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对话《大先生》编剧李静：大先生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loser

　　笛安对话《大先生》编剧李静：大先生的内心深处，永远住着一个loser

　　想要专访她的决定做得非常轻松，就从我知道她创作了一个关于鲁迅的舞台剧本那一刻起。我热爱舞台剧，我也热爱鲁迅。所以当时我想，说什么也得跟她聊聊，不管这出戏好不好看，热爱鲁迅的姑娘之间总需要认识一下——更何况，身边已经有人读过剧本的人在盛赞了。我几年前见过她一面，记忆中那是一个颁奖礼，我是被主办方叫去吃饭的，她是获奖的评论家。隔着一张桌子，看了她一眼，直觉她是个细腻敏感的人，纤长的手指拨弄着极肩的头发——“作者”对“评论家”有种天然的复杂隔膜，所以印象中，我没有过去跟她说话。这种传说中的“偏见”，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晚来了好几年。不过，也许刚刚好。我们约在话剧《大先生》排练场旁边的咖啡店，店里的二楼通常并不对外开放。阳光柔和地照进来，照在青色砖石贴出的墙壁——她对我一笑，说：“我不是评论家，我最初写评论完全是个偶然。”

　　她一直读的都是中文系，硕士还是中国当代文学，似乎写评论性质的文章是她学业的一部分。为了准备毕业论文，她通读了一位她很喜欢的女作家的作品，从头到尾读完了，却感觉到了某种“不舒服的压抑”，她开始探究原因，于是，她的第一篇“文学评论”出炉了，然后，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写稿的邀约——但都是请她写“评论”。“我最开始，不过是出于一个‘读者’最直接也最感性的角度，结果……”结果，就被人当成了评论家，长达七年。“不过也许，是我当时心里还是希望有一天去创作的，但我又觉得还没准备好，所以就想先去研究一下别人的写作，这也是一时冲动就去写评论的原因。”她这么说。2009年，她接受了林兆华导演的邀约，开始写一个关于鲁迅的戏——魔咒持续了三年，无数的阅读，无数的推翻，各种艰难的挣扎和取舍……待剧本成型时，人间已经沧海桑田——这出戏真正公演时，导演都换了人——终究是一位年轻的新锐导演把它搬上舞台的。在深夜，我读完了《大先生》的剧本，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激动。

　　起初我还提醒自己，注意在写稿的时候不要“剧透”，然而这是一个无效的担心，因为整出戏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截取了鲁迅某一段或者是大致的人生轨迹，套在一个加工过的剧情的壳子里——不是那样的，如果你愿意，可以将整出戏看成是一个名叫“鲁迅”的人的心灵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鲁迅人生里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以及，她虚构出来的人物，他们一起出没于舞台，混乱了时空，跟戏里的“鲁迅”进行一场又一场充满隐喻的拷问。我一直钟爱鲁迅先生的《野草》，在那里面，其实不好说是什么文体，处处虚构象征却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正是在这样的《野草》里，才能看到一个小说或杂文里都看不到的鲁迅。只有在《野草》里，那个平日里无论受人景仰还是唾弃的“大先生”，终于不在乎自身的存在感，像是辛苦赶了很久的路，袒露给整个世界一个毫不掩饰的疲倦微笑。

　　我想说，在她的剧本里，我读出了一种想要还原《野草》里那个鲁迅的野心。可是不知为何，从始至终，我却没有问她这个问题，就好像，我突然间觉得，那是一种类似隐私，我不该问的东西。我只是在读完剧本的晚上发信息给她，郑重其事地说，我真的很喜欢。最喜欢的，居然是她放下了所有对于故事的执念。整出戏严格地说并没有故事，可如果你知道鲁迅是谁，如果你还记得中学时代课本里的那个人，你就能看懂。那个冲破了“虚”“实”分界的鲁迅，对所有现实中和虚构中的人物，掏出来自己的心。咬一口。忍着炼狱一样地痛说：我真的咽下去了，那是我自己的心。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呢……我们说起自己最初为什么被鲁迅吸引。我告诉她，对我来说，特别简单，就是初中课本上的《孔乙己》。那一天我们的语文课在讲特别无聊的内容，于是我无意识地把书往后翻，就翻到了《孔乙己》。我开始看。孔乙己坐在草团上，用手走着，来到咸亨酒店，说：“温一碗酒。”柜台里小伙计甚至看不到他。周围人说孔乙己你让人家把腿打折了，他说：不要取笑。

　　眼泪就是在那个时候涌上来，我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用力把它们压回去——同学们会以为我有神经病的。可其实，我耳朵里已经完全听不见周围的动静，只剩下那篇小说里扑面而来的苍凉。彼时我的心尚且柔软，因此对每一次认真的难过都记忆犹新。她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孔乙己》——当年看到你说的这个地方，心里真受不了。”“那种震撼力，对吧？”“虽然我也喜欢张爱玲，喜欢沈从文——这听起来似乎俗了点儿，”她笑了，“可是鲁迅身上有一种能力他们谁都没有。你看鲁迅的人物，孔乙己，阿Q，九斤老太，你确实能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代表性，每个人生活里好像都见过这样的人。他对现实有一种超强的概括能力，我把他的这种能力叫做‘原型能力’，你只需要告诉别人‘那是一个像阿Q一样的人，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所谓的原型能力，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提炼吧……”“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鲁迅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我问。“喜欢的。他把那种落魄表达得真好。他真的是好擅长写这些……”“一定是他心里本来就住着一个loser。”我说出了一直在我心里的话。

