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我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恰然”

　　十年前采访陈继明时，他是“宁夏三棵树”之一，是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十年之后再访，自称为“边缘人”的陈继明已经喜欢上了在珠海并无优越感的状态。

　　他想，这可能正是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好像压根没有写作这回事。但是，“有一个傻瓜在写作，”陈继明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三棵树”之一的陈继明“移植”到珠海后，他的写作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陈继明说，十年，对他来说是极大考验。他曾经有过放弃写作的念头，但是好在都挺过来了。在珠海的十年，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变得更加坚强，也让他和写作的关系更加本真。

　　读书报：能谈炎“三棵树”的来历么？

　　陈继明：写作让我没去经商、没去做官，写作始终把我摁在书桌旁，这其实是一件相当惊险的事情，貌似自然，其实惊险，所以我要衷心地感谢写作，尤其是在宁夏的写作。在宁夏，和石舒清、金殴三人赢得了“宁夏三棵树”的美誉。这个名称是敬泽先生发明的，他先有一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叫《两棵树，在远方》，是谈我和石舒清的，后来加上金殴，就成了“三棵树”。非常感谢李敬泽，他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我们，随后又热情洋溢地写文章推介我们，还起了“三棵树”这么好的一个名字。

　　读书报：短篇小说集《寂静与芬芳》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是在哪一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推出了不少优秀作家，我想竞争应该比较激烈吧？在边远的宁夏，您是怎样被注意到的，有没有伯乐？

　　陈继明：《寂静与芬芳》是我的第一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李敬泽当时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伯乐。短篇小说《寂静与芬芳》和《城市的雪》就是李敬泽发的，而且是以小辑的形式发的，小辑的名称是“陈继明小说”。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短篇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发表在《朔方》杂志上，被雷达老师迅速发现，并写专文推荐，还记得第一句话是：“我看到了一篇罕见的好小说”，这实在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这篇小说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我的成名作。最终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张凤珠老师、雷达老师、崔道怡老师，以及宁夏的张贤亮老师、虞期湘老师、冯剑华老师，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读书报：为什么离开宁夏，在珠海这十年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

　　陈继明：离开宁夏，和我喜欢变化的品性有直接关系。我曾经在五个单位工作过，在一个单位平均工作五年。积累人脉，注重现实，我向来做不到这样考虑问题。猴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我好像不能不是这样的猴子，我对变化有刻骨铭心的爱好。不过离开的时候，我还是十分犹豫，因为当时我已经四十几岁了。但我最终选择了离开。我知道到了广东我将什么都不是，对可能的挑战，我断然采取了蔑视的态度。再说，从零开始写作，本身也具有吸引力。不过，到了珠海后，才知道一切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珠海是经济特区，靠近香港澳门，有钱人太多了，人们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就是钱，而且是十分公开的，丝毫没有道德负担。人们是如何对待一个写作的人的？写作可以，挣到钱了没有？如果没有，还写什么！有人告诉我，看到《小说选刊》转载我的小说了，口气里满含怜悯，真心实意不含恶意的怜悯。第三年我几乎重回宁夏了。接着又回到珠海。因为，宁夏对文学的超乎寻常的热情又让我不习惯了。我发现，宁夏的文学热，也是不正常的，甚至有害无益。于是我下决心回到珠海。接下来就顺利完成了心理转变。我开始喜欢我在珠海的生活了。

　　读书报：2006年您从宁夏到了珠海，若以此为分界线，到珠海之后的写作风格是否发生了变化？   

　　陈继明：空间会带来变化，时间也会带来变化。作家自己在成长，文字也会跟着成长。另外，我本人也需要变化，如果我必需始终写“邮票大的地方”，我就不写作。我对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没有预期。另外，人们之所以认为我现在的写作和过去不同，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只被外界看到了狭窄的一部分。“三棵树”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描述。我们的写作，在相当程度上，被描述了。外界会故意忽略另外的一些作品。其实，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有相当的个人性，个人主义的兴起是现代小说兴起的主要原因，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我就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并以此为最根本的写作信念。在写作中，任何大于个人的东西，我都警惕。时代，乡土，先锋，在写作中，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大于个人。我反感明显的外在的先锋模样。我不喜欢《尤里西斯》和《变形记》。卡夫卡的小说，我更喜欢《乡间的婚礼筹备》、《在流放地》这样的篇什，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外表平和，气质先锋，人物不失真，人物是叙事的旨归。这也是我的写作理想，只可惜我做得没那么好。

