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即使像蚂蚁在爬，也要继续写下去

《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宗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4.00元

《心的嘱托》，宗璞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元

　　我现在是老弱病残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书，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我为此自豪。也有读者告诉我，《西征记》有一种侠气。我十分同意这个看法。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周游世界。可是如今我只能卧游！”88岁的宗璞说话间朗声大笑，看不出丝毫倦意。她想到唐河父亲的纪念馆去看看。2011年就建造的冯友兰纪念馆，参观的人很多，可她一直没有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她都想去，桂林、希腊……她笑着说，自己只能梦游世界。

　　实际上，她因去年有过一次中风，今年春天也因病刚刚出院不久。为了防止身体再出问题，稍有恢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未竟的小说结尾写好。

　　近年来，她的各种作品集源源不断，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她的《风庐散记》，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心的嘱托》，海豚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童话。她在《关于琴谱的悬赏》《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等作品中，细腻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孩子纯洁天真的内心世界。她说，自己很喜欢写童话，写的时候觉得自由，不为现实生活拘泥，全凭想象。

　　曾经有人问她，为什么写小说？她说，不写对不起在身边凝固的历史；为什么写散文？不写对不起胸中的感受；为什么要写童话？不写对不起脑子里的梦；为什么要写诗，不写对不起耳边歌唱的音符。

　　现在聊可告慰的是，她写了自己想要写的长篇小说。“看我和它谁先到终点吧。生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语气既风趣洒脱，又有些许悲凉。

　　少年时，宗璞读到东坡一首《行香子》，最后一句是“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席云”，她觉得这正是自己理想的生活。可是现实生活的纷扰，让她永远也过不上那样的日子。现在的宗璞，虽然写作“像蚂蚁在爬”，仍每天坚持一个小时坐在电脑前，继续写作。

　　读书报：您的作品一向追求“诚”和“雅”的品质。

　　宗璞：“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句，后来郭绍虞先生将之总结为“诚”和“雅”，没有真性情，就写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诚”，就要能够正视生活的很多问题。“雅”便是文章的艺术性，这只能靠改，不厌其烦地改。

　　读书报：您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在写作之初就拟定四卷吗？在《东藏记》《南渡记》《西征记》《北归记》这四卷的创作过程中，您经历了什么？

　　宗璞：从写《东藏记》开始，我视网膜脱落，头晕频频发作，半边身子麻痹，在助手的帮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写完。

　　《南渡记》写完，我父亲去世了。《东藏记》写完，我先生去世了。对人生，我觉得自己好像懂得越来越多了。一个小说写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对小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作者经历更多了。在最初两年写的时候，情调是较明朗的，后来经历越来越多，对人生的态度也有一些变化。现在我设计的《北归记》的结尾，和我最初想的略有不同，不过总的来说，基本设计改动不大。在经历了“文革”以后，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已经定了。不过，经历了更多死别，又经历了一些大事件，对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对小说结局的设计也更现实，更富于悲剧色彩。

　　读书报：这么多年过去，小说的人物也都有了变化。回顾这些作品的创作，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宗璞：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小说里的人物都慢慢长大，孟灵己出场的时候10岁，回去的时候19岁了，而且经历了西征的战争、李家大女儿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玮玮的死，这都影响她成长的过程。有人说我每本书要死一个人，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旧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

　　读书报：《野葫芦引》中，知识分子在面对抗战与投身抗战的过程中，在羁绊中成长、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前行，最终完成了自身的蜕变。《野葫芦引》中出现了几代知识分子也各有不同。您愿意怎么评价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宗璞：我写《南渡记》《东藏记》，还是把知识分子看作中华民族的脊梁，必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个民族才有希望。那些读书人不可能都是骨子里很不好的人，不然怎么来支撑和创造这个民族的文化！

　　有评论者认为我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现了“漂泊与坚守”，很多知识分子的人生似乎都与这个主题相关吧。那时人的精神境界和现在距离很大，以致有人认为我写的人不够真实。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人像书中人物那样，毁家纾难，先公后私。其实，对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写得还不够。我写这部书，是要寻找一种担当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担当，也就是责任感。在担当起责任的时候，是不能只考虑个人得失的，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读书报：您的小说一般都充满诗意，但是《西征记》中写到了远征军、美军飞行员、游击队、老百姓、土司，国民党军中的腐败等，有一股侠气，不像出自女作家之手。

　　宗璞：我现在是老弱病残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书，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我为此自豪。也有读者告诉我，《西征记》有一种侠气。我十分同意这个看法。

　　读书报：您说过，“我一贯认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带有中国个性”，怎么理解中国个性？您的翻译以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样的原则？

　　宗璞：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想的了，我现在头脑退化了，照我现在的想法，研究外国文学要时时关心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在的创作。和冯至先生在一起谈过，冯至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就是当时外文所的老一辈先生们，许多位都是曾经从事创作的。我说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应该带有中国特色，不是应该有，应该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必须也要创作，只是说要关心中国文学。

　　关于翻译，一般说要做到信、达、雅，当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学翻译，那就应该是一种再创造，而且最好是适合原作风格的再创造。读者从翻译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读者不能看到原作语言的美。要靠翻译的文字来代替，可以感受到与原作相等的各方面的价值。

　　我曾想，一个人有三个头，一个搞创作，一个搞研究，一个搞翻译。但是，人只有一个头。我现在聊可告慰的就是我写了我要写的长篇小说，看我和它谁先到终点吧。而生命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和前辈们谈到“几个头”的问题，冯至先生说：不止一个人想同时进行创作和研究，都觉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所侧重。因为，一个是形象思维多，一个是逻辑思维多。

　　读书报：您现在的状态如何？

　　宗璞：我就是一只蚂蚁，像蚂蚁在爬。写一天病两天。如果不写完很不甘心。2015年5月中风后，很怕自己再发生意外，就把小说后面该怎么结局写好了。现在每天卧床，有一个钟头坐在电脑前，继续写几句。

　　读书报：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真善美。

　　宗璞：我这一生，一个求真一个求美。我一直在想，在民国时候常常提的真善美，现在好像不大提了。我希望历史能够真实，不要瞎编乱造；希望艺术创作能够真的像个艺术品，不是很粗糙的一堆。大家应该研究研究，尤其是年轻人可以谈一谈。

　　我想表达我这个时代。寻求美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父亲在他的一生里，遭受过很多不公正，人们对他认识不够，我也做了一些事情，常常在说话。我是在求真。求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