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钵盂》：追求书写的异质性

　　2016年1月，著名作家郭小东的长篇小说《铜钵盂》出版首发，这部作品通过一个潮汕村庄的历史以及一种在潮汕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地位的特件——侨批，来呈现近代潮汕的精神内涵。这是第一部以潮汕村庄命名的长篇小说，也是第一部以侨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日前，著名评论家张定浩与郭小东就《铜钵盂》展开对谈——

　　《铜钵盂》

　　只是一个开端

　　张定浩：您的新书《铜钵盂》三十多万字，初稿是在四五个月内完成的。因为这本书涉及历史和人物相当繁多，有关材料方面搜集准备了多久？

　　郭小东：应该说，我一直在心中积累并过滤着写作中国小乡村的素材和生存质感，一直在安静地等待着写作《铜钵盂》时机的到来。这个时机就是：侨批。它唤起了我对童年的万千记忆，祖母的生活来源，终生都拜侨批所赐，这是泰国兄弟公司安顺机构承外祖父马灿汉遗愿的结果。

　　我以这一生的体验，“搜集、准备”了这部《铜钵盂》，而康梁、国共两党所为，则来自于我的专业与学养，早已存在学问里，只需重温，并不费力。于我而言，《铜钵盂》只是一个开端。

　　张定浩：这本书实际上有三个标题，《铜钵盂》是主标题，还有一个副标题“侨批局演义”，又有一个小标：瞽师·水客·革命党。这三重标题的设置，是您写作之初就确定的吗？它们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郭小东：小说开笔时一片茫然。太多的东西，拥塞思路。从唐的郭子仪、宋的郭浩、马援将军、马银青大夫，无数的“皇宫厝”，主题却只有一个：侨批。我首先要做的，是删减记忆为追忆。中国乡村，维系侨批，这是潮汕的秘密。而后来的现代革命，仰仗于这秘密，也在破坏这秘密。革命前仰仗依赖侨批的金钱，革命后的破坏表现在人文的崩塌。侨批本身“诚信”始终不倒的原因，就是侨批所由族群的品格，这种考虑很快化为思想的文学行为。我在“创作札记”中，写下第一行字：“铜钵盂——作为中国乡村亦是小说的文化符号；侨批史演义——作为小说主题也为符号的痕迹结构；瞽师·水客·革命党——文化与文明的践行者，是为结构中的文学痕迹。三者互为倚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为结构性稳定性关系的三个支点。我要做的，是尽快地组合与拼接，很是后现代主义。”

　　逼出小说互文性

　　的文学效果

　　张定浩：您是把这本书当作一部长篇小说来写的，更具体来讲，可能是家族小说。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它和一般的长篇小说很不一样，它运用了相当多的平行叙事，时空穿插，倒叙，插叙，多条叙事线索并进，还有历史纪实和散文的穿插，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因为这似乎在阅读上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郭小东：太不一样，或者说根本就不一样，有点类似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但显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我的小说创作，一直在追求主题的边缘，书写的异质性。主要小说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叙事”，我做过并给研究生讲授“诗学研究”，颇有心得。小说的艺术，其实便是时间的艺术，博尔赫斯、芝诺、萨特、叔本华和荣格，都是从时间分析启应其哲学认知的。“时间是永恒的回响”，“时间有三个：三个都是现在，现在的过去，现在的现在，现在的未来”，这亦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题中之义。包括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体现在对时间的价值和意义判断上。很多人拘泥于认定鲁迅是现实主义作家，殊不知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全部小说，除《一件小事》外，全都是意识流小说。其中误判误读愚昧了几代学人，这也是认为《铜钵盂》有阅读障碍的原因。现在很多青年，有后现代的莫名作态，却根本不知后现代精神为何物。《铜钵盂》是有读者要求的。普鲁斯特、卡夫卡，在他们的时代，也不为人所乐道。所幸的是，中国13亿人，有几万读者足矣，《铜钵盂》首印三万，亚马逊曾一度卖断。

　　张定浩：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很大的一个困惑在于，里面的很多故事都是有头无尾，并且被分散切割在各处，支离破碎，读者有时候刚刚进入情节，又旋即被一些层出不穷的新人物给冲散了，又被带入新的情节，旋即又被冲散。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您似乎不太期望去讲一个完整的虚构故事，而是致力于为那个时代构建一个个叙事性的注脚？

