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低姿态的写作，因此非常重要

　　在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城市题材不多。金宇澄的《繁花》则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这部在2015年几无悬念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屡次加印。直到今天，《繁花》的话题依然被屡屡提及，金宇澄缓慢细致的城市叙述在碎片化阅读的多媒体时代征服读者，自有他的原因。

　　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之后，金宇澄很快推出散文精选——《洗牌年代》，据称是《繁花》的素材笔记，某些来来往往的人与场景——对熟悉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既是《繁花》的背影，也是这部散文集流连忘返的内容。

　　或者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繁花》热销的一些答案。

　　读书报：初版于2006年的《洗牌年代》，在《繁花》获奖后重版，据说在上海书展首发时“排队等待签名的人绕着书展中央大厅的楼梯一圈又一圈，丝毫不会计较这其实是一本将近十年无人问津的旧著。”(张定浩语)《洗牌年代》此前是真的“无人问津”吗？此次重版有无修改？您是否认同张定浩所说，“新的作品会改变过去作品的命运，麻将牌重新洗洗，又是一副新牌”？

　　金宇澄：他说的不完全对，这本年随笔集《洗牌年代》，初版印6000册，几年里也卖完了，网上很少有这个版本。当时这套文汇出版社“中年客”另三本是陈村、沈宏非、程小莹。“豆瓣”还留着对它们的评价。原文我是在《海上文坛》的专栏，一月一篇，配西方摄影照片，比如《二十五响连发》讲的是中国土铳等等枪事，配了普鲁士军官或苏联女战士持枪照，《苏州河》配的就是塞纳河或意大利小巷搬运旧船的照片，初版的单行本也是这样做的，本国内容对比西洋照片。它在影响力上当然无法跟《繁花》比，我的朋友(《洗》的责编)朱耀华哪会放过我？一定要重版，但总得给读者新内容，因此我去掉全部照片，自己改画27幅插图，结尾加有两则“手工细节”对话，再次出版的意义，也可以说它是《繁花》的“素材”本，《繁花》有一些章节我当时写得飞快，事后想起是随笔上已经提到的。张屏瑾最近也说，《洗》比《繁花》有趣。也许是因为，它完全是用普通话写的原因吧。

　　读书报：您的绘画颇具专业水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您认为在作品中增加自己的绘画，是必须的吗？

　　金宇澄：没学过画，早前我和朋友通信，比如解释具体的细节方位，喜欢画图说明，图画有时更明白。《繁花》20图、新版《洗牌年代》27幅图，不是通常的文字装饰，是说明，人物在哪几条上海马路上活动？具体建筑的变迁、已经被遗忘的用具，包括怎么打制一把镰刀的步骤，觉得有趣的就可以配图。我常常被问为什么画图？文字有时真不如图，比如上海老弄堂房子内部是如何的？就是写两万字、三万字也不清楚，可以画示意图来补充。

　　读书报：《繁花》获茅奖后的创作情况可否谈谈？非虚构作品《火鸟：时光对照录》是《繁花》之后创作的吗？

　　金宇澄：是一个关于父辈的纪实，它的引文方式有点像七嘴八舌的插话，很有形式感。最近的创作，就是修订很多访谈和对话吧，主要是和王家卫导演合作的电影梗概——我对电影没感觉，但必须配合。

　　读书报：能回顾下80年代中期您的写作状态吗？

　　金宇澄：在《萌芽》发过几个短篇，得了“上海青年小说奖”和两届《萌芽》奖。之后参加上海青创班，短篇《风中鸟》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同期发在《上海文学》，得了《上海文学》奖，再以后就调《上海文学》当编辑。在1990年前后发的小说，包括《收获》发的那些个中短篇、散文之后，就感觉不能再写了。当编辑容易挑剔别人的文字，写作则是要全力来鼓励自己，那时我经常晚上写一节，早上起来就觉很差，挑剔别人，也挑剔了自己，很分裂，感到很难继续真正的写作了。

　　读书报：正处于写作的上升时期，果断地“觉得不能再写”---为什么会对自己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您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写作”？

　　金宇澄：简单讲就是，要么做作家，要么编辑，我是徘徊的，也没把写作当成重要事，不觉得写作那么重要。刚到编辑部，老主编周介人让我编个稿子，结果被我改成了大花脸，当时都是手写稿，满篇都改成红的了，周老师很吃惊，这稿子确实很差，但他也真没见过能这样改的。那阶段我自己在写，白天挑剔他人晚上鼓励自己——写作得有百分百的自勉，后来就觉得做不到了，做不到“真正的写作”，遇到了“极点”，这是运动员的词。记得有一次我收到了一本《世界文学》，那时都注意西方文学，一打开目录是“越南小说专辑”，本能就扫兴，之后我自问，为什么这样扫兴？也就想到我们的小说在西方读者眼里，就是看这专辑的态度吧，仿佛从那时起，我就解脱了，平静了。总之，那时期我遇到了瓶颈，然后找理由退出，尤其编辑工作的干扰，自我退出。

　　读书报：谈到“那时期我遇到了瓶颈”---感觉您面对瓶颈并没有急于改变，还是曾经也试图拿出更好的作品证明自己？瓶颈的突破，是经历多年积淀之后自然而然解决的吗？有追求的作家无一例外希望不断地突破不断有所进步。希望您给同行一些启示。