　　读书报：您的语言很有诗意，是否之前写过诗歌？如果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为何由诗歌转向小说？

　　陈继明：上大学的时候，满校园都是诗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曾经创办过油印诗刊，后来被强迫停刊，有半夜转移油印机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因为相信自己缺乏写诗的才华，转向写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其实才渐渐懂得了诗。诗，是更内在的一种品质。真正的诗是看不见的。写小说，其实也在写诗。只不过，那是一种更加隐蔽和曲折，无法目睹的过程。小说在文体上距离诗越远越好，但在内里，可能殊途同归。现在我偶尔也会写写诗，但很少发表，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的，不知能不能做到。

　　读书报：2011年，中篇小说《北京和尚》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选刊转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作品重提信仰的力量，也能看出您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愿意谈谈这一中篇小说的创作背景吗？它在您的写作中是否有格外的意义？

　　陈继明：《北京和尚》，可能是我走向中年写作的一个标志。中年写作，非分之想少了，写作气质可能更沉静，更宽阔，更持久。这种气质，应该会转化为文字的气质。《北京和尚》其实在写一个和尚的不安。没信仰怎么都可以，一旦有了信仰，则可能事事难安。这个和尚的出和入，在佛门内外的再三摇摆，有史无前例的时代意义。而和尚的身份，以及涉及佛教的内容，都出自“写实的需要”。我对佛教一知半解，这个小说发表后，很多佛学界的朋友找我谈佛学，我总是赶紧申明，我不懂佛学，真的不懂。

　　读书报：我也喜欢《芳邻》中的灰宝、《圣地》中的小羽等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离我不远，那么亲近、真实，似乎触手可及。这些作品的背后，有您很多思考，包括对传统文化、对教育、对死亡、对纯粹的精神之恋……作品很短，却一波三折，尤其《圣地》悬念丛生。很想知道您的创作状态，近年来很多作品，能看得出是从生活中来，更是从新闻中来，您的素材来自哪里？在写作之前，已经设置好故事的脉络和走向？还是顺其自然？

　　陈继明：灰宝是一个真人，名字都没变，几乎没有虚构。这个时代，真有这样一个人，拒绝成为富人，旁观人们的忙碌，他还是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他真的在阅读《论语》和《本草纲目》。现实中的他，甚至被人们看作神经病，曾两次被派出所抓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人们对他有适度的理解和礼遇。《圣地》中的小羽，虚构的成份较多，但我在大学任教，熟悉小羽这样的人物。写这个小说前，我专程去武汉做过调查。《圣地》这篇小说，设置了逐渐解开悬念的结构，是一次向通俗小说学习的尝试。

　　读书报：从1982年开始写作，三十多年来，您的长篇并不算多。当然长篇并不是评价作家创作成就的主要标准。我想知道的是，在很多作家急于用长篇证明自己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陈继明：实际上我已经有三部长篇了，只是都没写好，主要是没下够功夫。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是《一人一个天堂》，讲了“文革”时期发生在某麻风院里的一个故事。这部小说一直有一些民间声誉，花城出版社每年都能卖掉许多书，不少大学的课堂上研讨过这部作品，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几年前把它列入了翻译出版计划。近期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打算。门罗获诺贝尔奖之后，必需写长篇的焦虑的确少了很多。

　　读书报：您对自己的创作是否满意？是否已经写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作品？近期有何创作计划？

