一个完全在北京胡同长大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毕竟奠定你人生感官基础的前二十年不在这儿。但也不是不能写，只是写作目的不一样，比如若是写知识分子生活，城市只是个背景，就可以写。不过要是以这个地方为展开的话，就不会那么游刃有余。

　　《书乡周刊》：下一部作品的创作有计划么，倾向于虚构还是非虚构？

　　梁鸿：下一部可能会写家庭为中心的，保密。哈哈，其实还没想好。应该会写偏虚构一点，我写作不想受什么束缚。这两年写虚构，过两年要是想写非虚构了，可能又去写非虚构了，都是很任性的。

　　乡土书写：

　　每个人都有对故乡的焦虑

　　对“返乡”的关注是一种征候式的，如同“出疹子”，人人跟风潮，带着一种倾向。

　　《书乡周刊》：《神圣家族》让我想起了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师陀的《果园城记》，都是围绕一个小城来写一系列相关的文本。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作家一直在持续地写着乡土小城题材，你怎么看这种承继性？

　　梁鸿：我非常喜欢《果园城记》，还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不是说中国作家一直写乡土，而是说他生活的经验还在这个地方，生活形态还没有一个大摧毁式的完全改变。这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也是我们的写作现象。我们的童年生活方式可能和师陀那时是相似的，但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一个后来的作家要尽可能去写一些和现实、现在的精神相连接的东西。

　　《书乡周刊》：无数青年都从小城来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一方面对大城市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又对家乡失去了亲切感。当这种现象成为了时代的普遍征候，该怎么看待？

　　梁鸿：无家可归感，一方面是来自物理空间的变化，比如村庄迅速发展、小镇迅速扩张、县城不断盖高楼，这些让人每次回家都有陌生感；但更多是来自我们心理上的，心灵找不到皈依的地方，没有一种稳定的情感依托来源。这是我们时代高速发展中的晃动所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不安，而家乡可能只是一种表征。只有时代稳定下来了，我们的人心才可能稳定下来。但这个时代在哪儿，谁知道呢？

　　《书乡周刊》：今年年初，爆出了不少关于返乡的假新闻，比如上海女孩随男友回农村老家过年被一顿饭吓倒等等，你怎么看这类事件中折射出的当代人对于乡土故乡的态度？

　　梁鸿：这段时间有很多人问关于“返乡”的问题，我不想过多回答。这种关注是一种征候式的，如同“出疹子”，人人跟风潮，带着一种倾向。为什么不想谈，就是因为当我们把它作为了一种风潮，就会忽略它的真实。它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书乡周刊》：为什么关于故乡的话题总是会有这么高的引爆点？

　　梁鸿：每个人内心都有对故乡的焦虑，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只不过一些事件激发了这种焦虑。人们对故乡的怀想是永恒的、普遍的情绪，如果蓄意作假的话，等于是利用了这种情感，利用了人们对于故乡的深沉与深刻。

　　《书乡周刊》：乡土是需要被书写的，但有能力书写的人接受了城市的教育后反观乡土，往往会戴上有色眼镜来评判它。这个书写的矛盾如何解决？

　　梁鸿：中国一直有这个很大难题。农民没有发言的权利，被书写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书写的人，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去书写，而不是问你为什么、凭什么要为农民代言。当我们拿起笔来，可以真实，也可以虚构，若是选择以真实的方式来写，就要对自己的话语、写作有一个特别谨慎的判断。若是想写一个虚构的小说，自然是另外一回事，但虚构中也包含有部分的真实，如果你全部都是虚假的，那也会有问题。虚构不代表可以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