　　金宇澄：当然也有过希望自己“越写越好”的阶段。有一年，我天天待在家里写，吃饭马虎，形容枯槁，邻居有一位老大夫，偶然见我大惊，警告说，我再这样下去，身体肯定出问题。然后就是编辑工作对写作的干扰。《世界文学》给我在心理上一个退却的理由，这过程是复杂的，也因人而异，既可以攻城略地，柳暗花明，也可能一直是败走麦城的。记得当年青创班一个朋友，坚持写作到什么程度，家里一大堆一大叠的稿件，那时都是手写，一个都发不出去，后来老婆见他写字，就上来撕碎，因此他只能到邮局写信的座位上写，他这样努力，仍然收效甚微……年青作者往往容易逼迫自己，向自己索要灵感，无视种种局限，良性的获取是水到渠成的，牵涉到条件、方法等等无数复杂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通常所谓的焦虑是，写你难以把控的内容，人不能逼自己写一个陌生的东西。

　　读书报：能否谈谈对您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有哪些人或事？

　　金宇澄：16岁去东北，一直和上海一个朋友通信，他比我大几岁，说我能写小说，也是他信里的话。记得1970年他在读《小逻辑》，读叔本华，虽然这都是我不喜欢的书。在东北农场也有这类朋友，喜欢和他们交往。回上海探亲，也是找这类朋友。

　　这种寻找，是记忆里的瘾。等前些年看到陈丹青的回忆文字，包括遇见了陈建华教授——他给我一本诗集，才知道他是1964---1968年上海的地下诗人，写颓废诗歌。这种时刻，我心里冒出的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当年不认识他们？认识他们就好了。应该说，属于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孤独的。

　　读书报：当年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您并没有像同时代作家，比如叶辛(更不用想念说贾平凹莫言等)等痴迷于农村题材。

　　金宇澄：“出生地”对人有重要的影响，我和我母亲都生上海，我很难再选另一个目的地，很难忘本。迁去农场是非自愿的，是一种“大雁飞几千里路，也要返回出生地”的心情，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第二故乡”等口号，也一直是怀疑的，我小说里的北方乡野，因此难免都是陌生的灰颜色——如今我不少的同伙都去看过北方老农场了，我心里知道，他们都是在那边谈的恋爱，那地方就会出现玫瑰颜色，我没有。

　　读书报：从之后有20年时间，您几乎没写。

　　金宇澄：基本不写，改稿子，注意来稿语言、方言，润色，《上海文学》面向全国，来稿方言写过了头，不自然，就改，包括上海话很难拿捏，不小心就俗，直接就发，外地读者肯定不懂，这一块我经常动笔。那时已盛行所谓“报告文学”，为企业写文章、出书得赞助，社会上也有这种邀请，我们杂志在那段时期，同样苦心经营搞创收，文学杂志在经济上一般都困难——因此说《上海文学》的几次变动，并不是因为小说编不下去、编辑没能力的一种变动，都是因为经济实在支撑不下去发生的所谓变动。从1984年起，《上海文学》就没“人头费”了，自负盈亏，经常要“拉赞助”，我和同事们甚至被叫去山西写潞安煤矿，采写一大本各煤矿的光荣事迹出书，或是被朋友拉去写电视剧(《相亲相爱》)等等，为香港导演潘文杰写剧本……不写小说，写这些。

　　读书报：那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动笔？《繁花》是在什么背景下完成的？

　　金宇澄：2011年5月，有朋友在“弄堂网”写真人真事，我看后觉得，写普通老百姓会更有趣，就开了一个闲聊的帖子，非功利，用“独上阁楼”的网名，很是新鲜。没想到以后每天就被读者催了，要我多写。陈丹青讲一个上海小孩翻斤斗，假如大家围观鼓掌，他就能不知疲倦地翻个不停，可以说是这样的环境成就了《繁花》。还有就是，网络特别的自由自在，就好像你完全脱离了圈子和自己，有陌生名字，同很多陌生人来往，触角特别灵敏，6个月里，这闲聊成了长篇初稿。

　　读书报：《繁花》在网上发表时曾暂名《独上阁楼》，您是以游戏而喜悦的心态写的，是非书斋、非功利的一种状态。能谈谈您在网络上写作的体会吗？

　　金宇澄：比如说连载文学的传统，至少在圈内是遗忘的，我个人觉得，写作不一定就是私密、高深的，或是庙堂，可以很平凡，可以直接面对读者，可以经受精神、环境双面的压力，这里边有“书斋写作”难以感受的责任感，非常清醒，也经常陶醉。说老实话，我们所谓的小说，就是给读者看的，我们的作者也都希望看到更多的读后感，但常规意义上，你写一个长篇比如两年，你只会看到一个读后感，也就是编辑谈论的读稿感受。但是你网上每天写每一节，都会得到反馈，最近评论家吴亮也在我熟悉的“弄堂网”洋洋洒洒大写小说，半年写了二十多万字了，有时我上去看，感觉这小说的出生欲望、这个著名评论家曾经在80年代也写过小说，之后已憋了几十年，等于尘封的古董级茶砖，沏出来浓，尤其网上那做自由状态。有次看了他一段，心里忽然有跳起来的感觉，我是想到了自己曾在网上的感受，非常自由自得，众目睽睽之下，高度警觉下一种超常的挥洒，这个过程，现在想想非常奢侈，很怀念那个时期。

　　《洗牌年代》，金宇澄著，文汇出版社2015年9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