　　陈继明：我有一个习惯，总会在写完之后立即轻看自己的作品。别人说好或说坏的时候，我一般不置一词，不是故意不说话，而是真的认为人家是对的。每一部作品，开始写的时候，都认为是值得写的，一旦写起来，情况就复杂了，我有一句话——写作是用救命稻草求生的事业。所以，对于成就，我不敢有非分之想。

　　近期还是会多写中篇小说。

　　读书报：2013年，中篇小说《灰汉》获得 “十月文学奖”。愿意谈谈和文学刊物的关系吗？和哪些刊物交往最多？受益最多(指编辑和作家的往来，对于稿件的指导)？

　　陈继明：《十月》对我的关心和扶持，是从我写作之初就开始的，非常感激王占君、陈东捷这些编辑。没有他们，我的写作不一定能坚持到今天。《十月》对《灰汉》的偏爱也是独一无二的，我的感激之情是我自己的，更是灰汉的。写作二三十年，和一些刊物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有些信任是通过退稿建立的。若干编辑的督促和关心，也是我的写作动力之一。我一般只给熟悉的编辑投稿，反正也写不了太多东西。

　　读书报：很喜欢您的作品中景物的铺陈以及心理描写。能谈谈您对于写作技巧的理解吗？您的文学创作，受哪些人影响较多？

　　陈继明：我一直觉得我不会写景物，我害怕别人说起这一点，晋瑜说喜欢，我大感意外。我倒是向来偏爱心理学，我认为，好小说必需有足够的心理学含量，写动作的时候，找不到心理学依据，我就会停下来不写。雷达老师曾说我的小说是“心理现实主义”，我喜欢这个说法。我的文学导师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福克纳、赫拉巴尔、库切等作家。这些作家没有明显的先锋姿态，不装模作样，也不守旧，不陈腐，语气肯切、平和、谦逊，妙从衷来，滋味恰然，我非常愿意成为他们那样的作家。

　　读书报：对于城市和乡村的描写，您均有涉猎，不同于50后作家，他们多数长于农村题材的写作(估且这么概括)，而生长在城市的作家，对于农村描写几乎是短板。为何您的写作能够二者都游刃有余？

　　陈继明：我来自农村，生活在城市，对农村和城市都不算很熟悉，也不陌生。我感兴趣的人物适合在乡村就放在乡村，适合在城市就放在城市。只是，凡是乡村人物，都放在了一个虚构的村子：海棠，而城市人物，就对不起他们了，总是和我自己一样，飘来飘去，不知道哪一个城市是自己的。是否也应该虚构一个城市？

　　读书报：您的小说中，尤其是散文，除了诗意、浪漫还有温情(我看得不多，概括并不准确)。愿意分别谈谈不同文体的创作，于您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陈继明：我出版过一本长篇散文《陈庄的火与土》，除此之外，很少写散文。最好的散文令我敬畏，令我缩手缩脚。常见的散文多显做作，令我反感，因噎废食，也便不写。我的小说里如果有诗意、温情和浪漫，可能与刚提到的几位导师有关，我总是试图写出“妙从衷来，滋味恰然”的语言。我曾有计划，一辈子出一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集，现在，小说集已经超过三本了，散文集和诗集距离目标还很远。

　　读书报：2008年和去年夏天，您还举办过个人书法展。对于书法，您愿意谈谈吗？是临贴还是自创一体？

　　陈继明：我父亲是一个乡间知识分子，字写得好，我从小跟他练字。写小说多的时候，练字也较多，小说写不动了就移步到另一张桌上去练字。所以，每写完一篇小说我的字都有进步。写字对我来说，是另一种写作。写字和写小说相一致的地方是，你能预料能掌握的，和你无法预料无法掌握的，共同促成了你的“写作”，后者更是一种必需，是写作之所以是写作的关键。所以我愿意把临帖和写字也看成写作。

　　(《陈万水名单》，陈继明著，阳光出版社2014年2月，《和尚》，陈继明著，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目前电影改编和话剧改编都在进行中)