　　郭小东：说得很对，叙事性注脚。这个世界已无秘密，亦无距离，连书信也属多余，人被驱赶到精神的荒野。虚构故事很作，非虚构又太残酷绝望。现实主义细节透明而又真实，后现代主义的反讽与象征、对话及隐喻使两极融化而致小说叙事重新语境化，使事件破碎与叙事断片，因此具有整体性的精神内涵，形成多重视觉多种可能性。事件与人物的不确定性逼出了小说文本间性也即互文性的文学效果。《铜钵盂》出于小说家族史、文化史、革命史的符号考虑，我更重视的是事件、情节、人物之“事前”或“事后”的叙事，而有意简化或摈弃“事中”的描述。你概括得非常准确，这部作品意在成为革命后“叙事性注脚”。 《铜钵盂》描述史上一些宏大事件，诸多重要人物，每一事件、人物，单独都可敷演为多卷本长篇小说。我立意在大形势大场面描写上的波澜壮阔，又绝不放弃某一小情景的精雕细刻，如“烟桥会”。

　　不同于

　　现实主义小说的规约

　　张定浩：“侨批”，这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将海内外华人紧密相连，其中正如您书中所言，定有无数精彩故事。但这些侨批故事，在您小说中，是散落在各处，未有通过虚构连贯如您副标题所说的“演义”，而是保留某种非虚构的材料实感，请问这也是您有意为之的吗？

　　郭小东：演义的本意，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增添一些细节虚构，用章回体写成的小说。我副标题所说的“演义”，仅仅以其形意，赋其神采，不是严格意义的本体“演义”。这部小说是以“侨批”为主题，但并不以它为“本事”。相反，它成为了历史事件的“事本”。对之的演义，在小说中有更深广的意思。

　　演义在形式上的传统限定在退化，而在内容上的民间演绎却有力地提升了侨批“事本”的民间方式和精神特质。侨批的精彩故事，那些深入至家庭、妇女和孩子内心的民间流传，始终没有正式进入官方视野或正史的记录。它始终在传说在流放之中生存，甚至与流传久远的民间性质的《潮汕歌册》也只是擦边而过。这种历史的民间记忆，甚少以“追忆”的文本样式留存。许多人包括学者都对之茫然无知。可是，这种人文作为历史的材料系统和生活方式、经济方式，已存在几百年，并决定几亿人的生存，是现代城市的最早基石。侨批可供往溯勾连的东西太多。在《铜钵盂》中，侨批不仅仅是一种历史连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需要虚构连贯的事件，它是作为一种非虚构、无意识的集体材料，像独特的空气、阳光和水一样，文学的自然更是文化的，人文化成为一种族群，国家、制度以及民间策论，散播于整个民生系统之中。它自然也就以散漫的方式，游荡洋溢于所有故事、人物及性格和所有的生活方面。我在写作之时，就完全没有将之作为形而下的“本事”，我始终在寻找并感觉它在历史长河中以及在生命状态中的脉搏。所有的小说故事，其时间、速度和来源、动力，都寄托在、扎根在侨批身上。它就是潮汕人、潮汕人文精神的化身，剔除了这一点，潮汕人就失去了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胆气和作为现代人的精神表率。找到了“侨批”，就找到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们苦苦寻找的潮汕人的精神，找到了潮汕人何以如此的密码。这个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族群，终于在侨批上理性地发现了自己。

　　张定浩：在叙事时间上，后半段似乎进展得特别快，马灿汉前脚还在帮助反清志士脱逃，后脚已到淮海战役之后。丁未黄冈起义，30年代上海滩潮商，50年代潮汕解放，随即而来的潮汕土改，感觉小说越往后，越有急管繁弦的加速度之感，不知道您在写作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觉？

　　郭小东：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有高蹈常规之处。这也是我追逐写作异质性的考虑。同质性写作已使读者神经麻木。小说叙事的危机，是文学无论如何都追不上生活的节奏和思维的异动。我想这亦是作家让平庸的、缺少思想的生活绑架的后果。我的小说创作，重在“事前”、“事后”，而忽略“事中”。也即亚里士多德《诗艺》中说的“中词”。突出侨批在“事前”与“事后”的作用与影响。信义与金钱，其最大的影响力在于事前的约定与启动，或作用于事后的弥补与完善。至于“事中”，已然木已成舟，题中之义，无须细叙。这与现实主义小说规约不同，它们强调“全程”的细微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