　　“没错，肯定是这样的。他能把这些挫败——这些弱者的挫败写成这样，这么微妙又这么丝丝入扣，我相信他在这些人物身上一定有自我的投射。有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按说他在生活里算是个顺利的人吧……受人尊重，又有地位，总得来说钱也赚得不算少——可是他内心里那种深刻的卑微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家境巨变，他作为一个敏感的孩子，也受了很多苦，至少体会了很多被亲戚嫌弃的感觉？”但我相信有些事情属于天生，每个人内心的状态很多时候并不是人生实际的境遇能够解释的。同样生长在这个中途败落的家庭里，他的兄弟周作人却是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而我，不得不说，在阅读她的剧本的过程中，最为认同的，是剧中的“周作人”的一段台词：“世间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当你想去爱时，发现这种爱会吞噬自己。别人的苦难要求你放弃这把伞，这把你用全部的智慧和美做出来的伞。因为在苦难面前，它像是一种冷漠和特权。可假如你放弃它，你的生命就失去了目的，一个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目的。……如果你完全彻底地爱他们，你就等于完全彻底地自杀。”我承认，这几句话，重重地打到了我心里。我一向不同意人们惯常的，将鲁迅变成一尊塑像树在“家国”的藩篱之内。鲁迅在精神上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在我眼里，他是白话文以来，唯一一个一直强调要“爱世界”的人——可是他知道这世界有多糟糕，他知道所有的热血只会换来旁人的不堪与自己的尴尬，可是他好像也只能这样下去，因为在他眼里这是唯一的正确的事情。人一定要做正确的事情不可吗？即使那种正确就像精卫填海一样绝望？——对他来说，是的。我甚至觉得，所谓“救国”也只是他心中的“正确”的某个载体，即使他没有生在一个迫切需要寻求出路的国家，他也会找到别的承载的方式。多亏了有他，我们的“新文学”才有了某种值得骄傲的高贵。就像李静说的：“他胸口有一团火，那团火的灼人热度，旁人都能感受到。”我问她，是否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样的写法：放弃大众习惯的主干情节，让鲁迅的独白与幻觉成为核心——她却说，一开始当然没有这么想过，而最终选择这样的形式其实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若干次的试错之后，终于，决定采用一个最“不在乎故事”的形式，去成全鲁迅最为复杂的内心。“如果已经不在意故事了，那么你最在意什么呢？”我问。

　　“在意他的激情与思想，准确地说，是激情与思想之间的那种复杂性。他究竟怎么让思想情感化，又让情感思想化，全部融为一体说不清楚，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榜样，”她看着我认真地一笑，“在现在这个时代，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有点吓人，可我真的好喜欢他，他就是一个激情和思想整个合二为一的代表，他从不就事论事的。”在创作的过程中，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自己最得意的地方，是“找到了用鲁迅与我们的现代社会对话的方式”，“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一种残酷的，幽灵一般的东西，就像鲁迅小说里写的那种——大家像过节一样围观刑场上怎么砍头，拿烈士的血去做人血馒头……就是这种残酷的东西，至今没有消除，在我的剧本里，我呈现了这一点，让鲁迅跟这种一直存在的残酷有了对话……我自己很喜欢我设置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瘦子’，他在上一分钟还在扮演革命者，然后只需要在舞台上把外套一脱，就瞬间变身为独裁者……这二者之间只隔了一层纸，怎么说，这也是我选择不在乎讲故事的理由吧。”我明白，她此刻迷恋的，正是戏剧的空间给人的那种自由。令一个小说作者无比羡慕的自由。

　　她觉得写小说更像是一个人在卧室里对自己说话，而戏剧，天然的属性就是对着众人说话。不管是多么私密的话题，倾诉的目的都还是要引起人们的共感。她喜欢贡布罗维奇的剧本，因为他的剧作中很多片段符合她内心深处的某些图像。既然是对着众人发声，即使是诗化的戏剧，也要朗诵出来。她不在乎《大先生》也许为普通观众设置了一些门槛，她相信，“戏剧”的空间本来就是创作者和观众一起努力，不断不断“拱高”的过程。所以，她用了一种写长诗的方式来写鲁迅，她想让人记得，其实“大先生”是个内心脆弱矛盾的人，他为了讨厌他痛恨他的人而活着，他骨头里有种无可救药的浪漫。就是这样胆战心惊，伤痕累累的浪漫，让他具有了偶像一般的意义。对了还有，李静的第二部戏剧作品也已经创作完毕，关于遥远的古代。我非常期待她能一直这样写下去，因为我愿意做她忠实的观众，因为——我更愿意她成为一个剧作家，而不是“评论家”，这样会更方便我们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