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经之：深圳最适合做“现实学问”

▲文艺美学家胡经之。

　　去年年底，知名文艺美学家胡经之可谓“双喜临门”。一是五卷本的皇皇巨著《胡经之文集》正式面世；二是被授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近日，深圳商报记者来到已届83岁高龄的胡经之家中，聆听这位“中国文艺美学教父”、深圳学术文化界的“拓荒者”畅述治学往事。

　　胡经之最早提出发展文艺美学，率先开拓文艺美学，是我国文艺美学学科最重要的开拓者与创立者。1984年与知名学者乐黛云共同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曾任系主任等职。其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影响较大的教材。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中国古典文艺学》《胡经之文丛》以及《胡经之文集》(五卷)等。

　　提倡文化美学并非否定文艺美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大家都知道您在国内率先开拓文艺美学新学科，最早在北大设立文艺美学硕士专业方向。而您也是师承杨晦、朱光潜、宗白华等名家。您是在怎样的机缘下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

　　胡经之：我在北大的老师们当时是在美学并不很兴盛的情况下研究美学的，他们当时并不能大张旗鼓地研究美学，直到周扬1958年来北大讲课，那时大家才敢真正去研究美学。在此以前，无非就是个人兴趣。首先我看了朱光潜的书，他讲只有艺术才有美，大自然没有美，于是我心里就犯嘀咕，疑惑为何大自然没有美，所以我想看书，看看其他人怎么说。从1953年开始，我就看了很多“五四”以后的相关书籍，大概有二三十本，总没解决心里的问题。等到周扬主动带了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五人来到北大，开设一系列“文学理论”讲座，主题是“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我的研究兴致就上来了。我首先从文艺美学着手。可是我的兴趣也不光在文学艺术上，我还对大自然、人文现象感兴趣。所以我要进一步从美学观点来看文化现象。最后我又回到年轻时的题目：大自然究竟有没有美？现在还没有哪一种美学理论解释得很清楚，我还要继续研究，下来可能还要继续写文章。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文艺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一门新学科，当时您赋予了这门学科怎样的内涵？

　　胡经之：我当时提倡两个东西：比较文艺学和文艺美学，文艺美学是一门新学科，以前美学和文艺学并没发生联系的，文艺学的重心是讲文艺怎么为政治服务，所有的理论都是围绕为政治服务展开，政治性很强。理论以抽象的方式来为政治服务。但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文学艺术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文学艺术还有其审美作用。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独立的作用，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为其他方面服务，比如塑造人格精神世界，亦可以给人美的享受，我不反对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来研究文学艺术，但不能缺少美学，而且比起其他艺术形式，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更大。文学艺术要追求真善美，上世纪80年我提倡这点，大家都很拥护。此外，外国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习，但是要把中国的跟外国的进行比较研究，这就是“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来深圳以后，最明显的就是倡导文化美学。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经历了一种怎样的思考？

　　胡经之：最早我是在广州的《学术研究》上写了文章，题目叫《走向文化美学》。接触了很多国际文化现象之后，才觉得我们要面向现实，面向大众文化，应该把我们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文化。换言之，精英文化要研究，大众文化也要研究，然后才能促使主流文化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率先将深圳大学中文系拓展成国际文化系。深圳大学的很多学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传播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5年的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国际交流学院是从中文系里的对外汉语专业发展而来的。国际文化系成为深圳大学学科的增长点。那时深大文科只有中文系、外语系。现在的文学院又拓展为文史哲。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美学并不是要否定文艺美学。文艺美学对文学艺术还要做深入研究，但我认为不能只停留在文学艺术，应该有更宽的视野。文学艺术在文化里是比较核心的部分。后来，深圳成立了文艺评论家协会，我必须思考深圳的问题，必须面向深圳的现实，跟深圳的文化建设相结合。所以，我当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都要求深圳的文学艺术家们应联系深圳的现实来创作、研究。当时，文化研究已经兴起，我希望把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能够做综合研究。实际上，我的文化美学思想是：大众文化是一块，精英文化不能丢，主流文化走前列，三者协调发展，良性互动。要有不同层次的文化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良性发展。没有不同层次的文化互动，就会走向单一化。

　　深圳最适合搞的学问是“新精尖”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和乐黛云先生在1984年创办了深大中文系，刚开始是否已有较系统的创办思路，还是直接就把北大的上课模式复制在深大？

　　胡经之：上世纪80年初办深圳大学时，钱穆的儿子钱逊就向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首任校长张维院士推荐了我、汤一介和乐黛云，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和国学研究所。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半年在深圳，半年在北大。之所以请我们到深圳，张维讲得很清楚，是要让汤一介搞国学，但不能成立系，于是成立国学研究所。中文系由我和乐黛云创办。张维明确讲要发展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是新兴学科，当时乐黛云还在美国研究比较文学，所以希望她回来搞。当时，我也提倡比较文艺学和文艺美学，路子较宽。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干的，把比较文学抬得很重要。说实话，最初几年基本上是把北大的课照搬到深圳。因为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北大开什么课，在深圳就上现成的，把北大的老师请到深圳再讲。我和乐黛云轮流来深圳半年。我们招的研究生在北大，也可以带到深圳，还允许我们带年轻教师到深大。章必功、郁龙余、景海峰、刘小枫都是我们带来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汤一介和乐黛云后来都没直接留在深大，而您选择在此定居。可以谈谈原因吗？

　　胡经之：当时我还没下决心要在深圳停留下来，那三年飞来飞去之后，我就感觉到深圳这个地方好，我已经60多岁了，我认为深圳的整体条件适合我居住。但是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到了深圳还是可以搞学术，很多研究是我在北大开始撰写，然后在深圳整理定稿。比如我在北大上文艺美学，带研究生，出的书基本上是在讲义基础上进行归纳，实际上这些工作是到深圳做的。因为深圳条件好，在深圳不用花很多精力在别的地方，可以集中精力搞学术，我也不参加很多活动，平时看电视，别的时间都搞学问，所以我的《文艺美学》著述是在深圳定稿的。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有不少学者也认为，深圳的环境氛围并不适合做人文学术研究。不知您是怎么看的？

　　胡经之：我刚来深圳的那一年，陈平原到北大读博士生，是王瑶的第一届博士生，我跟陈平原的老师吴宏聪相熟，所以陈平原就来看我，告知他要在北大研究清末民初的文学，即近代文学，我说研究这一段文学史当然要到北京，资料集中，让他安心在这里读书。而我也告诉他，我要到南方了，我搞的学问在北京可以做，在广州也可以做，但其时讲这话心里没底，毕竟能不能搞，我也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我体会到在深圳搞学问最适合搞的是“新精尖”，面向现实的学问。

　　简言之，研究国际交流的新问题，深圳最好。我就要盯住深圳出现的新问题、疑难问题，因为变化太快，深圳出现的问题对全国有意义，先在深圳出现，过几年在内地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大众文化是这样，环境问题也是如此。所以，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的学术重心已不是搞“大洋古”(即大项目、西方的、古典的)，而是面向现实的新问题，我的学术事业是“国际视野，深圳情怀，解决现实问题”，希望把这三者统一起来。

　　(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