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

　

　

　　历时五年，“70后”青年作家王十月在2015年与2016年相交之际提交了新作《收脚印的人》。对待这部作品，王十月很严肃，不仅严肃，他倾注了自己太多心血与记忆，于是他说写完之后感到痛而哭了一场。

　　熟悉王十月的人都知道他被视为当下扛起“打工文学”旗帜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大多数作品聚焦打工群体的命运，自然，也包含了他自己的故事。即便是几部看似非打工题材的作品，如 《无碑》《米岛》，讲述的也是打工者进城前的“前传”，他们的窘迫与宿命共同启动了那个决定进城的动因。在他的写作里，我们往往能体悟到切入肌肤的感受，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打工经历一点一滴拼凑出来，裹挟着时代锋利的烙印，冲击读者的阅读感受。他的写作不仅是为自己，更为“70后”一辈的写作增添了风格鲜明的独特质感。

　　《收脚印的人》同样如此，暂住证、收容所、黑户……它们有的已经进入历史角落里，被更新被改善，有的仍然不时见之于媒体报道，对于王十月而言，他希望借助小说完成对遗忘的抵抗、对遮蔽的还原，他与主人公王端午合二为一，借角色之口道出了一个庞大群体曾面对的现实，有时他甚至跳过角色，直接对社会种种现象坦露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都身处一个真实世界，王十月则带来了一个更真实的现实世界，他说新作是一次自白、一次忏悔、一次救赎，主人公去世前慢慢捡拾起自己过往的“脚印”，这也是作家在为身后的沉默群体以及他们的时代，收“脚印”。

　　我遗憾于缺乏勇气

　　记者：开篇主人公王端午一直强调自己是理智的健康的，而后不断在阐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及思想片段，这里面是否在反讽一种偏见，即想法太多的人很容易被划入疯人疯语之列，继而“非人化”？

　　王十月：是反讽，也是悖论与困境。即，王端午要用疯人疯语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但现实不正是如此么，王端午对社会与人的看法，在许多人眼里，不也正是疯人疯语？读者、审判者皆以为王端午是在说疯话，殊不知，他的话，除去疯狂的外衣，何尝不是灵魂泣血的自省与呐喊，视他为疯子的人，不正是疯子么？这也说明偏见坚如冰川，一本小小的《收脚印的人》自然也无法融化坚冰。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中国当下的认识截然不同，于是，“非人化”也就成为了一种实在的精神镜像。但这“非人化”，倒不在于“想法太多”，而在于，“非我类”的想法哪怕很少，也是不被理解与接受的，也是要被“非人化”的。

　　记者：第一章俄罗斯之行看似与后文无关，但引用了《荒原》《复活》以及庄周梦蝶典故，这些似乎都在暗示主人公的人生观，趋近于悲观和虚妄感。

　　王十月：第一章，许多读者反映不好读，但于我来说，很重要，这一章，诚如《红楼梦》的第一回，是全篇的精神密码所在。这一章的意义在于，作者反复重申《复活》与《荒原》，也在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作为本书的精神底色。两部书与这部小书，也因此而形成互文。每个读者读完此书，都会想到这两部书并由此引发对比与思考，从而得出自身对这时代的复杂判断。这本书自然是悲观的，王端午是绝望的，他试图自审与救赎，却无法成为涅赫留朵夫，北川、阿立们，也没有成为玛丝洛娃的机会，王端午不得不采用暴力的手段。很多读者不能接受本书的结尾：施虐者终于逍遥法外，而自审者被送上审判台，接受女士先生们虚伪的裁判。但他若完成了复活，施虐者如受到了审判，则不是真实的现实。荒原之荒亦在于此。

　　记者：你的这种认识与过往的亲身经历分不开，就像小说中，王十月与王端午常常合二为一，对读者评议社会种种现象，阅读这部小说是能够感受到来自写作者的痛苦和勇气的。

　　王十月：我有意将作者王十月与叙述者王端午合二为一，即，我试图尽可能让我的读者明了，我不试图以王端午为虚构人物从而使得他的言论并不代表作者言论为逃避指责的藉口。王端午所言，即王十月所言。当然，此书写作十分痛苦，区区十余万字，我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动笔，故书中有北川这个人名，但先后废了两个十五万字，第三个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小说。中间许多细节，是盘踞我心头之伤。但，惭愧的是，我的勇气没有经受起检验，我还是不够尖锐，并回避了太多东西。这本书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上可以更精致一些，可以更丰满一些，但最大的遗憾，是我不够勇敢，在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中，有太多回避。

　　记者：你不止一次说城市最初对打工者就像卡夫卡笔下那座城堡，被允许进入，却并不真正接纳。而那些所谓的“成功者”以为自己真的成功了，立即与底层大众区别开来，漠视一切，这里面实则产生了很多道德危机。

　　王十月：我自然是肯定“进城潮”是中国之今日繁荣的推动，而且是巨大的推动力。但我悲愤的是，这伟大的群体的付出、被漠视、被侮辱、被损伤，却淹没于各种成功故事的“鸡汤”里。讽刺的是，我本人也被当作了某一方面草根奋斗的典范，被煮了“鸡汤”。

　　记者：主人公王端午的觉醒、忏悔、求之于审判之旅，与你提到的致敬托尔斯泰《复活》形成对应，但这一前提是他自知自己不久于人世，这是否可以说人性面对罪的问题是需要绝境来启动的？

　　王十月：这也是中国式复活与俄罗斯式复活之不同。王端午若不是生命到了尽头，加之妻离子散了无牵挂，也绝不可能走向复活。这也是中国人至今缺少对罪的自审与复活的缘故。故我们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却忽略了，人终将死，何不早言善。也暗含了我对中国式复活的批判。

　　记者：“收脚印”也非常“中国式”，你家乡传说人去世前需要回顾人生去收回那些足迹。换个角度看，王端午收回的脚印，也是打工群体的集体回忆。

　　王十月：是的。我在书中说，所有的回忆都是不可靠的。但过往已没于尘埃，于是只有通过收脚印穿越回过往并重新审视这过往。但悲哀在于，这所谓的回到过去，依然是不可靠的。事实上，小说是无力做到准确重现历史的，只是局部的唤醒与揭示，可我手中只有小说这把兵器。

　　我将更多书写打工者的未来

　　记者：故事中的王端午说自己进城三十年，去年也是打工文学三十年，有许多讨论放在了它的意义上，以你写作而言，打工文学最大的价值是否就是紧紧关注底层命运？

　　王十月：文学的意义之一在于为时代作见证，直面时代主要的真实。打工文学的价值在于，当中国主流作家长期漠视这三十年推动中国发展的人口红利中的主要人口时，打工文学以粗粝而朴素的方式用了30年来记录他们的生存状态。你可以以艺术的标准指责它的若干问题，但你不能无视它的意义，五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试图从先人的文学作品中了解当时的中国，打工文学无疑是重要窗口。

　　记者：“打工文学”这个概念仍然有许多歧义，你是偏向于有打工经历的作家写作，还是任何打工题材都可以进入？

　　王十月：我的定义更狭窄，是打工者所写的描写打工生活的文学作品，打工者、打工生活、文学作品，三要素缺一不可。

　　记者：那么那些纯然依靠虚构没有底层生活经历的作家，便难以写作这样的题材故事？

　　王十月：并非只有底层者对底层的书写才具有合法性，而是对于拥有底层生活的写作者而言，他们的挑战是如何将生活转化为文学，而对没有底层生活的写作者，他们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对底层生活的想象。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作家没有想象力，但有一个误区，以为写人凭空飞起或在树上生活才是想象力丰富的表现，殊不知，描写你所陌生的人群的日常生活，需要更加强大的想象力。

　　记者：你的写作被认为是扛起打工文学旗帜的作家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个标签？

　　王十月：对标签，我历来的态度是不主动贴，别人贴了也不拒绝。因为打工是我的胎记、红字，不容我拒绝，但同时，我又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无所谓打工文学或什么主义，所以也不主动贴。

　　记者：你近年有些作品看似游离到了非打工题材上，但实则是在接上“打工人生”的前半章，回答一个为何要进城打工的困境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时代话题，你期待小说实现多大程度上的呈现？

　　王十月：是的，我力图书写这个完整的群体，既有他们的此刻，也有他们的来处。而接下来，我会更多关注他们去往何方，肉身的、灵魂的，并以此，构成对中国的书写。

　　记者：近年有许多优秀的非虚构作品聚焦于一些时代重要题材，你会考虑以非虚构方式来呈现更多自己真实经历吗？

　　王十月：其实《收脚印的人》中的收容遣送问题，我最初的想法是非虚构，它将更有力量，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但最后放弃了，我的勇气不够。另外，采用虚构会有更多的精神空间，也更自由，我还是更喜欢这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